新时代财富驱动下，关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分析

引言

新时代财富驱动下，关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分析--财富运动是财富生产与创造、财富消费与积累、财富分配与共享的综合过程，难点困境在于动态变化的复杂性，长期发展与短期惯性错位，意识形态非均衡等方面。进一步梳理财富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三个层面。

一、新时代财富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宏观层面的制约因素

（一）中国现代化财富的评价体系及绩效体系尚未构建

财富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先确定财富理论的基本框架，财富理论在历史演进和时代发展的需求下，经历了结构的进化过程和变革过程。然而，现有关于财富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以资本核算方式。

抑或是对GDP形式财富构成的绿色化拓展方面。但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不足以衡量和判断主体目标的程度化和质量化标准，以数量形式作为财富横向比较具有局限性。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下，财富框架的构建及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在理论研究中留有空白，这成为财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宏观层面的核心约束。一方面，无法从国家层面宏观把握财富运动的比较优势和阶段性短板，以及时调整短期目标和短期策略。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无法准确判断地区财富运动在生产创造、消费、积累、分配中间的矛盾所在，且地方之间无法实现发展优势借鉴，阻碍了财富驱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范式生成。随着经济复杂性加深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财富理论也愈发丰富和宏大，涉及的范围和深度也在持续的拓展。

基于本文的理论研究，初步探讨中国现代化体系下财富类别及构成，但由于研究侧重点的局限性，对于财富构成的具体标准设计及核算方法在这里不展开分析，仅供中国现代化财富的类别构成及核心目标概况，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细化和补充。

（二）自然财富的价值实现机制存在生产性和制度性壁垒

自然财富本身仅具有使用价值，而自然财富需要与劳动结合才能恢复生产及服务功能，即通过运输、开发、清洁、过滤等初步处理才具有价值属性，自然财富的价值实现是生态系统为人类供物质产品和服务功能的过程。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述要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虽然目前我国生态产品的供给逐渐丰富，但是包含生态产品在内的自然财富价值实现机制仍然处在进一步探索中。自然财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在现阶段仍然存在生产性壁垒和制度性壁垒。

其一，企业、政府和公众尚未做到将自然财富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进行统筹兼顾，尤其是在传统生产模式中存在行为惯式和路径依赖。此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产业的生态化转型以及生态关联产业的协同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且具有较长周期回报。因此，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养老”、“生态+旅游”、“生态+服务”、“生态+文化”、“生态+品牌”等在内的生态产业链体系具有较为严重的生产性壁垒。

其二，自然财富隶属于全社会共享，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虽然近年来生态产品的生产价格机制、交易价格机制和产权交易机制等在持续优化和改善，但企业或部门个体在理性经济人视角，依然表现出重经济价值而轻生态价值。

自然财富的价值实现就需要国家和政府进一步宏观统筹，因制度的制定标准存在空间差别，交易政策的客观性和实践性有待考量，导致在碳排放权、排污权、生态补偿、价格及信用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制度短板。与此同时，政策制定项目类别广、监管难度大，交易成本高，透明度不够等制约因素，导致自然财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不足，存在显著的制度性壁垒。

（三）财富分配和福利共享的“制度竞争”

财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由于涉及从经济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导嬗变，对制度秩序和制度作用表现出更高的需求。国家福利理论在探讨制度优势时，将制度安排作为缓和劳资关系、激励就业、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公平收益的重要方式。而发展主义认为制度公平的目标在于建立更为有序的规则以保障知识学习和激发创新。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保持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均衡，并且在制度互补、制度嵌入以及制度的变革中需要具有高度现代化的特征。在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共享的实践中，需求的改变和非均衡现实是制度进化的原因，但现阶段财富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虽看似合理均衡，却又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

遵循着效率和公平动态平衡的目标路径，确定性意图和完备性调节为什么变成了“不完善的代理者”，究其原因，并不是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失效，而是由制度赋予的社会生产功能也存在外部竞争，福利制度是否真正向乡村弱势主体无条件偏移，还是通过外部竞争，由资源更具优势的主体占有，宏观决策者尚未可知。

为维持更为健全的社会财富分配功能，制度规则有序且不断扩大社会性服务供给，如教育、健康、就业、养老等，这毋庸置疑是社会发展中最具智慧的设计。但是在高社会福利的同时，社会财富的收入差距约束仍然紧张，分配制度与福利制度并未形成“制度协同”，反而表现为“制度的竞争”。

两种规则同一个目的，在不同的路径下，可能会表现出一种制度中心化而另一种制度模糊化的非期望状态，导致二者配合失效。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制度次序优先级问题，分层次、分阶段及交替嵌入促进制度互补和制度协同，以打破社会财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约束。

二、新时代财富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观层面的制约因素

（一）现阶段知识低产群体仍为主体，中产知识群体的主力规模尚未实现

人力财富的结构高级化演进对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当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一轮重要引擎时，对人力财富结构主体知识层级的需求较大。人力财富的结构高级化演进，与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知识化趋势相适应，更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然而，现阶段中国仍以知识低产群体为主导，中产知识群体的主力规模尚未实现，成为中观层面财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人力财富结构的高级化演进，由内向外释放对经济结构高层次的自主追求，能够协同现代化服务和科技知识产业的不断发展。

中产知识群体对文化和精神的高追求，也会进一步促进财富的多元化发展，因此，知识低产群体向知识中产群体的结构演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变革方向。人力财富结构的高级化演进，不单是经济发展层面的需求，也是遵循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且需要完备的制度体系依托和多方路径配合。

一方面，中国教育供给高度普及，教育力度也在持续加深，长期来看，中产知识群体占人力财富结构主导地位势在必行，现代化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人力财富高质量供给应当是充沛的。另一方面，中产知识群体规模的深层次演进，需要高质量制度供给在生产效率-财富分配-福利共享等环节进行紧密保障和平稳衔接。

现阶段正处于经济发展结构转型的攻坚时期，重点升人力财富的质量和结构，不仅能够高人力财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力，增强社会财富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还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消解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矛盾，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果。

（二）服务形式财富的现代化程度不高，数字信息及高技术财富的潜力亟待激发

财富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观层面的制约，还表现在财富多元化发展的非平衡层面。结合社会财富的现状和特征，近年来，社会财富的多元化发展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活力，各种形态社会财富百花齐放，财富的结构优势拥有巨大前景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