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曾向中国提出一个请求：请求释放两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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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秘密访华，他准备了10万多字的谈判稿，其中就有一项是替尼克松总统请求的：

“请中方释放美国的两名俘虏。”

尼克松总统如此重视，这两名俘虏到底是什么身份？中方又是什么态度呢？

美国间谍陷落长白山

1952年8月份，抗美援朝战事激战正酣，此时，国家公安部发现长白山地区有可疑电报发出。

国家公安部立即电告东北公安部，要求马上查明该地区是否存在敌台。

按照当时的检测技术，只能获悉到一个大概的范围，长白山幅员辽阔，想要搞清楚敌台的确切位置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2年9月26日，安图县二道白河护林防火检查站的两位女民兵在巡逻时，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

此人身穿“解放军军服”，但拿不出入山证件，向他询问关于解放军的问题时，也支支吾吾说不上来，神情还十分紧张。

于是，民兵将这位自称是“解放军军官”的可疑人员送到了安图区派出所。

当时东北局势紧张，任何风吹草动都要警觉起来，于是，金钟哲（派出所所长）在简单询问过后，便将“军官”移交给了县公安局。

第二天早晨，“军官”向民警坦白，说自己是一名美国特务，愿意将自己所了解的事情全盘托出，民警听到“特务”二字后，神经都紧绷了起来。

在此前的几天，公安局民警就听不少民众反映，说在老岭地区听到过几次飞机的轰鸣声，还有人在森林里发现了几个空罐头盒，上面还印着看不懂的文字。

民警纷纷把目光看向美国特务，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大概率与他有关系。

这名美国特务名叫李军英，化名卜经武，辽宁省辽阳县人，在民警的询问下，李军英道出了自己是如何走上间谍这条路的。

在解放前，李军英曾在国民党军中任中校副团长一职，国民党溃败之后，他逃到了香港，经一名特务的引荐，加入了“自由中国运动总部”。

这个机构是干什么的呢？表面上以“远东垦业公司”的名义运送工人前往关岛，但实则是进行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转移和训练，李军英的“间谍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2年，在约翰·托马斯·唐奈的安排下，李军英被送往东京，随后乘坐吉普车来到了日本茅崎市美国中情局驻厚木间谍机关的一处秘密营地。

在营地里，李军英在唐奈的带领下学习格斗技术、夜间空投等各项间谍技术。

审讯中，李军英还交代了间谍组织进行的任务。

据李军英所说，在1952年7月，间谍机构派飞机将“张载文队”的5名间谍投放到了老岭山，9月份又将“沈衡年队”的5名间谍投放到了北龙湾山区。

“文队”、“沈队”加起来共10名间谍，他们来到深山老林干什么呢？

一行人在这里架设电台，与日本厚木间谍机关的特务进行联系，趁机建立起“游击基地”，主要来收集我方情报，破坏我方的正常军事行动，一行人还试图建立起空投场，为日后美国空投间谍到长白山打基础。

此外，李军英还提到，在8月份，“文队”空投到老岭山不久，唐奈就曾带领着美国间谍乘坐飞机给“文队”补给了物资，这与民警接到的群众举报对上了。

看着李军英诚恳的表情，再加上他透露了不少细节，情报的准确性应该很高，但他毕竟是间谍，此时民警还不能完全信任他。

为了验证李军英所言的准确性，也为了打击美国间谍的嚣张气焰，当务之急就是先把“文队”和“沈队”抓住。

“按李军英供出的营地，隐蔽歼敌，先打掉‘文队’，在歼灭‘沈队’，力求活捉，留作我用。”

这是谭友林（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下达的秘密任务。

接下来，东北公安部队按照指示，组织起了“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民兵、公安部队联合设防，对周边地区进行严格布控，封锁隘口，包围间谍营地。

1952年10月，在民兵及公安部队的努力下，“文队”、“沈队”的8名（其中有2名被击毙）间谍人员全部落网。

经审讯，他们的证词和李军英提及的大差不差，所以说，李军英提供的证词还是相当可信的。

放长线 钓大鱼

在审讯过程中，两名队长张载文和沈衡年倒还算配合，在张载文的口中，透露了一个重磅消息。

原来，张载文在上次与美国间谍机构联系后，美方要求他在一周之内回电，那天正好是回电的最后期限。

针对这个情况，谭友林想到了一个妙招：

“空降下来的特务已被我消灭，但斗争并没有结束，‘三十六计’里不是有一计叫‘引蛇出洞’吗，我看不妨拿来一试。怎么个试法呢？让‘文队’报务员给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日本厚木的间谍机关联系，谎报军情，诱敌上钩，而后将其歼灭……”

不得不说，这一招实在是高明。

我方发送给美国间谍机关一个消息后，美方很快回电：“‘5447’，速返回汇报。经‘荣路’、‘武路’定后速告。”

“5447”是李军英的代号，那“荣路”和“武路”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是李军英和美方的秘语，李军英完成任务后要回日本，其中“荣路”是从香港走，“武路”是从海上走，还有一个“空路”，是用飞机来接。

我方与美方几经周旋，最后敲定，由日本派飞机“空取”李军英。

随后，中央公安部也同意，敌机来“空取”之时可以击落。

眼见敌人就要上套，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次我要组织指挥击落美国间谍飞机！”

这是谭友林在“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放下的豪言壮语。

谭友林作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认真分析了局势，做了细致的现场勘察，并在原定的“空取”地点荒沟阵地部下了重火力网，出动了上百余人。

1952年10月28日，身在指挥部的谭友林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了飞机轰鸣声，这时候侦查员一路小跑回来报告：“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已临荒沟上空。”

谭友林并没有着急下达开火的指令，而是隐蔽观察飞机动向。

间谍飞机在空中不断盘旋，高度也越来越低，到达一定距离后，投在了荒沟附近一批物资，没有多余的动作，一溜烟飞走了。

侦查员检查了一遍物资，里面除了有粮食、弹药和通讯工具外，还有一份极为重要的命令文书。

文书有两条内容，一是对“文队”工作的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下达了新的计划：总部决定于10月29日在荒沟上空取李军英回来汇报。

看来，美方间谍没有发现异常，我方的行动是极为隐蔽的，现在已经知道了美方的计划，我们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间谍飞机的再次到来。

“我特别要强调，参战军民一定要团结协作，听从指挥，严守纪律，英勇作战，为国立功！”

谭友林在为战士们加油鼓劲。

不知不觉过去了一天的时间，战士们的神经时刻处于紧绷状态。

“我们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了！”埋伏在荒沟周围的侦查员传来了消息。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检查一遍枪支弹药，校准武器射向和高度！”听到谭友林的喊话，战士们打起了百分之二百的精神。

很快，间谍飞机朝着荒沟方向飞了过来，并没有着急降落，而是先发射了大量照明弹。

间谍飞机一直在荒沟上空盘旋，忽高忽低，不一会，朝着西南方飞去了。

在间谍飞机盘旋的时候，为何谭友林不射击呢？当时的飞机高度正好处在我方射程内，但射击角度并不好，冒然射击很可能把敌机“吓跑”。

间谍飞机为何投掷照明弹呢，难道是谭友林他们被发现了？

谭友林认为，这只是敌人的鬼把戏，想来一招障眼法，他推测这次只是飞机在侦查：“我看它还是要来的。”

果然不出谭友林所料，间谍飞机再次“光顾”了荒沟，临近时，飞机放慢了速度，谭友林在时刻盯着敌机的状态。

当敌机距离地面仅200米时，随着谭友林一声令下，“砰、砰、砰”三颗信号弹射向天空，战士们操作着高射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一同朝着敌机开火。

天空中布满了用子弹编成的网，敌机中弹了，正在急速下降，随后一声震天的爆炸，不远处的山林里燃起了熊熊大火。

战士们欢呼雀跃，分享着胜利时刻，就在大家伙兴奋地打扫战场时，乔庄（东北公安部政保处副处长）发现不远处的雪地里有两个影子鬼鬼祟祟的。

乔庄喊着几名战士跟过去将两个陌生人抓住，一看，这是两个美国人，身上还穿着美式空军的军服。

大半夜里，雪地上怎么平白无故出现了两个美国人？不用多想，十有八九是间谍。

起初，两个美国人谎称自己是民用航空公司的员工，因为迷航了，不小心进入到了中国领空。

后来，还是在李军英的指认下，美国人才不得不承认间谍的身份，其中一人是李军英的领导唐奈，另一个名叫理查德·乔治·费克图。

同时，飞机上的通讯电台和枪支弹药也是两人间谍身份的有力证据。

当中央收到东北公安部门击落美国间谍飞机的消息后，周恩来忍不住赞叹：

“东北打下一架飞机，这事办得好！”

唐尼和费克图，一个22岁，一个24岁，都毕业于名牌大学，两人加入美国中情局后不久就被派到了日本厚木间谍机关。

两人在执行“空取”李军英任务中，飞机被我方击落，两个人很幸运，飞机在坠落时，机翼撞到了一棵大树上，机身被分隔成了两部分，两人被甩了出来，侥幸捡回来一条命。

唐奈和费克图被俘后，在沈阳关押了5个月时间，之后就被送往了北京的监狱。

1954年11月23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唐奈和费克图的间谍案进行了审理，在法庭上，二人均承认了间谍身份和罪行。

最终，唐奈作为首犯被判终身监禁，从犯费克图被判20年有期徒刑。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4日，《人民日报》将审判结果向全世界公布，美国方面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美国国务院竟然恬不知耻地发布了一个“抗议声明”，谎称唐奈、费克图是日本方面雇佣的“文职人员”，是无辜的“平民”。

除此以外，美国政府还找来所谓的“内部人员”合伙演了一场戏，试图博取全世界人民的同情。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掺和了进来，对唐奈的母亲立下誓言，说保证使美国战俘从中国释放。

当时的中国关系异常紧张，美国政府还是放下高傲的姿态破例约见中方领事人员，同时，还请来美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英国、联合国出面调解此事，甚至不惜用威胁的手段恐吓中国。

中国可不吃美国那一套，不管是所谓的抗议还是威胁还是施压，通通不管用，周恩来说：

“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果我告到联合国，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

间谍罪不管在哪国都是重罪，但我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美间谍的家属探监，同时也给予了间谍优待。

唐奈和费克图的监狱生活一开始还不太习惯，并且有点害怕，但中国狱警的所作所为慢慢让他们放下了戒备的心理。

当时我国正处于饥荒时期，但还是每天给唐奈、费克图足量供应蔬菜和馒头，他们也没有被安排做苦力活，主要活动就是学习。

做操、学中文、学俄语、读书成为了两人的日常，唐奈特别喜欢看《战争与和平》和《斯大林选集》，费克图最崇拜的作家是狄更斯和哈代。

为了避免两人出现心理问题，每个月都会有指导员来谈心，疏导心理问题，传输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两人还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美方一直没有放弃与中方谈判，要求释放间谍，但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一直到1971年4月，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乒乓外交”使得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基辛格（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借此机会秘密访华，他向中方提出了一点请求：释放两名美国间谍。

鉴于中美关系的缓和，中方也做出了让步，1971年12月份，法庭宣布费克图获释，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费克图终于结束了监狱生活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双胞胎女儿，他的心里百感交集，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了唐奈的间谍身份，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提到了唐奈的问题，他承认了唐奈所犯下的罪行。

其实在释放费克图时，中国法院就予以唐奈宽大处理，表示再进行5年尤有期徒刑就可以释放，但中间出现了一点意外。

1973年初，唐奈的母亲患上了严重的中风，尼克松呼吁中方对唐奈再次进行宽待，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于当年3月提前将唐奈释放。

两人在美国的生活也很有意思，费克图在波士顿大学当上了体育系主任，他曾经打趣道：“这得多亏了在中国坐牢的那段时间，让我的身体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唐奈则成为了康涅狄格州的法官，有意思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一名中国东北人，姑娘的家乡里当年飞机击落地不远。

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美国间谍案就此告一段落，但两人的故事却被永远流传了下来。

编辑：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