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贝茨、余慧雯| 我们永远走不出地狱：一个美国家庭逃离加沙的故事
【文/安娜·贝茨、余慧雯 翻译/陈佳芮】
莉娜·贝塞索躺在冷冰冷的地砖上，拉紧毯子，等待炸弹的降临。
她的丈夫、两个女儿、10岁的孙子和莉娜87岁的婆婆都躺在一个房间里，房间内寂静无声，所有人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进入梦乡。
夜晚是最难熬的，这已是他们被困加沙的第八个夜晚，莉娜知道会发生什么。隆隆声越来越大。她感觉大楼在颤抖。黑暗中，她只能辨认出周围家人的身影。他们还能活过今晚吗？他们会死在别人家的废墟中吗？她胸口发紧。她想：“我得回家。”
7000英里之外的盐湖城，正是莉娜的家，她本该在那里打理她的花园，计划感恩节的晚餐，为圣诞节购物。
当天早些时候，莉娜收到了美国国务院的一封电子邮件，称埃及和加沙之间的拉法口岸将对美国公民开放。于是，一周内，她和家人再次收拾行李，冒险跋涉前往边境口岸。
11月1日，人们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一侧。（图源：美联社）
他们第一次过关时，过境点遭到了以色列的空袭。他们看到大门前发生了爆炸，就像火山喷发一样。“突然间发生了巨大的爆炸，”莉娜回忆道。“每个人都在想，‘我们再也逃出不去这个地狱了’”
这一次，莉娜她们被告知过境点将在中午开放。但三个小时过去了，过境点仍然关闭，没有任何官员出现。莉娜一家站在过境口，有时也会走到附近的咖啡馆坐下，尽管他们担心再次遭到空袭。但是如果他们走得太早，就可能错过过境的机会。在其他人离开后，他们等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在返回避难所的路上，莉娜在一条短信中写道：“爆炸声就在附近。”
几周来，莉娜每天都向《泰晤士报》记者发送短信和语音消息，记述她在加沙的遭遇。据当地卫生官员统计，自以色列反攻一个多月以来，已有超过11,000人死亡。
贝塞索一家躲避空袭，惊恐地蜷缩在黑暗中，被迫成了战地记者。每天、有时甚至每小时就要向外界发送最新消息。这些信息详细描述了一个家庭是如何在本世纪最激烈的轰炸中幸存的。莉娜和她的女儿们在恐惧和希望中徘徊，她们一方面乞求祖国的帮助，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愤懑不平。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军事攻击不仅会杀死如此多的平民，还会威胁到被困加沙的数百名美国公民的生命。
在莉娜第二次离开加沙的尝试失败后，她在一条信息中写道：“我感觉自己被国家抛弃了。”
美国公民
莉娜，57岁，出生在约旦的安曼。1973年，7岁的她和兄弟姐妹父亲母亲一起移民美国。他们是巴勒斯坦难民，因此他们投奔了在美国上大学并住在盐湖城的叔叔。
虽然一家人在家里经常说阿拉伯语，但他们也融入了犹他州的生活，甚至皈依了在犹他州占主导地位的摩门教。（莉娜成年后又皈依了伊斯兰教）。
1984年高中毕业后，莉娜前往中东，探亲访友。在那次旅行中，她也去了加沙，并在那里遇到了她丈夫哈姆迪（Hamdy）。他们结婚后生了五个孩子，并最终决定在犹他州和加沙两地分居。
莉娜忙于抚养孩子，并对中东日益紧张的局势忧心忡忡，她已经12年没有去过加沙了。今年，他们最小的女儿朱莉娅（Julia）即将高中毕业，莉娜认为这是母女俩去欧洲和中东旅行的好时机。莉娜的丈夫、孙子和其他的几个孩子，都是美国公民，但都已经在加沙逗留了很久。
在加沙，大家欢聚一堂，欢乐自在。朱莉娅在位于加沙北部高档社区的家族大院里度过了一段时光。她在海滩上骑马，与多年未见的表兄弟和朋友们一起玩耍。苏海拉（Suhayla）是朱莉娅的祖母，也是家族的女主人，住在家族大楼的一层。当她的孩子们结婚后，他们就搬到楼上的房间，开始自己的生活。整栋楼住着几代贝塞索人。
暑假期间，朱莉娅回到美国，为大学一年级做准备。她的母亲和姐妹们留下来更新了两本过期的护照，并计划尽快赶回美国。
图源：网络
今晚轮到我们了吗？
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看到报道时，莉娜和家人也感到非常震惊。加沙的人们能预料到以色列会作何反应，但贝塞索一家却毫无准备。
她说，整个街区都在震动，空袭的炮火把门窗震得哐哐响。有一次，袭击如此近，以至于震碎了入口处的大窗户，将一扇门炸飞了。
每天晚上，他们望着黑暗，只能看到爆炸发出的橙色光芒。一天，莉娜从厨房的窗户望去，看到附近一栋被炸毁的建筑冒着浓烟。她说，轰炸不断。他们被困住了。
“一旦天黑下来，空袭会越来越猛烈，你就会想，‘他们正在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轰炸，’”她在一个紧急电话里说道。“‘今晚会轮到我们吗？’”
亚丁（Aden），莉娜10岁的孙子，平时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卷发，阳光开朗，但现在却哭个不停。
莉娜只想逃离这场战争。她听到街上有人在哭喊。她给犹他州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她告诉她：“我感觉自己生活在墓地里。”
10月13日，天空落下传单。以色列正敦促该地区的人们往南逃。但莉娜听说，许多朝那个方向逃的家庭，在途中因空袭丧生。而她庞大的家族又该何去何从呢？
就在全家撤离房屋前，莉娜的女儿、31岁的苏珊（Suzan）在慌乱中最后一次穿过房屋和围墙外郁郁葱葱的花园，用手机拍了一个视频。
苏珊说：“我感觉就像1948年一样，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她指的是巴勒斯坦人所说的“纳克巴”，即阿拉伯语中的“灾难”。在当时的战争中，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逃离或被逐出他们的家园和土地。
一家人驱车南下，经过漫长而缓慢的旅程，穿过被夷为平地的社区和街道。莉娜不知道他们最终会到达哪里。当地时间下午2点47分，她发了一条短信：“我们找到了一户人家，他们让我们进去了”后面是五个哭泣的表情符号。
难民
空袭的声音已经远去。几天来，莉娜第一次睡了一会儿。但公寓里挤满了同样躲避空袭的人。她的丈夫哈姆迪给加沙南部一个多年未见的老相识打电话，问他的朋友是否可以收留他的家人。
他们搬进了新公寓，全家人一起睡在客厅里，大部分人睡在地板上。莉娜想到了她在盐湖城的家人，两个已成年的儿子和19岁刚上大学的朱莉娅。
“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疗伤，抱着我的女儿，告诉她我有多骄傲，因为我真的为她感到骄傲。我想亲眼看着她毕业，看着她成为新娘，看着她的孩子们”。
莉娜说：“早上，因为炉子没有燃料，他们就用冷水‘冲泡’雀巢咖啡，‘就像你在喝咖啡’一样”。她嘱咐孩子们要节约饮用水，只有在感觉快渴死的时候才喝一小口。他们也几乎从不洗澡。
莉娜36岁的的女儿，西琳（Sireen）描述了这种感受：“你拥有了一切，但随后又一无所有了。”
他们知道，与加沙的许多人相比，自己是幸运的。医院被围困，食物和水也日渐短缺。莉娜说，她看到周围的人都在“为这场病态的战争付出代价”。在往返边境的路上，莉娜看到了受伤的家庭和严重烧伤的儿童。她说，有时她能看到孩子们睡在街上，吃着地上的食物残渣。
十月底，她发短信说：“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哭泣。”
至少，贝塞索一家还有栖身之所。他们可以借用楼下邻居的炉子，通过莉娜的手机与外界联系。多亏了邻居储备的干豆和大米，他们从未断水断粮，虽然总是不够吃。以前，他们会炒10个鸡蛋给孩子们分享。现在每个人只能分两个鸡蛋。后来，母鸡不再下蛋了，他们认为这由压力造成。
莉娜说，“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一种腐烂的、无处不在的恶臭让他们无法逃避。当苏珊冒险去街角的一家商店时，她看到街上躺满了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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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盐湖城，莉娜的女儿朱莉娅无法入睡，所以她整夜都醒着，与家人保持电话联系。
为了引起人们对巴以冲突以及对她家庭的关注，就读于盐湖社区学院的朱莉娅接受了几家当地电视台的采访。她还在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中发表了讲话，并主持了一次守夜活动。
莉娜的一个儿子联系了美国国务院、国会和白宫的官员，恳求他们提供更多帮助。通过一位中间人，贝塞索夫妇联系到了纽约州共和党人、美国众议员迈克·劳勒（Mike Lawler）办公室。劳勒先生的地区主任拉菲·西尔贝伯格（Rafi Silberberg）负责与加沙的联系工作。他说，他每天都与贝塞索夫妇保持联系，并为其提供美国撤离工作的最新情况。
西尔贝伯格说：“有那么几天，日复一日，夜复一夜，这家人在WhatsApp上给我发语音消息，我能听到炸弹就在他们身边爆炸。”
幕后，美国官员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斡旋，试图促成这两国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允许7000多名外国公民以及一些伤员和国际组织的巴勒斯坦雇员撤离。埃及、哈马斯和以色列都设置了障碍，使复杂的谈判拖延了数周之久。
“还活着，”10月20日下午，莉娜给《泰晤士报》发了一条短信。她想询问是否有任何消息，能让美国公民从加沙边境离开。当天深夜，她得到了答复：美国国务院发来一封电子邮件，称边境应该在第二天上午10点开放，但美国官员不知道开放多长。邮件称，美国人“应该预料到口岸可能混乱无序”。
第二天，莉娜和家人第四次前往边境。因为第一批救援卡车将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加沙，所以一家人希望能够过境，于是他们和其他数百人一起在边境等待了几个小时。莉娜说，下午四点半左右，仍然没有任何动静，门口也没有任何官员。贝塞索一家垂头丧气，决定在天黑前返回住所。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莉娜一家在加沙“苦苦支撑着”。莉娜说，她经常给国务院打电话，但他们无法告诉她何时可以离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他们已帮助600多名美国公民、居民和家属离开加沙，并已向美国公民及其家属拨打了“成千上万个电话，发送了数千万封电子邮件”。
10月26日，莉娜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她在一条语音中留言。“这太可怕了！我撑不下去了。我们太害怕了。”
“我必须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很坚强……但我做不到，”她补充道，有时停顿片刻使自己镇定下来。“我快要崩溃了。我憋在心里。表面说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切都不会好的。”
第二天，莉娜的手机完全没有信号了。在盐湖城，朱莉娅惊慌失措。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朱莉娅说。“我脑子里一直浮现他们被炸成碎片的画面，”
在失联近24小时后，朱莉娅终于收到了家人的消息。他们还活着，但南部的轰炸非常猛烈，他们要撤离了。
10月31日深夜，莉娜像往常一样醒着，无法入睡，因为轰炸声越来越大。她看着家人。为屏蔽空袭的噪音，西琳用手捂着亚丁的耳朵睡觉。苏珊双手捂着耳朵睡着了。
她看了看手机，发现一封来自国务院的新邮件：边境将于第二天对部分外国公民开放。但只有少数美国人能获准过境。
第二天凌晨，莉娜看到当局已把他们列入获准撤离的名单。
“我们的名字在名单上！！！！”她在一条消息中写道。
在盐湖城，朱莉娅跑去告诉她的哥哥和朋友。她说：“我们开始在厨房里跳舞和尖叫。”
星期四上午，贝塞索一家第五次赶到拉法边境。气氛紧张，数百人一起排队，等待加沙官员核对名单。
等待期间，附近的空袭声震动了人群，貌似是一块弹片落在了候机区的金属顶棚上。
几分钟后，莉娜在一条语音信息中说：“说实话，我们很害怕。”数小时后，他们向加沙一侧的边境守卫出示了美国护照，然后进入了埃及。“我很庆幸我们一家人都活着逃出来了，但留下无辜的人也太令人痛心了。”
哈姆迪的几位亲属不是美国公民，所以，他们无法离开加沙。
凌晨3点左右，莉娜和家人抵达开罗的塞米勒米斯洲际酒店（the InterContinental Semiramis hotel）。几周来，莉娜第一次真正洗了个澡。
她在酒店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可以慢慢慢慢洗头，仔细擦洗我的皮肤……”她说：“这些我们平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听到门砰地一声关上，她吓了一跳。她对自己重复念叨着：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很安全。
在开罗，莉娜他们不知道里马尔的房子是否还在。“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她摇着头说。
西琳并不悲伤，她感到愤怒，她愤慨于以色列的暴行，美国的支持，媒体的片面报道，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冷眼旁观。
就在西琳说话的时候，她儿子正坐在莉娜的腿上，看着视频，视频中有人骑着自行车走在加沙的路上，路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注意到这一点后，莉娜从后面抱住他，轻轻地拿过手机，关了视频，安慰似地亲了亲他的后颈。
图源：纽约时报
重返家园
11月10日，朱莉娅在盐湖城国际机场飞奔着，寻找她的父母。“你在哪里？”她一边在到达区扫视，一边打电话问母亲。
朱莉娅转过身，看到了他们。她跑向母亲，抱着她哭了起来。莉娜的母亲、兄弟以及莉娜在盐湖城居住的儿子都来了，当晚，莉娜和哈姆迪走出家门，发现约25名邻居、朋友和亲戚拿着气球出现在他们的车道上。
“我太累了，”莉娜牢牢抱住他们。“我精疲力竭，这真是一次漫长的归途。”
虽然如释重负，但莉娜心里还是牵挂着那些留在加沙人。她的挚友，哈姆迪的兄弟、嫂子和他们的孩子，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她知道他们所感受到的恐惧。
回到家的第一晚，莉娜在睡梦中醒了好几次，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想回盐湖城”，她在一条信息中说道。接着她意识到自己确实回家了，躺在自己的床上。她提醒自己，你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是安全的！你是安全的！你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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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娜·贝茨、余慧雯 翻译/陈佳芮】
莉娜·贝塞索躺在冷冰冷的地砖上，拉紧毯子，等待炸弹的降临。
她的丈夫、两个女儿、10岁的孙子和莉娜87岁的婆婆都躺在一个房间里，房间内寂静无声，所有人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进入梦乡。
夜晚是最难熬的，这已是他们被困加沙的第八个夜晚，莉娜知道会发生什么。隆隆声越来越大。她感觉大楼在颤抖。黑暗中，她只能辨认出周围家人的身影。他们还能活过今晚吗？他们会死在别人家的废墟中吗？她胸口发紧。她想：“我得回家。”
7000英里之外的盐湖城，正是莉娜的家，她本该在那里打理她的花园，计划感恩节的晚餐，为圣诞节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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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莉娜她们被告知过境点将在中午开放。但三个小时过去了，过境点仍然关闭，没有任何官员出现。莉娜一家站在过境口，有时也会走到附近的咖啡馆坐下，尽管他们担心再次遭到空袭。但是如果他们走得太早，就可能错过过境的机会。在其他人离开后，他们等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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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来，莉娜每天都向《泰晤士报》记者发送短信和语音消息，记述她在加沙的遭遇。据当地卫生官员统计，自以色列反攻一个多月以来，已有超过11,000人死亡。
贝塞索一家躲避空袭，惊恐地蜷缩在黑暗中，被迫成了战地记者。每天、有时甚至每小时就要向外界发送最新消息。这些信息详细描述了一个家庭是如何在本世纪最激烈的轰炸中幸存的。莉娜和她的女儿们在恐惧和希望中徘徊，她们一方面乞求祖国的帮助，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愤懑不平。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军事攻击不仅会杀死如此多的平民，还会威胁到被困加沙的数百名美国公民的生命。
在莉娜第二次离开加沙的尝试失败后，她在一条信息中写道：“我感觉自己被国家抛弃了。”
美国公民
莉娜，57岁，出生在约旦的安曼。1973年，7岁的她和兄弟姐妹父亲母亲一起移民美国。他们是巴勒斯坦难民，因此他们投奔了在美国上大学并住在盐湖城的叔叔。
虽然一家人在家里经常说阿拉伯语，但他们也融入了犹他州的生活，甚至皈依了在犹他州占主导地位的摩门教。（莉娜成年后又皈依了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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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娜忙于抚养孩子，并对中东日益紧张的局势忧心忡忡，她已经12年没有去过加沙了。今年，他们最小的女儿朱莉娅（Julia）即将高中毕业，莉娜认为这是母女俩去欧洲和中东旅行的好时机。莉娜的丈夫、孙子和其他的几个孩子，都是美国公民，但都已经在加沙逗留了很久。
在加沙，大家欢聚一堂，欢乐自在。朱莉娅在位于加沙北部高档社区的家族大院里度过了一段时光。她在海滩上骑马，与多年未见的表兄弟和朋友们一起玩耍。苏海拉（Suhayla）是朱莉娅的祖母，也是家族的女主人，住在家族大楼的一层。当她的孩子们结婚后，他们就搬到楼上的房间，开始自己的生活。整栋楼住着几代贝塞索人。
暑假期间，朱莉娅回到美国，为大学一年级做准备。她的母亲和姐妹们留下来更新了两本过期的护照，并计划尽快赶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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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看到报道时，莉娜和家人也感到非常震惊。加沙的人们能预料到以色列会作何反应，但贝塞索一家却毫无准备。
她说，整个街区都在震动，空袭的炮火把门窗震得哐哐响。有一次，袭击如此近，以至于震碎了入口处的大窗户，将一扇门炸飞了。
每天晚上，他们望着黑暗，只能看到爆炸发出的橙色光芒。一天，莉娜从厨房的窗户望去，看到附近一栋被炸毁的建筑冒着浓烟。她说，轰炸不断。他们被困住了。
“一旦天黑下来，空袭会越来越猛烈，你就会想，‘他们正在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轰炸，’”她在一个紧急电话里说道。“‘今晚会轮到我们吗？’”
亚丁（Aden），莉娜10岁的孙子，平时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卷发，阳光开朗，但现在却哭个不停。
莉娜只想逃离这场战争。她听到街上有人在哭喊。她给犹他州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她告诉她：“我感觉自己生活在墓地里。”
10月13日，天空落下传单。以色列正敦促该地区的人们往南逃。但莉娜听说，许多朝那个方向逃的家庭，在途中因空袭丧生。而她庞大的家族又该何去何从呢？
就在全家撤离房屋前，莉娜的女儿、31岁的苏珊（Suzan）在慌乱中最后一次穿过房屋和围墙外郁郁葱葱的花园，用手机拍了一个视频。
苏珊说：“我感觉就像1948年一样，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她指的是巴勒斯坦人所说的“纳克巴”，即阿拉伯语中的“灾难”。在当时的战争中，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逃离或被逐出他们的家园和土地。
一家人驱车南下，经过漫长而缓慢的旅程，穿过被夷为平地的社区和街道。莉娜不知道他们最终会到达哪里。当地时间下午2点47分，她发了一条短信：“我们找到了一户人家，他们让我们进去了”后面是五个哭泣的表情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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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的声音已经远去。几天来，莉娜第一次睡了一会儿。但公寓里挤满了同样躲避空袭的人。她的丈夫哈姆迪给加沙南部一个多年未见的老相识打电话，问他的朋友是否可以收留他的家人。
他们搬进了新公寓，全家人一起睡在客厅里，大部分人睡在地板上。莉娜想到了她在盐湖城的家人，两个已成年的儿子和19岁刚上大学的朱莉娅。
“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疗伤，抱着我的女儿，告诉她我有多骄傲，因为我真的为她感到骄傲。我想亲眼看着她毕业，看着她成为新娘，看着她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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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与加沙的许多人相比，自己是幸运的。医院被围困，食物和水也日渐短缺。莉娜说，她看到周围的人都在“为这场病态的战争付出代价”。在往返边境的路上，莉娜看到了受伤的家庭和严重烧伤的儿童。她说，有时她能看到孩子们睡在街上，吃着地上的食物残渣。
十月底，她发短信说：“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哭泣。”
至少，贝塞索一家还有栖身之所。他们可以借用楼下邻居的炉子，通过莉娜的手机与外界联系。多亏了邻居储备的干豆和大米，他们从未断水断粮，虽然总是不够吃。以前，他们会炒10个鸡蛋给孩子们分享。现在每个人只能分两个鸡蛋。后来，母鸡不再下蛋了，他们认为这由压力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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