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六年去13次陕北，只想见儿子一面，儿子：不给200万拒绝见

老知青六年去13次陕北，只想见儿子一面，儿子：不给200万拒绝见

作者：肖寒先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村西头人群涌动，吵吵闹闹，似乎在谈论着什么，走近一看，发现人群中还有一辆汽车，汽车上有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年长一点的老人似乎都认识这两位，而年轻人则是在旁边观望着。听村里人讲，这两位老人是从北京来的，已经来了十几次了，是当年在刘树坝插队的知识青年，在1977年的时候回到北京，几十年间再也没有回来过。

2023年7月，我因给孩子上户口回了一次陕北老家，还没到家就看到这一幕，秉着看热闹的心态，也想和乡亲们打声招呼，但去了之后，大家似乎对我的回来并不在意，只是一个劲地和两位聊着天。

围观了二十多分钟，才知道一位叫张鹏飞的老人是回来和儿子相认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一个消息，因为村子里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女人嫁到北京，回到家，我爸妈告诉了答案。

原来，张鹏飞在我们村子插队的时候，和村里李四爷家的小女儿相爱，最后生下一个儿子，而张鹏飞为了回北京，抛下母子，从此一走了之，李四爷的女儿痛不欲生，可又无可奈何，最后被李四爷用强硬的态度嫁给了三十里外的边家村。

张鹏飞和我爸爸年纪相仿，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晚上的时候张鹏飞和另外一位知青住在了我们家，我也有机会探索他和李四爷女儿之间的爱情故事。

以下是张鹏飞的自述：

我叫张鹏飞，今年72岁，北京人。

1968年我初中毕业，当时只有17岁，很多学长已经去天南海北插队了，而我那个时候年轻气盛，也想着出去闯荡一番，恰好班里十几名同学主动报名要去延安，秉着跟风的态度，也报名去陕北插队。

出发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外面一定要冷静，不能再任性，母亲的担忧是对的，我在青年时期很顽劣，不喜欢学习，爱打架，所以母亲担心我去了陌生的地方，因为人生地不熟，我的脾气可能会导致受到伤害。

年轻人又有几个会听母亲的唠叨，我也不例外，同学们浩浩荡荡地去了火车站，有人席地而坐，有人说笑，一些女孩子则是哭哭啼啼，不舍得离开父母。对我来说，能够离开家是好事，不用再被父亲的擀面杖毒打，也不用再听母亲的唠叨。就这样，一行四五十名同学去了陕北插队。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最终到达目的地刘树坝，这是一个只有300多人的小村庄，处在狭长且很窄的沟壑中，三面环山，显得很封闭。

刚开始我们是到的公社，在领导的安排下，我和王瑞、李瑞兵等六人被刘树坝的大队长带走了，当时坐的是骡子车，一路颠簸，路面上结满了冰，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当时李瑞兵好奇地问大队长：“刘叔，怎么没人铲冰啊？”

刘大队长仰天长啸，然后说：“哪有时间去铲冰，冬天大家都忙着拾柴，捡羊粪，冻得连门都不想出，谁乐意干这活。”

当时就很失望，感觉这里的人和我想象中不一样，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刘大队长穿着一件羊皮棉袄，厚重又脏兮兮的，一股羊膻味很刺鼻。可我没想到的是，在这里会生活长达九年之。

因为是在农历十一月，大家也都没什么事情做，除了开会和学习，乡亲们各忙各的，偶尔三五成群聊聊天，是在那种露天的柳树下，寒风刺骨，中间生一堆火，大家围在一起，有才艺的人会弹三弦，唱信天游，没有才艺的人则是叫好。

真正的苦日子是在阳春三月间，那个时候土地苏醒，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耕季节，大家的热情高涨，但也有人偷懒，毕竟种的粮食不完全属于自己，是按照工分计算的，成年壮劳力一天十个工分，也有个别人是十二个工分，而女人只有极少数是十个工分，大部分都是八个工分。基本上男性到了十六七岁，都是按照成年人的工分来算的。

我们是插队知青，第一年有供粮，所以这一年是不计工分的。

到了第二年开始，适应了陕北的生活，供粮也在这个时候断了，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取工分，这是我们最苦的一年，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努力争取。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在一天天长大，运气好的知青，要么去公社工作，要么当了乡村教师，像我这种初中生则一点优势没有，再加上之前本身就没有好好学习，自然而然只能干苦力。

好在刘大队长也很照顾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知识青年，我和李瑞兵的工作是养牛，除了喂食草料，还要去寻草。这个过程自然不轻松，因为大部分土地都被开垦了，想要找到牛吃的草料很不容易，有时候需要翻山越岭去隔壁村找，隔壁村的人也不好惹，会对我们驱赶，脾气不好的，甚至拳脚相对。

我最开心的就是农闲时，可以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聊天，听他们讲故事，当然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自然会打量村里的年轻姑娘。而我一直喜欢的姑娘也长大了，她叫李娟，是李四爷的小女儿，长得眉清目秀，很是惹人喜爱。

丽娟比我小6岁，我来刘树坝的时候，丽娟只有11岁，那个时候的她还看不出来有多漂亮，只是一个很乖的小女孩。可到了1974年，已经17岁的李娟个头长得快有我高，主要是长得很漂亮，村里很多小伙子都想娶她当老婆。

李娟看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当时李瑞兵就说：“我感觉李娟这小妮子喜欢你，把她娶了当老婆得了。”

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可我当真了。

可是，那个年代想要光明正大地谈恋爱是不现实的，我和李娟的爱情一直是在背地里，谈了两年后李娟怀孕，我有些不知所措，李娟的意思就是结婚。当时我们只要办喜酒就意味着结婚，也没有所谓的结婚证。

到了1977年，儿子出生了，可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把自己结婚生子的事情告诉父母，因为太了解父母的思想，是不可能让我娶一个乡下女孩的。正好这一年我被通知可以返城，李娟很不舍，一天什么都不干，抱着孩子把我看得很紧。

可我已经很多年没回家了，即使是想回去看一眼，李娟也要跟着回北京，这是我做不到的，最后只能趁着夜深人静，一走了之。

这一走，就是40年。

回到北京，父母给我安排了工作，紧接着就是结婚，妻子和我是一个厂的工人，长得很一般，但岳父是厂里的领导，自始至终，我在陕北结婚的事情都没有提起过。

和妻子结婚几十年，没有生育孩子，因为李娟无法生育，父母一度想让我离婚，可我不愿意，因为离婚了肯定会去陕北，但到底会引发怎样的后果不得而知。

妻子因为长年累月的抑郁，最终在2010年去世了，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去陕北见一面儿子，哪怕他不愿意和我相认都可以。但没有勇气，李瑞兵知道我的心思，毕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想什么他是知晓的。

在2017年，李瑞兵第一次陪我到陕北找儿子，可因为这些年的变化太大，对于李娟到底在何处，知道的人并不多，主要是我第一次去刘树坝没人愿意告诉我这些信息，说我是一个负心汉。

后来知道了儿子的下落，但他给村里人捎话，不会见我，更不想我打扰他的生活。

前前后后在六年间跑了十三次，儿子终于愿意和我在电话中说几句，儿子就一个条件：“给我200万补偿费再说见面的事情，如果不给200万坚决不见。”

其实我知道儿子的生活过得不是很好，也想帮助他，但他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只好把北京的房子卖了，给儿子200万，见上一面，毕竟是我亏欠他们母子。

这次终于见到儿子了，但李娟却始终不愿意见一面，我知道她恨我，不寻求李娟的原谅，只希望她能健健康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