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中国先民能从河南一隅走向四方，把东亚最好的一片土地给占了，绝不是用温良恭俭让的低姿态求来的，而是暴霜露、斩荆棘，一尺一寸开拓出来的。数千年前的往事已不可考，但中国先民开拓台湾是这几百年间的事，我们可以通过开拓台湾的过程，来窥探中国先民开疆拓土的艰辛往事。台湾的陆地面积是3.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苏的三分之一，贯穿南北的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阿里山脉及其边缘地带的丘陵台地，占了台湾三分之二的面积，嘉南平原、屏东平原、宜兰平原、台东平原等宜居地区，仅占台湾面积的三分之一。嘉南平原，北起彰化县浊水溪，南至高雄市高屏溪的西岸，毗邻台湾海峡，是台湾的第一大平原，号称稻仓、蔗乡。台东平原在台湾东部，北起花莲县、南至台东县，是夹在两座山脉之间的狭长谷地平原。
从地图上看，似乎台北和桃园也挺平坦的，其实这两块地方不属于平原，台北位于台北盆地，桃园大部分是丘陵台地。
如果只看局部地理条件的话，台湾并不是江苏、河南、山东、广东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好地方”，但如果把台湾放在整个东亚板块来看，那么台湾就是当之无愧的战略枢纽、列国必争之地。台湾和大陆之间是台湾海峡，北部最窄处仅有130公里，南部有澎湖列岛做中间跳板。台湾的东北部是琉球群岛，经琉球群岛可抵达日本，而台湾的南部是巴士海峡，经巴士海峡可到菲律宾。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是中国东出太平洋的必经之路，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必经之路，欧美殖民者经菲律宾渗透中、日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东亚和欧美进行商业贸易的必经之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处于农业时代且世界海洋贸易不发达的时候，台湾便不受重视，属于可有可无的一块地方。但到了中国人口暴涨、土地承载能力达到极限，而且世界贸易发达、海运畅通的近代，世界各国争夺台湾、中国先民开拓台湾，便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早在不可考的上古时期，中国大陆的北方就有部落向南方迁徙，一支是从东部沿海南下，最终散布在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称为百越，另一支是从西北南下，最终散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山区，称为百濮。距今1.2万年前后，世界发生过一次大型海退，海平面大幅降低，中国大陆和澎湖列岛、台湾连成一片，于是百越的一支，便徒步穿行台湾海峡，进入台湾。而在海退发生之前，西南山区的百濮，早已有人进入中南半岛，然后扩散到南洋群岛，和当地土著融合形成南岛语族。这次海退发生以后，南岛语族的一支也通过菲律宾进入台湾。后来海退结束，海平面开始回升，这两支进入台湾的人口，便无法回到他们的故土，只能留在台湾，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等中国大陆的汉人移民进入台湾以后，这些最初进入台湾的人，就被当成台湾的土著，称为“番人。”尽管三国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访问台湾，隋炀帝杨广三次派人出海招抚台湾，但这充其量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外交联系，不能算是开拓台湾。中国大陆的汉人真正开始向台湾挺进，要到南宋时期了。那时，福建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发达的航海技术和往来不绝的贸易船只，为中国大陆的汉人渡过海峡，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据史料记载，唐朝天宝年间，福建人口是9万户、41万口，到了南宋绍兴年间便暴涨到139万户、282万口，400年间人口整整翻了7倍。而且泉州有“泉南佛国”之称，导致泉州寺庙的田产，占到泉州田地总量的70%，漳州稍微少一些，寺庙田产占漳州田地总量的60%。这么尖锐的人地矛盾，倒逼着泉州、漳州的无业农民乘船东渡，到澎湖列岛开垦荒地、捕捞鱼虾，逐渐形成农渔并举的初级社会。于是呢，南宋便把澎湖列岛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并在岛上驻兵防守，元朝又设立澎湖巡检司，职级正九品，每年征税十一锭二十五两。有了澎湖列岛做跳板，到了明朝末年，中国大陆的汉人便正式登陆台湾。明朝末年的福建，人地矛盾仍然激烈，再加上正好处于小冰河时期，以至于靠海的福建都出现连年大旱、饿殍遍野，结果就是整个福建都动荡不安。那时福建泉州的郑芝龙已经崛起，成了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武装海商，活动范围包括福建、广东沿海地区以及琉球、朝鲜、真腊（柬埔寨）、占城（越南南部）等国。郑芝龙的实力大归大，但他有个心结，那就是明朝在大陆的统治力量太强，他无法在大陆争取地盘，导致他的武装商船只能在海上漂泊，缺少一个落脚的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郑芝龙就盯上了台湾，以及福建的饥民。公元1628年，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做了明朝的海上游击将军，随后他就向福建巡抚熊文灿提议，允许他招募福建流民，到台湾开垦荒田，度过灾年。这个提议能缓解熊文灿的燃眉之急，熊文灿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很快，郑芝龙便招募到数万福建饥民，然后送上自家的大船，经澎湖列岛运到台湾，每人给白银三两、三人给一头牛，让他们努力开荒，把台湾打造成郑氏海商的根据地。可以说，正是郑芝龙的一己私心，促成了汉人第一次成规模、有组织的进入台湾。就在郑芝龙试图把台湾打造为根据地的时候，荷兰殖民者也盯上台湾了。因为荷兰殖民者为了争夺香料、瓷器、丝绸、茶叶贸易的利润，已经深入到东南亚，他们就觉得，台湾紧邻福建漳州的月港和广东汕头的南澳港，占领台湾就可以控制中国商品的货源，进而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
此外，台湾向北可以到日本和朝鲜，向南可以到东南亚诸国，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又和墨西哥、南美洲开辟了一条稳定的太平洋航线。于是，荷兰殖民者就认为，控制台湾是控制世界贸易、建立世界商业帝国必不可少的一环。和荷兰殖民者一样，西班牙、日本都有类似的想法，都试图征服台湾。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1624年，荷兰殖民者自澎湖列岛登陆台湾，然后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击败西班牙和日本的侵台计划，于公元1642年，把荷兰的势力扩张到台湾北部，独占台湾。荷兰殖民下的台湾，控制着6万左右的土著人口，也就是最初进入台湾的“番人”，占台湾土著人口的40%—50%之间。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荷兰殖民者也不断招募福建饥民到台湾开荒，累计招募了3.5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大陆的汉人第二次成规模、有组织的进入台湾。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两年后，郑芝龙到福州向清朝贝勒博洛投降，被带回北京编入汉军正红旗，封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其子郑成功，开始统领郑氏的兵马和商船。那时的郑成功年仅23岁，是初露头角的青年，极需时间来巩固自身地位，自然顾不上郑芝龙经营多年的台湾根据地。于是，荷兰殖民者顺势把郑芝龙的台湾根据地纳入治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荷兰殖民者事实上缔造了台湾的第一次经济腾飞。嘉南平原的赤崁地区（台南市），原本就是大陆和台湾往来的主要港口，同时也是台湾各种货物的集散地，所以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中心就设在这里，并修建了一座赤崁城。刚得到赤崁地区，荷兰殖民者就开始做利润极高的砂糖贸易。最初，他们每年从大陆收购200万斤砂糖，其中一部分运到日本销售，大部分运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巴达维亚（印尼雅加达），然后运回欧洲销售。这些砂糖的收购价是每百斤13—15荷兰盾，销售价是每百斤34荷兰盾，利润高达2—3倍。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还在赤崁地区大力收购甘蔗，培养台湾的砂糖产业。那些开拓台湾的汉人移民被他们的收购价吸引，便顺势大力种植甘蔗，到了1645年的时候，赤崁地区就能年产150万斤砂糖，再过几年，就基本替代了大陆的砂糖市场。水稻方面，荷兰殖民者以每拉斯特40里尔的价格收购水稻，引导台湾的水稻产业。拉斯特是荷兰的重量单位，里尔是货币单位，1里尔相当于0.73两白银，40里尔就是29.2两白银，比大陆一户普通人家的年收入都多。受这样的价格影响，汉人移民便大力开垦水田种植水稻，到公元1655年，赤崁地区就有将近3000甲的稻田。1甲等于11.31亩，3000甲就是33930亩，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皮货出口方面，荷兰殖民者发现台湾的鹿群非常庞大，捕鹿是土著番人的重要生存方式，于是他们向土著番人收购鹿皮，每年向日本出口10万张左右。除此之外，他们还从大陆收购丝绸和瓷器，经台湾销往日本或运到巴达维亚，然后自巴达维亚运来胡椒、香料、琥珀或者欧洲货物，经台湾销往大陆。通过这种转口贸易，荷兰殖民者不仅赚到丰厚的利润，也把台湾打造成东亚的贸易枢纽。不过，荷兰殖民者开拓台湾的阶段，随着郑成功收复台湾，结束了。郑成功收复台湾，除了民族大义以外，其实主要是三个目的——1、清朝的统治日渐巩固，郑成功抗清屡战屡败，地盘仅剩厦门一带，急需建立新的根据地，做为长期抗清的基地。2、郑氏海商集团是郑成功的重要财政来源，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经营，极大影响了郑氏海商集团的利益。3、郑成功认为，台湾是郑芝龙给郑氏打下的地盘，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不仅是侵占中国的领土，也是侵占了郑氏的领土。公元1661年4月，郑成功统帅2.5万名官兵、400艘战船自金门出发，顺利抵达澎湖列岛，然后兵锋直指台湾的鹿耳门（台南市、赤崁西北）。截止到次年2月，郑成功便击败荷兰殖民者，结束其38年的殖民统治，建立“明郑政权。”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前前后后累计带过去三万左右的官兵，后来其子郑经移居台湾，又带过去一万余人。而听闻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朝为防止沿海地区的人民群众接济郑成功，便下令“迁界”，大陆海岸线30里内不允许有人来往。这项政策导致大陆有数十万人流离失所，郑成功听说以后，便派船渡海，到大陆的沿海地区招了大量的人口前往台湾。统计下来，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台湾的汉人达到史无前例的12万。荷兰殖民者撤退的时候，留下将近一万甲的肥沃田地，这些原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田地，被郑成功直接划为官田，由明郑政权直接管理。至于文武官员和东征官兵，郑成功下达两条命令，允许他们随意开垦荒田——“各处地方或田或地，文武各官随意选择，创置庄屋，尽其力量，永为世业。”“各镇及大小将领官兵派拨汛地，准就彼处择地起盖房屋，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据《台湾府志》记载，文武官员开垦的“文武官田”是两万甲左右，各镇官兵开垦的“营盘田”是1.5万甲左右。这么算下来，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台湾逐渐有了4.5万甲、51万亩左右的田地。这些田地中，文武官田的税率最低，只有6%左右，官田和营盘田的税率最高，都是30%。但台南属于热带，田地以水田居多，水稻能一年两熟，所以亩产能达到5石以上，赋税交的多，官兵和佃农留存的也多。正是凭借赋税和粮食，明郑政权才能以12万的人口，组织起6万大军。当然，台湾是东亚的贸易枢纽，明郑政权也没有放弃祖传的海洋贸易。明郑政权设立了仁、义、礼、智、信等五路商号，每个商号下辖12艘远洋大船，共计60艘。这些远洋大船和明郑文武官员的商船一起，组成明郑政权的贸易船队。他们每年在海洋上来回奔波，向日本和东南亚各国销售鹿皮、砂糖、丝绸等日用品，然后从日本购入铜、黄金、白银、盔甲、兵器等军用品，从东南亚各国购入香料、苏木、象牙、燕窝、布料等生活必需品。尽管大陆施行禁海令，但沿海地区的走私贸易始终没有停止，明郑的船队可以到大陆沿海地区收购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转手高价卖到东南亚各国，赚取丰厚的利润补充军用——“凡中国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而明郑政权开拓台湾，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项政策，便是宣扬文教，把原始落后的台湾带入文明世界。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候，很多不愿意归顺清朝的文人士大夫，也跟着一起到了台湾，后来他们帮助郑经修建孔庙，设立学院、府学、州学、社学，并亲自在各级学校任教，逐渐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为了鼓励土著番人子弟入学，郑经下令，凡是符合入学资格并正式入学的，一概免除徭役。经过多年的教化，随郑成功进入台湾的那批官兵子弟，有了基本的文化修养，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参加明郑的科举，进入文官梯队。土著番人也分化出一批汉化程度较深的部族，称为“熟番”，剩下那些没有汉化的土著番人，则称为“生番。”总的来说，继宋元明三朝的初步开拓之后，荷兰殖民者和明郑政权几十年的开拓，给台湾的发展按下加速键，为清朝彻底开拓台湾，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明郑政权大力开拓台湾，清朝也基本平定大陆的内忧外患，自然不能容忍不愿归顺的明郑政权孤悬海外。于是在公元1683年7月，康熙皇帝命水师提督施琅统帅2万兵马、200艘战船，东渡海峡收复台湾。施琅先攻克澎湖列岛的望安岛，一战夺取台湾的门户要地，摧毁明郑政权的战斗意志，到了10月初，施琅便亲自登陆台湾，接受郑克塽的归降。很多大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离中国太远，不方便治理，不如放弃台湾，和宋元明一样驻守澎湖列岛，控制台湾的门户要地，就可以了。但闽浙总督姚启圣坚决反对，他认为台湾是苏、浙、闽、粤四省的门户要地，如果清军不能实控台湾，那么荷兰、西班牙或清朝的反对势力，仍然会重新攻占台湾做根据地，威胁沿海四省的安全。最后，姚启圣提出自己的结论——以澎湖制台湾，以台湾卫中国，澎湖和台湾不能偏重偏废，要兼而有之。姚启圣的分析，实在是深谙地缘政治的谋国之言，康熙皇帝非常赞赏。公元1684年4月，康熙皇帝下令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台湾县又下辖澎湖列岛。而这一府三县，都归属福建布政使司。台湾归属清朝管辖以后，因为清朝严格控制海外贸易，台湾的东亚贸易枢纽地位自然不复存在了，但台湾岛内迎来第三次经济腾飞。在高产作物和庞大人口基数的推动下，自康熙末年开始，大陆迎来了人口大爆炸，人地矛盾更加激烈，那些没有土地却有冒险精神的人，必须另寻出路。最初的时候，清朝撤销了禁海令，允许沿海居民自由前往台湾，但后来清朝发现，前往台湾的人良莠不齐，身份太复杂，那些清朝的反对势力极有可能夹杂其中，到台湾煽动叛乱。于是在康熙末年，清朝重申禁海令，没有向官府申请牌照的，一律不准渡海。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绝不是一道禁海令能阻止的。他们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前往台湾，便想方设法绕开监管，用偷渡的方式去台湾，经过常年累月的发展，偷渡甚至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清朝巡台御史黄叔璥写的《台海使槎录》就说，厦门是偷渡赴台的起点，每艘偷渡船最多能载客200余人，其中一家男女九人的偷渡费是31两白银，平均每人3两多一些。经过百余年的偷渡赴台，截止到公元1811年，台湾已经有汉人移民190万。台湾人口越来越多，荷兰殖民者和明郑政权开拓的台南地区，便不足以容纳这么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新到台湾的汉人移民，就以台南地区为起点，不断的向四周扩散，把嘉南平原的剩余部分和荒无人烟的屏东平原、宜兰平原、台东平原，开辟成稻菽千重的沃野良田。随着汉人移民不断深入，那些深度汉化的熟番基本被同化了，没有被同化的番人只剩下两种——开辟田地导致鹿群的生存环境崩塌，以捕鹿为生的番人便追随鹿群，向山里撤退，和生番合流。等到平原地区开拓完毕，汉人移民的目光转向山里的丘陵台地，不可避免的和这两批番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他们的青年男性为了展现勇武，经常离开部族到外地杀人，杀掉之后就把头割下来带回家，然后挖去皮肉、放进大锅里煮掉剩余油脂，再涂上金色颜料，最后在院子里专门摆放一个展架，把人头挂上去，给街坊邻居们观看。哪个青年男性院里的人头多，他就是整个部族最靓的崽，能得到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择偶优先权。可想而知，汉人移民开拓丘陵台地的过程中，肯定经常遇到出来猎头的生番，以及保护鹿群的熟番，随时面临着生命威胁。但汉人移民为了保护已经开辟的田地，并争取丘陵台地可能带来的利益，其实也没有退路，必须迎难而上。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汉人移民胜利了。原因很简单，番人满打满算只有十余万，除去已经同化的熟番，剩下的人口并不多，最多几万人，汉人移民则慢慢涨到190万。在汉人移民巨大的人口优势下，山里的生番没有任何优势，慢慢的，台湾的丘陵台地也被汉人移民开辟出来了。据台湾官员给清朝皇帝的奏报，施琅收复台湾以后，汉人移民新开垦的田地将近7万甲、79万亩，再加上明郑时期的4.5万甲、51万亩田地，台湾就有了11.5万甲、130万亩田地。这些田地每年的产出，除了供台湾的汉人移民使用以外，还能向大陆输出50万石稻米、60万石蔗糖，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闽粤的粮食不足问题。而台湾的手工业不够发达，汉人移民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又必须从闽粤购买。这就意味着，台湾和大陆形成互相依赖的产业互补，台湾成为中国全产业链的重要环节。而在人口方面，台湾的汉人移民以福建漳州、泉州最多，占到70%左右，广东东部的客家人占30%左右。具体的人口分布，则是台湾西北部的桃园、新竹、苗栗和西南部的高雄、屏东以广东客家人为主，其他地方基本都是福建漳州、泉州移民。因为福建的移民较多，他们便把福建的宗教神祇，也带到台湾。例如遍布台北、台南、高雄、彰化的龙山寺，里面的神像都是从福建泉州“分香”请过来的。除了分香请神，他们还修建了26座大型书院，并从福建聘请名儒讲授儒学知识，书院祭祀的精神领袖，也是出生于福建三明尤溪县的儒家理学宗师——朱熹。总的来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台湾已经遍布大陆的汉人移民，台湾的文化是大陆移植过去的文化，台湾的宗教是从大陆请过去的宗教，台湾的经济更是和大陆紧紧捆绑在一起。如果没有明末清初的两百年开拓，进入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近代以后，那个满是番人和鹿群的台湾，大概率是守不住的。
而经过明末清初的两百年开拓，台湾有了190万的原始人口，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有了大陆移植过去的文化，即便此后台湾的命运一波三折，但终究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