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也救不了欧美！

原创：天涯补刀
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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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两天大家都看到一个信息：12月19日，英国科学家们证实，在英国发现的一种新冠病毒新变种的传染性比普通的新冠病毒高70%。

然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就在当天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20日起，伦敦、英格兰东南部和东部将实施的大范围“禁足”措施。

说实话，看到这个信息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英国政府是不是脑子都坏掉了？

看看英国封锁伦敦等地以后发生了什么？

近30万人逃离伦敦，伦敦成了一座“鬼城”。

为什么要逃离伦敦？

是老百姓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变异的病毒吗？

并不是！

而是因为封锁伦敦以后，他们就没法过圣诞节了，所以他们要逃到不封锁的地方去过圣诞节。

本来变异病毒可能只在伦敦等少数城市传播，这下可好了，变异病毒飞速的向整个英国传播了。

你说英国政府做出“封锁伦敦”这个决定是不是脑子有坑？

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不仅仅是英国，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控制病毒，甚至连疫苗都不能控制住疫情。

今天，我们就再和大家说说欧美等国家为什么不可能控制得住疫情？

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欧美国家自由主义泛滥，老百姓根本就不听政府的，政府也管不住老百姓；

其实，自由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

在初中的政治课本上就有这么一句话：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

比如，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妹子就想上去撩，而漂亮妹子觉得我太丑，不想被我撩，你说我是该撩还是不撩呢？

如果我撩了，那我是实现了自己的“自由”，但是漂亮妹子却“不自由”了。

比如，你在自己的家里架起望远镜，偷看对面漂亮妹子洗澡，你是自由了，但是人家妹子不想被你偷看啊。

……

所以，自由只是相对的，当个人的自由不触碰法律、不违反公共道德，不妨碍他人自由时，你可以享受这种自由，如果你的自由影响到了上述这些，自由就要受限制。这样社会才能有秩序，有保障。

其实，西方国家的自由也是相对的，只不过它的自由范围要比我们大的多。

为什么？

其实，这个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关。

在人类历史上，共产生过5种社会形态，它们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西方的“自由”就是从封建社会继承过来的。

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分封制”。

什么叫做“分封制”？

简单的说就是：国君或国王需要把国家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兄弟或有功的大臣，然后在那块封地上，领主的权力最大的，就连国君或国王都无权管理。

最近《大秦赋》正在热播，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事件就能很好的说明封建社会的特征，故事是这样：秦王嬴政去视察郑国渠修建进展的时候，在经过嬴政的伯父渭文君的封地的时候，渭文君的家臣却阻扰大渠的修建。

修渠官员对渭文君的家臣说：“修渠是大王和相邦制定的国策，诏令已下各地郡县，你等阻扰修渠视为抗法！”

然而，渭文君的家臣却说了这么一段话：“甚法不法的，这是我们家渭文君的封地，我们只认渭文君之令。封地之下，只认封主，大王管得着吗？”

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就策马到了事发地点，相关官员向他叙述了事情经过后，他怒道：“普天之下皆为王土，四海之内皆为王臣，寡人管得管不得？”

然而，渭文君的家臣却道：“大王是一国之王，可这是渭文君的封地，这修渠要经过封地是不是应该先问过我们家主人才可？”

嬴政就生气了，下令割掉渭文君家臣的双耳。

然而，就是因为这件事差点酿成一场大祸：所有的封建领主集体向嬴政施压。

您要知道，那时的封建领主可都是有自己的军队的，搞不好那些领主就可能起兵造反的。

也正是因为那次事件以后，嬴政决心彻底取消分封制——商鞅变法后，秦国部分领土实行郡县制，部分领土采取的仍是分封制（郡县制就没有“领主”了，官员由中央任命，直接听命于国君；相反，分封制的领主是世袭的，老子死了传给长子，长子死了再传给他的长子）。

这就是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分封制。

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土上就是最大的存在，就连国君或国王都无权管理，而且封建领主是有自己的军队的。

秦统一六国以后，就废除了分封制，实现了郡县制，后世虽有反复，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还是以郡县制为主，形成了中央集权，即地方上的权力是由中央授予的，受中央管辖。

欧洲的封建社会和秦统一六国之前的中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把“国君”称为“国王”，把封建领主称为“贵族”。

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国王最大，但是贵族领地上的子民也是只听贵族的命令，不听国王的命令，而且贵族也是有自己的军队的。贵族和贵族之间、贵族和国王之间也是经常存在矛盾的，彼此之间也经常打仗的。

欧洲仅有一部分国家实现了中央集权，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在没有实现中央集权的时候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是今天所谓的“联邦制国家”。

比如，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就没有形成中央集权，所以他们都是联邦制国家。这些国家实际上采取的依旧是分封制，只不过呢，在封建社会的封建领主是世袭的，今天的这些“领主”是选举产生的——这里的“领主”就是今天的州长（邦长）、市长和镇长等。

于是，我们就看到：美国、德国这些国家的总统或总理管不了州长，州长管不了市长，市长管不了镇长……

就像秦王嬴政管不了渭文君的家臣一样……

美国有38000多个各级政府，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法律，很多法律都是不同的，所以美国人自然有很多的自由了。

比如，有的州同性恋合法，有的州就不合法；有的州毒品合法化，有的州毒品就是非法的；有的州允许堕胎，有的州就不允许堕胎；有的州只能一夫一妻，有的州却可以一夫多妻……

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政治制度下（每个州、市、镇的法律都可能不一样），很多时候，老百姓可以不听市政府的，也可以不听联邦政府的，而防范疫情是需要所有政府“政令统一、行动一致”才可能控制住疫情。所以，欧美国家是不可能控制住疫情的，很多政府既管不着，老百姓也不听你的。

这点是不同于东亚的。

东亚国家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家，这些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都是中央政府授予的，只要中央政府下达命令，所有人都会无条件执行的。

那么，这是不是欧美国家控制不住疫情的主要原因呢？

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其它的原因。

第二，在欧美基督文化的影响下，反智的人特别的多；

世界主要分为三大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

儒家文化主要探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探索的却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人是不信神的，欧洲国家都是信神的。

虽然后来科学诞生了，神的地位下降了，但是很多西方底层老百姓是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的，是不懂科学的，维持他们生活的就是——各种教会。

这些人可以不学习物理、化学、数学等，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本《圣经》——他们无法从高校接受高等知识，只能从《圣经》中学习知识。

而《圣经》中有很多生病不要看医生的描述。

比如，在《圣经》的《历代志下》16：12说亚撒王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这就是他的罪。

很多教会、教派，主张生病不需要看医生，甚至不应该看医生。

他们特别强调信徒的信心、神的慈爱，也强调生病乃是由于人犯罪的结果，病人因为被神惩罚才会生病。

基督徒如果生病了，应该祷告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是最好的医治者，上帝可能直接医治你，也可能借着医生的手医治你，上帝可以引导你找到一个好医生，感动医生给你开合适的药，使你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最后都是一样将荣耀归给上帝。

假设你生病了，然后你就向上帝祈祷，在祈祷的过程中，你就处于自己的幻想之下了：如果你幻想到上帝告诉你不要去看医生，你就不会去看医生了；如果你幻想到上帝让你去看医生，你就去看医生了，不过就算医生治好你的病，你也不会感谢医生，而会感谢上帝。

比如，我在农村就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现在的农村有很多的教会，去教会的一般都是村里的老人，他们大多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生活大多也不太好，然后就被忽悠去信仰基督教了。

说实话，信仰基督教是有好处的，很多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在信仰基督教以后精神上有了依托，人也精神了。

比如，我二姨在我二姨夫去世以后生活非常困难，儿子也不学好，日子没有办法过下去，整日以泪洗面，在基督教徒的建议下就去信仰了基督教，信仰了基督教以后，她就把一切都交给了上帝，日子好过了很多。

但是，也有很多让人生气的事情。比如，她家生活本身就很困难了，但是她还是把二姨夫留下的破旧工厂全部无偿的捐给了教会；孩子不学好，她也彻底的不管了，说上帝会帮她管的……

还有我三姨家的一个邻居掉进河里了，被人救上来了，救上来后，老太太不感谢救她的人，反

所以，在基督文化下，有很多反智的人，他们不相信科学，只相信上帝。

信上帝的人，上帝让他死，他都会毫不犹豫的去死，你觉得政府能管得了他吗？你觉得他在乎人间的法律吗？

所以，在基督文化国家，你想要老百姓都戴口罩、都注射疫苗，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三，美国疫苗的黑历史太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政府和制药厂。

在今年6月，CNN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就算市面上有充足的平价疫苗，他们也不会尝试接种。

美国反疫苗的人数非常的多。

这些反疫苗的人当中除了很多受基督文化影响外，还受美国疫苗的黑历史和不信任政府的原因。

这里面有两个典型的事件：塔斯基吉事件和卡特事件。

所谓的“塔斯基吉事件”就是指：自1932年起，美国公共卫生部以400名非洲裔黑人男子为试验品，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隐瞒当事人长达40年之久。这场实验造成近600名黑人感染，其中四分之三的参与试验者，以及60名参与实验者的亲属也在被传染后死亡。

所谓的“卡特事件”就是指：1955年，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Cutter Laboratories)在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时候，由于灭活病菌不够彻底导致出现活体病毒，在安全测试中却没有发现问题，导致接种疫苗的12万名儿童中4万人染病，113名终生瘫痪，56人患上麻痹性脊髓灰质炎，5名儿童死亡。

除此以外，在1976年美国还发生了一件“猪流感疫苗事件”：1976年1月，美国发现五例猪流感病人，时任的美国总统福特和世界顶尖病毒学家达成一致，批准一项国际性的疫苗接种计划，并顺利的拿到了国会批款……

由于疫苗的研发时间要非常长，但是福特为了自己的总统大选，要求医疗机构加快推进疫苗的研发。由于医疗机构研发时间比较短，他们自己都没有信心，于是要求美国国会：如果疫苗产生副作用，他们必须被免于被诉讼。

美国国会同意了，然后医疗机构仅仅用了11个月时间就把疫苗研发出来了，并且生产了1.96亿支疫苗，几乎达到人均一支。

然后，悲剧就发生了。

第一批接种了疫苗的人，有58人死亡……

由于疫苗接种而死亡的人数不断攀升，美国CDC被迫宣布停止了这项疫苗接种运动，最终还是有总计4300万，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接种了这种疫苗。

然而，打脸的是：感染上猪流感的人死亡率却很低，仅仅只有1个人死于猪流感。

于是，这就给美国民众一种“因疫苗而死的人比猪流感死的人还多”的感觉。

这次事件以后，加剧了美国人对疫苗和政府的不信任感。

是不是和现在的美国研发疫苗的过程极其相似？

正是因为美国疫苗有这么多的黑历史，所以现在的美国人根本就不相信疫苗，也不相信美国政府。

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顶级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才说道：太多美国人反科学、反权威、反疫苗，有疫苗也救不了美国。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基督教文化和各种黑历史等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如果你了解上面这些背景，你就会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病毒在欧美国家的传播，没有任何人能控制住疫情的发展。

说实话，我觉得西方国家就不要折腾了，折腾也没有用，不如等着“躺赢”呢。

相反，在这次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文化完胜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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