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日本驻华大使让我们“反省”！

作者：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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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三，在新任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抵京赴任满月之际，《澎湃新闻》对“垂秀夫”进行了一场个人专访。

采访一开始的时候，在相当程式化的问题抛出下，现场气氛可谓平和。

然而，当中国记者问及垂秀夫如何看待“民调显示，中日之间民间相互好感度出现反差”，即：中国人对日好感度提升，日本人对华好感度却下降时，现场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垂秀夫说：

...在日本人对华情感方面，针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以及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还希望中方能够好好研究...

日本驻华大使此言何意？

如果我理解不差的话，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应当是说“日本人对华好感度下降，中国人需要去找一下原因”。

再直白一点：今天的局面，中国人需要自我反省。

老实说，在大致明白了垂秀夫大使的“委婉意涵”之后，我在片刻的诧异之后，陷入了沉思

——我坚信，作为一名资深的外交官员，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的此番委婉，不大可能会是一个因措辞不当而产生的“美丽误会”。

答案只有一个：

此番“委婉”，即“中国人需要反省”，极有可能就是日本政府在接下来一段时期内的对华态度基准...

可是恕我愚钝。

在苦苦思索之后，我实在是想不通在“中日两国交流”这个大方向上，究竟有什么地方是值得让中国人去替日本人反省的！

是历史怨愤吗？

根据历史文献查询我们可以得知，中日两国邦交最远可追寻的史料，可见于《汉书·地理志》：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这句话什么意思?

乐浪郡（今朝鲜半岛）海外有矮人，他们分为一百多个国家，会定时来向中国朝贡进献。

老实讲，如果单从史料来看的话，当年的中国确实有点不地道。

毕竟人家都跪下主动贴脸过来了，你不给好脸色用脚去接也就罢了，为啥偏偏还要骂人家是“矮子”？

可要知道，这是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换一个角度，试问当年面对一群平均身高不过一米四几，确实只是讲出了眼见“事实”的中国史官，难道有错吗？

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如此：当年的中国称日本人为“矮人”非但没有一点错，即便是在彼时的日本人看来，能够获得“倭”的称号，也可谓是荣幸之至！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光武帝刘秀赐予朝觐倭使的一方“汉委（倭）奴国王金印”，一跃使得获此印者，瞬时便取得了凌驾于日本列岛其他部落王国地位之上的往事中，便可以轻易窥见！

称一声“矮子”这么了？这可是大汉帝国的认可啊！

在当年的东亚政治圈中，大汉帝国就是天神一般的存在，周边小国就算排着队的给大汉帝国提鞋为奴，还求而不得呢！

那么，既然不是“大汉帝国”这茬往事，难道是对大唐帝国的怨愤？

要知道仅白江口海战一役，唐军便斩首了三万多倭军，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一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好歹是三万多条人命，没准人日本真的就耿耿于怀至今呢？

不过啊，当看到日本人绘制的“大唐地图”之后，戎的这点疑虑算是彻底打消了！

对于唐朝，日本人哪里有什么“怨愤”啊？

在把自己个儿都画近了大唐版图的日本人，那分明心怀的就是“大唐帝国日本分唐”的与有荣焉！

当然，其实只要稍微翻阅史料的话，对于日本人的这种“崇唐心情”，咱们也是很好理解的：

一方面是大唐确实够强。

毕竟威如大汉，周边的小弟也只是将之称为“上邦大国”，尊其首领为“皇帝”。

可是彼时的唐朝可就不同了，“大”都已经难以概其广，“皇帝”都不足以显其尊，所谓“巨唐”、“天皇”，是当年周边小国对“唐邦天国”的真实观感！

当然，另一方面日本也确实从唐朝得到了很多实惠。

依附唐朝之前，日本是个什么模样？

除了一个汉赐“倭国”称号以外，日本没有体系的文字、没有成熟的政治制度、甚至整个社会都还处于青铜时代！

但是，当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满载先进文明自唐而归之后，日本一跃跨步千年，直接将本国文明拉伸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准。

试问，当一个懵懂之人微至衣食住行，大至思想认知，几乎是彻底的被另一个人所启蒙引导时，此两人之间又会是怎样的关系？

日本人给出了答案。

他们尊“大唐中国”为父母之邦，自比为海外遗子。

因此，自南宋灭亡之后，特别是近代以来，日本学者为何要竭力鼓吹“崖山之后无中国”等此番言论？

为何在唐宋时期，即便是中国适逢衰弱也不敢生出觊觎之心的日本，为何在明清近代以来，却屡屡对中国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

只因日本人从心头认为，大唐中国是父母之邦，唐为壮年，宋为暮年，父母虽暮，可依旧是父母。

宋亡则父母死，所谓“明”，不过是重新夺回父母祖产的“兄弟”，所谓“清”，在他们眼中更不过是蛮夷窃贼。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敲定“图朝鲜、窥中华，奉天皇于北京，秀吉宁波摄政”的再造中华之梦时，彼时的日本举国上下，竟无一人认为欠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时，彼时明治维新不过三年，国家实力完全处于弱势的日本，竟然只是因为抗议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一事，便使得谈判几度陷入停顿。

这是日本与彼时朝鲜、越南等藩国对“中华”认知上的根本区别

——譬如《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朝鲜宣祖曾这样描述两国的关系：

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

显然，朝日两国的如此认知差异，直接导致了宋亡之后两国在对待中国态度上的根本差异：

一个仍旧谨遵孝道，侍奉父母不敢顶撞。

一个自认为是兄弟，已经具备了遗产继承的资格。

毫不讳言，近代中国的衰弱，恰巧为日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从《征讨清国策》的密谋，到“大东亚共荣圈”的实施，无一不是日本在“契机”下的具体应对。

当然，对于日本近代以来数次侵华野心的成因，不少日本问题学者大都喜欢从日本的岛国地理，以及近代以来日本脱亚入欧社会变革等层面上去着手进行研究。

老实讲，对于诸如以上的各项研究结论。

不论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主动适应西方帝国主义霸权思维的“脱亚入欧论”、还是日本岛国地理先天不足，灾害频发，举国希望驻足大陆的“大陆渴求论”，我向来都是持赞同观点的...

无他，国虽同于人，却不同于人。

一时好恶固然可以对国家政策产生些许影响，但是要想推动这具国家机器朝着某个方向，甚至改道前进，其所需要的“动力”，必然是贯通上下，透彻里外的！

“脱亚入欧论”是动力的一部分、“大陆渴求论”是动力的一部分、“中华秩序论”，同样也是动力的一部分。

我相信，看到这里一定有人会嗤笑了：

都21世纪了，如今的日本，又有几个人会去在意你个几百年前的老古董？

可是，日本人真的不在乎吗？

我还是从前面提到的《中日修好条规》开始说起。

1871年之际，中国强而日本弱。

日清两国订立《条规》时，日本拒绝清廷使用“中国”一词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代表伊达宗城认为：

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中国既非日本宗主，自然无中国...

清廷代表则认为：

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

显然，在对“中国”二字的理解上，日本代表更加倾向于认为其是一种政治概念。清廷代表则认为，“中国”二字更多是一种称谓上的惯性延续。

试问，如此的日本，是对几百年前的“老古董”毫无忌讳的日本吗？

当然，由于1971年之际的日本刚刚步入“明治维新”，对于日本的这种“斤斤计较”，我们当然可以将之解释为“老思想”。

那么明治维新已经78年之后的1946年呢？

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称：

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

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清朝未亡时，日本拒称“中国”，只唤一声“清国”。大清后面倒是亡了，没了借口的日本，又继续琢磨出了一个“支那”继续代称....

总之无论如何，在没有被打到满地找牙之前，日本就是拒绝称中国为“中国”！

这一幕，是否像极了某些“叛逆儿”？

当然，翻阅历史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便是在1946年战败之际，日本举国上下的主流声音中，也并不认为自己散落一地的“牙”，是被中国打掉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不情不愿的《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之后，日本除了公开刊物及官方文件恢复“中国”称谓以外，民间“支那”一词，依旧泛滥！

转折点发生在哪里？

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与中朝两国签订《停战协定》。

虽然，对于当年的那场战争，文字表述上将之称为“停战”、联合国军的缔约对象也共含中朝，但是地球人都知道，那是一场彻底的胜利，是一场中国人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大胜！

为什么这么说？

从战争本身来看，中国参战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已经饮马鸭绿江，整个半岛几乎已经被全盘占据！

但是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联合国军不仅一路溃败到了三八线以南，志愿军更是攻占汉城、反推到了36线。

从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倘若拒绝参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陆地接壤中国及苏联，必成定局！

对于中苏两国而言，半岛的全面失守犹如被打进了一颗钉子，这势必将使得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完全的被动。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而言，与中苏的陆路接壤，不仅意味着美国已经在苏联的后院堆起了一堆木柴，对于彼时极度依靠东北三省工业基础的中国，更是无异于头悬利刃！

然而，就是对于斗争双方而言都如此重要的一场战争，彼时的中国不仅没有输，反而实现了从战争到战略的“双赢”！

毫无疑问，当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大胜”，对于当时新败不到10年，举国皆奉英美为“太上皇”的日本社会而言，是及其震动且不可思议的！

转变是相当迅速的。

当中国军队战场捷报传到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时，此前还对中国训导员桀骜不驯的日本战犯，纷纷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

而日本社会，则悄悄的收起了“支那”的蔑视，言必称“中国”...

所以，纵观千年以来的历史，日本人的对华情感如何，究竟是取决于什么？

我想，大家的心里恐怕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周三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在谈及日本社会对华好感度下降，“希望中方能够好好研究”一下的时候，还提到了曾经的中日蜜月期：

在过去中国人对日印象极为不佳的时期，中方经常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而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努力....

毫不讳言，从垂秀夫的言语中，我竟然听出了一丝名为“怀念”的感觉。

其实仔细想想也是...

一方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在国防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的中国，已经足以使得日本收起曾经的对华野心和轻视，然后待中国以礼。

另一方面，彼时的中国虽然在国防建设上取得了诸多的成就，但是不论是从经济建设还是对东亚地区的秩序发言权上，中国都可谓是远远的逊色于日美同盟。

试问，这样一位实力不大不小，既能够斩断自己的妄念，却又不会让自己产生丝毫压迫感的“老友”，如何能够不让人感到怀念？

然而很可惜的是，日本社会的对华友好和怀念，却统统是建立在中国处于一个较为落后和贫困的尴尬状态之上的！

中国有发展的权力，中国人民有追求更加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权力。

而要实现这一切，我们除了勤奋劳动以外，还应该做什么？

近代百年的屈辱告诉我们，没有匹配武力守护的财富与发展，不过是他国予取予求的“提款机”。

然后日本惊恐了。即便我们根本就没打算无事生非！

老实讲，对于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希望中方能够好好研究”一下的言论，我是持赞同态度的。

为啥这么说？

如果说历史上的中日蜜月友好关系，还只是单纯的“慕中国之强”的话，那么如今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中日友好，则完全是喻于利。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国狭地瘠的岛国。

如果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日本还尚可闭关锁国，与世无争的话，那么在步入工业社会之后，随着国家实力发展的需求和社会人口的急剧膨胀，曾经“闭关锁国”还尚能苟延的日本，则可以说是完全的将本国命运押到了海上！

换一句话说：在当今世界，谁掌握了东亚洋面的控制权，谁就掌控了日本。

因此，日本社会的对华好感度为何会大幅降低？

在美国控制的东亚海上秩序中，日本虽然时不时的要被征收一点“保护费”，但是好歹海上太平，全世界的财富输入也让日本列岛可谓安逸！

但是直到某一天，又一位“大佬”崛起了。

这不仅使得日本曾经的那份“保护费”所能发挥的实际意义开始急剧缩水，更为关键的是，这位大佬靠自己太近...

于是，日本开始变得集体恼怒。

这种“恼怒”，不仅是对“安逸”日渐减少的敏感，更是在秩序重塑之前对未知的忧虑。

因此啊在我看来，对于日本驻华大使的“希望中方能够好好研究”一下的言论，中国确实是应该反省的...

毕竟，如果中国能够再多下几盘饺子的话，日本也不至于有今日的迷惶？

毕竟，在渡过了中间那一段类似于恐怖谷效应的曲线之后，中日关系的亲密程度，将直接取决于中国海军的舰队规模！

中国确实应该反省。

我们应该反省，我们的实力增长进程，如何能够更快一点！

我们应该反省，为何直到今天，我们还没能让日本，渡过那段尴尬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