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新作《文城》：回到了《活着》，还是轻慢了“活着”？

　　自2月22日开始预售、3月3日正式销售至今，《文城》已面世一月有余。市场的反响依然十分“余华”：小说甫一上市就引发广泛关注，首印50万册，预售次日又加印10万册，稳稳占据当当网新书热卖总榜第一名。另一方面，读者和评论界的反应也很“余华”——从《兄弟》《第七天》开始的撕裂式争论在《文城》身上体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叫好者认为“那个让我们激动的余华又回来了”，吐槽者认为余华“越写越差”，《文城》不知所云。

　　巨大的争论，加上“余华为培训机构上作文课”等话题屡屡刷屏，让余华和《文城》持续“出圈”。在乱花迷眼的各种声音中，回到小说本身，或许是我们寻找答案的最好路径。

　　故事及其叙事动力

　　“在溪镇有一个人，他的财产在万亩荡。那是一千多亩肥沃的田地，河的支流犹如蕃茂的树根爬满了他的土地，稻谷和麦子、玉米和番薯、棉花和油菜花、芦苇和竹子，还有青草和树木，在他的土地上日出和日落似的此起彼伏，一年四季从不间断，三百六十五天都在欣欣向荣。”

　　这个人，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林祥福。《文城》开头就写林祥福，却是拎出他人生“中段”的一个片段，一个风雪中怀抱婴儿突然出现在南方的北方男人，悬念足够吸引人。余华毕竟是讲故事的高手，在抛出悬念后迅速回到林祥福的人生起点，那个距溪镇千里之外的黄河以北的村庄。叙述不紧不慢展开。林祥福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富裕人家，五岁死了父亲，“母亲一边织布一边指点他学习”，“十三岁开始跟随管家田大下地视察”。十九岁母亲去世，林祥福开始掌握家业，他勤勤恳恳，还擅长做木工。这个温厚、老实、能干的北方男人，在屡次相亲都不顺利之后，遇到了从南方来的“小美”和“阿强”。两人自称兄妹，要去北京投奔亲戚，临走之前，小美发烧，独自留了下来。孤男寡女，流水长情，林祥福和小美情意相投。当林祥福每次回家都听到母亲生前常常响起的织布声，他觉得幸福的日子来临了。

　　但小说的“情节转折点”出现了。小美消失了，随同小美消失的，还有林祥福祖辈攒下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积蓄——家里的“十七根大金条剩下十根，三根小金条少了一根”。一个骗局成为小说前半部分的叙事动力。骗局之为叙事动力当然是小说常见的手法，但问题是，以这样一个骗局作为林祥福此后人生的“动力”，显然让小说失去了向更为博大的历史深处掘进的可能。更让人觉得莫名其名的是，数月之后，小美居然大着肚子空手而回，“要把林祥福的骨血生在林家”，却拒不说出金条的下落。林祥福没有追问，欢天喜地迎接孩子的出生。于是生下孩子后，小美第二次离家出走，林祥福遂抛家舍业，抱着孩子南下寻妻。小美的两次离家显然是林祥福人生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林祥福面对这样“决定性时刻”的态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如果连对欺骗者刨根究底的勇气都没有，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忠厚的北方男人身上也有着太多愚痴。只剩下一个理由，那就是林祥福对小美无条件的爱，但小说又没有深刻的爱情描写作为支撑，于是林祥福此后的整个人生都让人感觉糊里糊涂。被很多评论家认为的林祥福身上的所谓仁义、孤勇，因为人物的心理动因和叙事动力的不足，而难以丰满挺立。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当我们读《包法利夫人》时，即便知道了最后的结局，人物身上那种强大的心理动因依然让我们心动，正是这个强大的心理动因让包法利夫人最终走向悲剧人生。而林祥福的心理动因却漏隙百出，其悲剧人生因而难以让人产生更大的共鸣。

　　人物及其自主意识

　　叙事动力的问题当然导致了人物刻画的单薄，甚至给小说带来了基于庸常想象的“赘疣”一般的叙述，比如小美第一次回来后林祥福补办的婚礼，民俗式的描写当然可以，但在没有搞清楚小美的身份以及为什么欺骗自己的前提下，这样的描写其实是一种叙事的“赘疣”。对林祥福而言，这不过是以一种花团锦簇来逃避对真相的追问。

　　人物核心心理动因的欠缺，落实到《文城》中的人物形象，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扁平”和“模糊”。林祥福落脚溪镇后，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等人物也次第出场，土匪、军阀、老百姓等等人物群像也纷繁出现。基于庸常想象的描述也纷至沓来：土匪杀人不眨眼，绑肉票、施酷刑，多出自概念化的想象。对于残酷和血腥的描写或是余华的“长项”，但恕我直言，血腥和残酷一旦脱离了具体而扎实的时空和人物心理，也便失去了其深刻的意义指向。如此，即便那个名叫和尚的“好土匪”，也没有让人看到复杂人物的人性力量。

　　至于小说中的老百姓群体，《文城》甚至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智力矮化”的倾向。比如，溪镇百姓害怕被军阀洗劫，遂纷纷上山砍毛竹做竹筏，在谣传军阀要进城的夜晚，百姓纷纷逃亡，以至于竹筏溃散，死伤无数。与此同时，实力强大的溪镇商会已经在商讨策略。令人疑惑的是，商会既然实力强大，何至于连个通风报信的“侦查人员”都派不出去。另一个细节是，村民救出被土匪绑架的商会会长后，救人者明确告诉村民尽快逃亡，以免土匪报复，但村民却非要“按兵不动”，直到土匪屠村。种种细节合理性的丧失，让小说如一条四处漏水的沉船，显得漫漶而沉重。

　　小说中一些次要人物也令人莫名其妙。林祥福的女儿到上海读书后杳无音讯，顾益民的大公子顾同年吃喝玩乐最后莫名其妙被骗上澳大利亚的轮船去当了劳工。顾家几位公子集体撑杆跳河去嫖娼的情景，更是小说之“赘疣”。面对小说中第二代主要人物林百家和顾同年的“下落不明”，评论家丁帆解释说，“无疑，这个浪漫故事给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太大了，而且，从’史诗’的角度去考察，时间的长度可以再延伸一百年，我们就不知道这是否是作者有意留下的一个’扣子’。……《文城》是一个三部曲吗?这个时代能让余华充分展示他的才华，让他的想象力插上浪漫主义的翅膀飞翔起来吗?!”以尚未出现的所谓“三部曲”来为小说的缺失寻找合理性，评论家的这番苦心，也实在只能让人“呵呵”了。

　　概而言之，《文城》中的人物让人强烈体会到了“独立意志”的缺失，在小说中，说这是被历史挟裹的无奈，体现了历史的残酷和无情，不如说是小说本身“独立意志”的丧失。

　　历史及其生命苦难

　　如付如初《现在的余华为谁写作》一文所言，“在专业读者看来，余华之所以没有随着先锋文学的昙花一现而寂灭，是因为他在技法和故事之间捕捉到了微妙的平衡，写出了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而且，因为把苦难反复堆叠到极致，反而写出了历史和现实的寓言意味，给专业评价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苦难的反复堆叠之所以动人心魄，在于其与历史节点的丝丝入扣。而在《文城》中，“清末民初”只是一个背景式的存在。军阀混战和土匪是概念性的想象，历史的残酷血腥和人物的人生、心理显然脱节。所谓的生命苦难于是变得轻佻，于是当我们读到林祥福的死，会觉得如此突然，如此莫名其妙;当我们看到小美和阿强的死，内心也无法产生震撼。和林祥福以花团锦簇的婚礼来逃避对被骗真相的追问一样，小美和阿强的人生也让人觉得，他们事实上是在以追求爱情为由逃离家庭的责任，所谓爱情，成为了行骗以及逃避由此带给他人的创伤的借口。对小美而言，她和阿强是爱情，那么她和林祥福呢?从人的独立意志而言，小美和阿强只是不敢面对人生中的一切问题，而选择毫无尊严地苟活。而这一切问题，并非出自历史对人性的挤压，亦无历史和现实的巨大的张力。生命的苦难，也就变得琐碎而轻飘。——显然，这不是回到了《活着》，而是轻慢了“活着”。

　　诚如评论家金赫楠《期待是否落空》中所言，“……最期待的还是他能再次突围当下普遍平庸和匠气的叙事惯性，将’先锋’作为一种文学和精神资源、一种写作的自我要求，对今时今日的文学现场重新造成冲击。这才是读者心目中，余华继续成为余华所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说《第七天》余华是企图以对社会新闻的大量移植来对社会现实展开“正面强攻”(虽然其文学价值堪可商榷)，那么《文城》中作家不仅再次退入历史，甚而自我消解了《活着》里经由历史和苦难交织出的人性力度。至少以《文城》而言，所谓“突围当下平庸和匠气”的期待，已然落空。

原标题：余华新作《文城》：回到了《活着》，还是轻慢了“活着”？

值班主任：田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