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被枪击，印度降半旗，难怪印日会沆瀣一气

印度，一个与日本沆瀣一气的国家。

日本当地时间2022年7月8日，随着啪啪两声枪响，正在日本奈良县近铁“大和西大寺站”给自民党拉票演讲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倒地不起。

后来经过日本医疗系统争分夺秒地抢救，安倍晋三终于在下午17点03分含笑九泉。

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却也合情合理，因为日本和印度的友好关系确实“源远流长”。

虽然是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因为“绿色打印通道”开伯尔山口的常年敞开，印度历史早已被各路征服者蹂躏得异常稀碎。直到英国殖民者漂洋过海地征服了南亚次大陆，印度才终于结束了“地理概念”的历史，从而成为一个整体。

因为是“英国女王王冠上的明珠”也就是模范殖民地，再加上印度民众“不爱武装爱红妆”的历史传统，英国对印度可谓青睐不已，殖民印度也更加卖力。除强化了雅利安人创造的种姓制度，让英属印度更加等级森严。更以英属印度为家，拼了老命地开疆拓土，让周边的波斯、阿富汗、中国和缅甸都深受其害。

不过虽然英国对英属印度这么好，但英属印度还是感觉在被英国带着看了外面的世界后，印度应该自力更生，而不是做英国的附庸。

于是在那光芒万丈的1885年，深受英国殖民文化熏陶的印度精英们，建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并很快成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核心。

然而，因为印度精英本身就是英国殖民主子的既得利益者，毕竟英国人口极端不占优势，想要稳固殖民印度就只能“以夷制夷”。所以背负着抗英大业的国大党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由领袖甘地创造性地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并很快得到了英国殖民者的由衷喜爱。

而这种不敢发动广大民众并沉迷于自欺欺人之中无法自拔的操作，自然不可能达到赶走英国人的目标。所以印度自立门户的希望，不是取决于国大党和印度人民，而是日不落帝国盛极而衰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元气大伤的英国逐渐力不从心，并不得不在1931年颁布了《威斯敏斯特法案》，但印度依然是英国牢牢抓在手中的宝贵资产。

二战爆发后，英国本就不富裕的国力雪上加霜，为了打击日本法西斯，不得不许诺英属印度，只要帮我打击日本，战争结束后我就给你自由。

于是甘地信了，并答应帮英国最后一次。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英国作为国际驰名老双标，在危机解除后很快就将此前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但美苏冷战的历史大势，已经由不得英国是否遵守诺言。虽然美苏在意识形态领域水火不容，但在打击老牌殖民帝国尤其是英国的问题上，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选择。

所以，在美苏联手推动第三世界民族纷纷独立，英国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可能，印度也终于看到了自立门户的曙光。

1947年，随着英国一纸“印巴分治”协议，印度终于在8月15日开启了独立建国的序幕，并为日印关系的正式开始拉开了序幕。

虽然日印正式建交是1952年4月28日美国纠集部分国家与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合约》之后的事，但现代日印关系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英国给印度画饼。

应该说，国大党虽然“人畜无害”，但内部从来不乏有洞若观火之人，其中钱德拉·鲍斯算一个，尼赫鲁算半个。

相比于尼赫鲁对甘地的不满，钱德拉·鲍斯对甘地可谓真正的不屑，毕竟作为国大党元老的他早就认识到，议会斗争这样的和平斗争方式根本就是死路一条，想要真正独立只能靠暴力革命。

因为，暴力抗争不仅能赶走英国殖民者，更能彻底实现社会秩序的推倒重来，是印度涅磐重生的必经之路。

所以，在甘地不辞辛苦地感化印度民众以自虐吓唬英国殖民者时，钱德拉·鲍斯早已摩拳擦掌，准备打响武装反抗英国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而从帝国主义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想要改天换地，唯有“铁血”而已，于是钱德拉·鲍斯经过冥思苦想，最终找到了宿命中的靠山。没错，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虽然当时的纳粹德国对于钱德拉·鲍斯反抗宿敌英国的主张举双手赞成，但奈何在欧洲两线作战的同时又在北非开辟了第三战场，物资支持钱德拉·鲍斯实在是力不从心，于是钱德拉·鲍斯最终选择和日本一拍即合。

彼时的日本，在占领缅甸全境，切断中缅公路，封死中国的对外输出通道后，也有占领英属印度并向中东长驱直入的野心。

于是日本高喊“亚洲人的事务亚洲管”的口号，将英军俘虏中的印度兵挑拣出来给钱德拉·鲍斯组建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组成了强大的印度国民军，最终在英帕尔战役中配合日军被英属印度军队大量杀伤，钱德拉·鲍斯也在1945年转移也就是逃跑时飞机失事而亡。

虽然二战期间日本和印度的合作极其惨烈，但却为日印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二战期间的印度虽然是名副其实的殖民地，但却在战后有机会派出大法官参与东京大审判。

而参与审判的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也充分发挥了不走寻常路的精神，公然为罄竹难书的日本战犯们摇旗呐喊，并炮制了诸如全体日本战犯无罪，侵略战争是国家行为，和个人无关等厥词。

虽然拉达宾诺德·巴尔的弱智发言并未改变最终的审判结果，但他的“仗义执言”，让日本上下感恩戴德，并授予其一等瑞宝章。1975年拉达宾诺德·巴尔死后，日本为其建立了纪念馆，2005年更是在靖国神社竖起了“帕尔显彰碑”，用实际行动表达了日本人的“知恩图报”，拉达宾诺德·巴尔也成为靖国神社中供奉的唯一外国人。

可以说，拉达宾诺德·巴尔的存在，让日印之间找到了沆瀣一气的条件，从此两国关系情比金坚。

虽然冷战时代，印度长期与苏联携手并肩，好得像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再加上印度长期与第三世界打成一片，日印官方关系一度停滞。但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烟消云散，日印关系又很快随着美印关系的改善不断升温。

对于日本而言，由于战后深度融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市场，因此日本的经济支撑远在海外。1978年改革开放后，日本与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合作，到2018年末对华累计投资项目数达51834个，累计规模高达1119.8亿美元，一度赚得盆满钵满。但问题是新中国作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在大量吸收外资后，拥有了厚积薄发的可能，说白了就是同日本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而日本本质上又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在难以从中国继续获利的情况下，体量庞大且人口同样众多的印度自然成为日本的意向之选。而且以印度从未经历革命或战争，根本不具备产业升级基础的情况来看，日本根本就不用担心印度后来居上的可能。

所以日本竭尽所能打入印度市场，包括帮助莫迪政府修建“艾孟高铁”。虽然该项目2014年就已经拍板建设，直到今天依然八字没有一撇，而且征地问题让高铁至今只修了十多公里，让日本赔得鬼哭狼嚎。但不可否认，日印关系却因此更上一层楼。

而且，虽然从印度一塌糊涂的发展基础来看，印度没有取代日本的实力却也烂泥扶不起。但共同的敌人，还是让两国情不自禁地抱在了一起。

虽然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根本就不承认败给了中国。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的高歌猛进，令心存侥幸的日本长期战栗。

而自诩天下无敌的印度，在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的率领下，在1962年发动了野蛮的侵略战争，并最终成功地被解放军揍得鼻青脸肿，从此患上了病入膏肓的“1962综合症”，临床表现为没事就高喊印度再也不是六二年的印度，爸爸再打我一次的愿望极其强烈。

所以，两个手下败将，才有了如此雷同的心得，并发展出了同进共退的兄弟情。

可以说，印度和日本虽然人种不同，区位迥异，但因为各种因素，最终走向了兄弟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