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向中国发出的强烈信号”？

刚刚结束的中印第16轮军长级会谈结果如何，目前还没有来自双方的官宣。

不过，从会谈当天多家印媒以及分析人士的反应来看，双方围绕进一步脱离接触的问题找到都能接受的方案“还需一段时间”，但会场内外的总体气氛“是积极向好的”。

尤其是如果算上10天以后“计划中”的会晤，中印两国外长半年以来会晤次数就达3次，而且双方都认可两国在“有效管控分歧”方面的做法。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今年内的第三轮军长级会谈被认为保持住了双方谈判“已经获得的势头”。

尽管如此，印度相关部门对在印中企的新一轮“突袭”加“逃税”指控，再次引发它们与中印边境争端是否关联的猜想。

有印度军方高官甚至公开将此称为“向中国发出的强烈信号”。

‍17日上午9点30分，第16轮军长级会谈开始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整场会谈持续长达12个多小时，双方就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寻求一个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实控线沿线摩擦点进一步脱离接触的问题。

这实际也是今年之前两轮军长级会谈的重点。1月12日和3月11日的第14轮和第15轮，也都重点讨论了从印度所谓“拉达克”东部的戈格拉高地、班公湖地区和德普桑平原三个摩擦点撤离的事宜。

有报道称，中国军队已经将部队从加勒万河谷、15巡逻点和班公湖后撤2.5公里。印度陆军也从这些地区撤出部分部队和车辆。

但对“进一步脱离接触”，双方还未达成一致。

尽管有分析说双方找到都能接受的方案“还需一段时间”，但包括印媒在内的舆论普遍认为，第16轮军长级会谈举行之际，中印两国间的总体氛围也是积极向好的。

不少媒体提到这轮军长级会谈的时间点：正好处在中印外长两次会谈之间。

10天之前，7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刚刚在印尼巴厘岛G20外长会期间举行会谈。

王毅表示，今年3月以来，中印双方保持沟通交流，有效管控分歧，双边关系总体呈现恢复势头。苏杰生说，两国外长3月会晤以来，双方在维护边境稳定、推动务实合作和便利人员往来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有报道说，双方当时讨论了边界为题，同意尽快举行第16轮军长级会谈。

而在10天之后，7月27日至28日，王毅和苏杰生可能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上合组织外长会期间再次会面，两军在边界实控线附近脱离接触的进程，预计也在议题之列。

加上3月25日王毅访印时同苏杰生的会谈，两国高层今年以来的多次接触和沟通，也让不少印媒觉得，虽然两军脱离接触进程仍待推进，但双方谈判“已经获得势头”。

总体氛围向好，但17日军长级会谈举行当天，印度军方和媒体大量对外放风甚至示强。看得出来，它们想在谈判场外给印方代表抬高一下声量，提供一些“支持”。

一些印媒在报道中介绍印方代表团由陆军第14军军长森古普塔中将率领，还直接挑明印方代表的诉求：“强烈要求”尽早让军队撤离所谓拉达克地区所有剩余摩擦点。

同时，印度空军参谋长乔杜里、退役少将阿斯塔纳甚至“一位资深军方人士”“国防部消息人士”，接连在印度媒体上发声，一边指责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在实控线摩擦地区进行部署和升级基础设施”，或是中国空军战机在相关区域“挑衅”，一边强调印度军方做了充分应对准备，包括部署雷达阵列，很好的监视和防控系统等。

最后还不忘甩出一句：“印度给中国的信息是强有力的”。

在印度空军参谋长乔杜里的嘴里，印度有关部门最近对在印中企的行动，“也向中国发出了强烈信号”。

就在上周三，印度方面指控，中国手机制造商OPPO逃税5.51亿美元。

理由说得倒是像那么回事：据称找到OPPO“蓄意谎报”用于制造手机的进口工具与零组件的证据，并且指控OPPO在计算进口商品价值时没有将支付给海外公司的特许权费用计算在内。

如果联系之前受到类似打压的在印中企小米和VIVO来看，印方这类举动似乎另有玄机。

7月5日，印度执法局以涉嫌违反《防止洗钱法案》有关规定，搜查了VIVO印度公司和23个相关公司的48处地点。

对VIVO的指控和对OPPO的差不多，都是“逃税”。

只不过印度执法局在公告中宣称，VIVO印度公司的“逃税”手法是使用了伪造的身份证明文件与错误地址，将 6247.6 亿卢比汇往中国等地，金额相当于该公司一半左右的营收规模。

“逃税”的旗号蛮好用的，反正印方就是以此为名，冻结了VIVO印度公司相关的119个银行账户，总金额达46.5亿卢比（约合3.86亿元人民币）。

“非法向海外汇款”这个举动，也曾出现在今年初印度有关执法部门对小米的指控中。

而小米、VIVO和OPPO加起来，占据着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约63%的份额。

一份2021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达1.69亿部。位列前五的厂商中，来自中国的企业占据其中四席：小米、VIVO、realme、OPPO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4%、15%、14%和10%。只有第二名是三星，市场份额为18%。

印度对在印中企的打压，早已不是新鲜事。自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时不时就会爆出针对中国企业的“猎巫”行为。

打击的时机，与中印双边关系的起伏似乎有着某种相关性。

去年3月，中印双边关系有一定程度缓和时，印方说可以“有选择地考虑中国的投资”；而当中印边境谈判陷入僵局时，印方便通过所谓“税务突袭”等行动发出“中国企业偷税漏税”“中国企业诈骗”“中国企业偷窃利润”等信息。

目前，印度对中企的打压还在进一步扩散。

彭博社5月底透露，印度企业事务部已着手审查500多家在印中企的账目，除小米、OPPO、和VIVO外，华为、阿里巴巴等在印设有运营单位的企业都在受审查之列。

这，或将是在印中企面临的一场最大规模的危机。

当然了，印度方面一直强调，针对中国企业的举动不是出于政治动机。不管在哪个国家，检查“偷税漏税”都是一个“合法合规”的理由。

然而，就连印度自己的学者都直言不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企业将成为目标，这在意料之中”“边境对峙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印中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如此之高，这些企业不可能不受到密切关注”……

可以说，莫迪政府似乎一直在用边界问题绑架中印关系，并不断打着“爱国”“安全”等旗号，推动与中国企业的“切割”。

其次，也有扶持发展本国相应产业的需要。

比如，新德里曾在2020年封禁200多款中国手机APP；今年2月，又以“国家安全”为由对54款App下达禁令，其中多为中国企业产品。于是，这个领域，印度的国产化率有了明显提高。一批原先被TikTok、WeChat海外版社交应用软件所碾压的印度本土社交软件应用迎来了春天。

只是，这并不能改变印度对中国产业依赖愈发增加的事实。

今年上半年，印度从中国进口达到创纪录的575.1亿美元。而去年一年，印度从中国进口是975亿美元。

好吧，虽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无法实现与中国的“脱钩”，但它迄今依然矢志不渝在发展“印度制造”，实现“对华替代”的路上狂奔。

这次，在中印第16轮军长级会谈之前，又再次爆出在印中企所谓“逃税”指控，很难说是巧合。

只是，如果新德里想凭借营造这类施压迫使中方在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的话，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