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导演忆50年代：北京同仁堂少爷14岁就学着喝茅台抽中华

电视剧《大宅门》剧照

大家好，我是兰台。

今天兰台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以北京同仁堂乐家为代表的资本家们的生活。

而兰台所依据的是2001年央视热播电视剧《大宅门》的导演，原北京同仁堂董事长乐镜宇最后一任妻子的养子郭宝昌的各种采访片段。

可以说，我们通过郭宝昌导演的讲述，大致可以直观感受一下20世纪50年代，大资本家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民国时期的同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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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药业创办的时间很早，早在公元1669年，也就是康熙八年的时候由乐显扬创办。

乐显扬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乐家祖上从明朝开始就从事中医行业；到了乐显扬这一辈，他更是在清朝太医院担任吏目，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讨巧”的职业。

如果乐显扬在太医院担任太医，那么他肯定是不可能在北京创办同仁堂的，毕竟清朝200多年，就没有太医院太医在外面开药铺的事情。

而要是乐显扬没能在太医院担任吏目，那么他也不可能接触到太医院那么多“秘方”，创办“同仁堂”也不可能“一炮而红”。

到了1723年，也就是乐显扬儿子乐凤鸣这一辈，他所编纂的《同仁堂药目》被清世宗雍正帝钦定为宫廷供奉御药，从此，乐家或者说同仁堂成了清朝皇家指定的中药材供应商之一。

到了近代，北京同仁堂已经被乐家经营的红红火火，电视剧《大宅门》里的故事，尤其是男主角白景琦的原型其实就是郭宝昌导演的养父乐镜宇。

解放前的乐家其实算不上民国最顶尖的资本家，根据同仁堂药店经理、支部书记李建勋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前，乐家四大房每年从同仁堂药店提取四万两白银作为分红。

清朝每一两白银约为37克，而民国时期一银元为20克，相当于乐家四房在解放前每年从同仁堂分走74000大洋作为分红。

这其实并不算特别多。

因为乐家四房平均分配的话每房每年分红18500大洋。

民国流通的银元

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鲁迅在北京花光了自己一年的工资买了一套四合院，而鲁迅在北京当教授，一年的薪水是3500大洋，也就是说乐家四房每年从同仁堂分走5.2个四合院。

当然，兰台这里作为对比的是民国时期顶级资本家，乐家显然不算顶级。

而1953年公私合营之后，乐家从同仁堂每年分走171561元人民币，每房分得42890.25元人民币。

这对于20世纪50年代北京普通工人来说，是一笔一辈子都挣不到的天文数字。

要知道20世纪50年代，一个部长、省长的每月工资才460元。

而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

左二为郭宝昌养母、左三为郭宝昌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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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昌的养母郭榕就是电视剧《大宅门》抱狗丫头香秀的原型，郭榕也是苦出身，父母从河北逃荒来到北京，父亲去世后家里穷得揭不开锅，郭榕才被家里以500大洋的价格卖给了乐家当丫鬟。

许多文章里说乐家是当时北京的首富，这是胡说八道。

乐家在当时的北京也只能算是中上等人家，有点类似《红楼梦》里的贾府。

后来当时同仁堂的董事长，也就是乐家四房的乐镜宇看上了郭榕，开始想要娶郭榕为妾，但是郭榕不愿意做妾，乐镜宇就干脆和电视剧里的白景琦一样，直接娶了郭榕。

只不过现实中，乐镜宇娶郭榕的时候已经70岁了，而郭榕只有23岁。

因为乐镜宇当时已经没什么生育能力，而郭榕为了将来“老有所依”，于是就让她母亲买了一个孩子当养子，这个孩子就是《大宅门》导演郭宝昌。

最初，郭宝昌一直被郭榕养在自己母亲家，一直到1952年，郭宝昌12岁的时候，才被郭榕接到乐家大宅里住。

用郭宝昌的话说，他算是正式过上了“大少爷”的生活。

电视剧真实再现了郭宝昌导演青年生活

当时虽然已经是新中国了，资本家想要凭着财产欺男霸女是不可能了，但是拿着公私合营大把分红，关起门来过自己小日子还是非常舒服的。

根据郭宝昌回忆，虽然他只是乐镜宇的养子，而且乐镜宇1954年就去世了，但是依然有好几个佣人伺候他和养母郭榕，有单独的厨师，想吃什么只要吩咐一声，这位私人厨师就会给郭宝昌做什么。

郭宝昌每周的零花钱有40元人民币，每周；而且只要有正常用途，比如买书、交际，还能从养母那里要。只要他想，他每月的零花钱比省长、部长的工资还要多。

可能是乐镜宇的离世，郭榕培养郭宝昌的方式明显就是“催熟”郭宝昌。

郭宝昌14岁的时候，养母郭榕就让他喝酒，什么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敞开了供应；16岁的时候养母郭榕就让郭宝昌学抽烟，每天一盒中华。

养母郭榕叮嘱着郭宝昌，“这个家的所有爷都会抽烟喝酒，你不会怎么行？为了生存，你要立住，而没有拳打脚踢的功夫你是立不住的。”

甚至郭榕还会教郭宝昌打麻将，不过郭榕教郭宝昌赌博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郭宝昌赢钱，而是让他学会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把大把输钱，要学会“喜怒不形于色”。

郭宝昌导演

反而是学习什么的，郭榕根本不在乎，郭榕觉得学得再好不也是给人当伙计吗？郭宝昌天生就是“爷”，学就要学“爷们”的本事。

郭榕这套是典型的北京大宅门的培养方式。

上海资本家则和北京大宅门培养完全不一样。

兰台看过一些资料，物资条件上两边不分伯仲，但是在培养孩子上，上海资本家明显更现代一些，虽然也会教孩子“输钱也要保持风度”，但是对学习抓得很紧；甚至在一些回忆文章里，兰台还看到上海资本家为了培养孩子外语能力，周末的时候全家人在家里说英语或者法语，结果被警惕性高的佣人直接报警的趣事。

70年代部队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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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兰台这么说，大家感受不到20世纪50年代郭宝昌这“大宅门少爷”的小日子有多么舒服，这里兰台给大家引用一段郭宝昌中学时去到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家里，在这儿，郭宝昌第一次看到普通北京工人的生活：

郭宝昌写他第一次见识到宅门之外的世界、普通人的生活便是因为“大哥”。一次放学后，他走进最好的朋友“大哥”家门，那是一个肮脏又破旧不堪的大杂院，“我迈过污水走进他家的堂屋，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亲眼看到一家人为一头蒜打起来，因为这是晚饭唯一的菜。他当时的惊愕难以形容。“这是怎么了？这世上还有这样活着的人？”他想。那时的他住在深宅大院，奴仆成群，还是中学生自己的藏书便有两万多册，每星期他至少看五场电影、三场戏，母亲给他每周四十块零花钱——而“大哥”一家七口人，一个月只靠父亲的四十块钱工资生活。

这么说，可能大家还是不太能感受到差别。

这么说吧，陈永贵到了1980年退休，他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也才200元人民币；而郭宝昌在1950年代，他每月零花钱就已经是160元了，而且他还能随时再找养母要。

每天有私人厨师伺候，天天喝茅台、五粮液、泸州大曲，一天一包中华烟。

而郭宝昌以及同仁堂乐家还远远说不上新中国成立后顶级资本家，只能算是中上等水平的资本家而已。

参考资料：

《亲历者李建勋：民族工商业改造，老店同仁堂新生》，中国经济周刊官网；

《<大宅门>导演郭宝昌出自传，在他眼里小人物都是大角色》，北京日报202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