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残留1.4万国民党干部，部下请示杀多少？陈毅的处置令人佩服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开始对华东重镇上海发起进攻。

当时的上海有600多万人口，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蒋军在这里布置有8个军约20余万人的兵力，试图依附于大上海的高楼大厦和社会民生与我军负隅顽抗。

为了能够完整的保留下这座在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党中央和前委经过反复衡量及论证，最终决定采取“力争在外围决战”的方案，迫使敌军将市区的守备调部队调出来，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市区。

陈毅元帅形象的称上海战役是“瓷器店里打老鼠”，一点也不为过。

经过十六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在5曰27日，大上海这座英雄的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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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敌为友、为我所用

接管上海，是一个摆在我党我军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相继接管了北京、天津、济南、南京等大城市，但对于上海这座东方巴黎，稍有不慎都会对我党我军迅速解放全中国，全面稳定的接管各级权力以及开展活动带来深远的影响。

“军事政治都要进城”，三野总前委迅速根据以往接管城市的经验制定了《入城纪律》，并贯彻到各个入城部队，以确保部队进入上海后有法可依，令行禁止。

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取得了上海广大市民和绝大多数在沪工商业人士一致的欢迎和热烈拥护。

对于上海解放后的掌舵人，其实早在1949年3月份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就已经初见端倪了。

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会见伟大领袖主席时就曾坦言：“陈毅将军能文能武，是贵党中的儒将，担任上海市长是非常合适的。 ”

于是3月14日，华东局正式提议陈毅为华东局第三书记，上海市市长。

并要求选派三十到五十名军政干部，到东北解放区学习城市管理，以便随后充实到新上海的建设管理工作中去。

未雨绸缪，解放后的城市接管工作已在战役打响之前悄无声息的展开了。

1949年5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江苏省丹阳成立了，从这一刻起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开始工作并将迎来他扣人心弦的揭幕战。

解放上海后，军管会的首要任务就是接管各级政府和民生基础设施，令人没有预计到的是在这些要害部门里担任职务的各级国民党干部和工作人员有1.4万人之多。

如此庞大的数字对于刚刚进城的军管会是一个难题，当时就有人请示陈毅是否予以剿灭？

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我党的形象，不利于今后的统战工作。

而这些前政府的工作人员，虽然并不都是铁杆的反动分子，但毕竟在伪政府浸染多年，鱼龙混杂，谁又能保证这里面没有混进保密局安插的特务呢？

经过反复的衡量，陈毅还是决定对于这些人员进行逐一甄别，除少数确实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敌对分子外，大多人都保留在原单位任职，或调往合适的岗位，并将此处理意见上报了中央，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认可和支持。

陈毅这样做，说明他是做了深刻思考的。

古语有云：“杀降者不详，活千人者封子孙。”

中国历代的开明统治阶级从来都慎用杀戮，像动不动就坑上数十万人的悍将也是从来没有善终的，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也都如流星划过，消失不见。

这样的事情，陈毅显然是不会做的，他不会因此而丧失掉民心。如果这样做了，以后谁还会来站出来弃暗投明，谁还会为我们工作，这是得不偿失的。

另外一点更为重要，上海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城市秩序需要维护，政府机构需要运转，电厂要发电，水厂要供水，这些都需要专业的人来操作的。

单靠从解放区调入的干部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弥补巨大人才缺口，何况有很多部门的专业性还很强。

陈毅将军的大将风范，这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要使用这些旧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就要给他们充分的信任，要他们放手去干。

让他们在工作劳动中，去学习，去改造，既恢复了生产秩序，又重获了新生，何乐而不为呢？

应该讲在这些被接收的旧政府人员中，第一个被留用的人员，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原伪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了。

1949年5月28日下午2点，上海的城市接管仪式在市政府举行，陈毅市长威风凛凛的走进政府大厅，身后紧跟着军、政、财、文等各个职能部门的相关接管领导，各自坐好后便是请赵祖康进来进行交接了。

49岁的赵祖康内心满怀忐忑，他不知道迎接自己的会是怎样的结局。

虽然他对我党的政策耳熟能详，对于陈毅将军的为人也略有耳闻，但身临其境仍不免有如履薄冰之感，进入办公室后，他抢先对陈毅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随后又向周围的人员鞠躬60度。

面对如此谦恭的“赵市长”，陈毅市长不禁哑然失笑。

对于这位被临时赶鸭子上架的“代市长”，陈毅是有着深入了解的，本质上是一个文人，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着交通基建工作，没有参与过政治，而且还有过留美学习的经历，这样的人才不正是当前最需要的吗？

简短的交接仪式后，陈毅发表了一个讲话，大力赞扬了赵祖康率全体人员举旗投诚的行为，并对在移交权力期间对政府相关资料档案的保护，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最后诚恳的聘请赵祖康能够留任工务局局长。

这是赵祖康没有想到的，任命的宣布不仅打消了他的顾虑，同时也使萦绕在1.4万留用人员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

上海金融大危机，彻底清除

解决完人员的问题，后面就要迎接真正的困难了。

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积重难返的问题就是金圆券的贬值。要恢复上海的经济生活，首要任务就是要上海像其他解放区一样尽快的流通人民币。

说起金圆券的前身，法币始创于1935年，时至1948年，物价已经上涨了3000多倍，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国民政府焦头烂额。

时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强行推行金圆券以兑换市民手中的外汇来代替法币，妄图稳定经济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

但事与愿违，金圆券贬值非常厉害，职员开工资都要用小车去拉，买一斤米的钱居然比米还要重，吃碗云吞第二碗就和第一碗价格不一样了，老百姓苦不堪言。

虽然后来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整治金融市场但最后还是因为触及了官僚资本利益而不了了之。

这一次相同的难题摆到了陈毅的桌面上，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上海，退居台湾的蒋介石也在看着上海。

他在嘲笑“共产党人搞军事100分，搞政治80分，而搞经济0分“，而共产党人却以非凡的勇气，下定决心一定要根治这颗毒瘤。

1949年5月31，一场金圆券兑换的大战役在大上海如期登场，4亿元的人民币以1:10万的汇率向全上海民众对换手中的金圆券。短短七天就兑换完毕，效率不可谓不高，规模不可谓不大。

但“前代市长”赵祖康却跑来对陈毅的做法颇感焦虑，担心会出现新的动向，并向陈毅推荐了几位前政府留用下来的财政官员。

原来上海的普通民众更相信坚挺的美元、袁大头或者直接兑换成黄金。他们相信这些刚兑换的人民币会马上被兑换成这些硬通货。

事实也如其所料，人民币对这些货币的比值暴跌，在不法投机商的操控下，1块袁大头需要2000元人民币兑换，人民币在上海市面的流通也遇到了两难境地。

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市场波动如此之大必然会波及全国，北京、天津、广州等大中城市的金融市场也随之波动，物价开始上涨。

上海的金融投机商利用市民的恐怖心理再次发难，不断的做高银元，使得人民币继续贬值。

陈毅紧急调集了3500万元银元，以求稳定住市场，调低货币兑换的汇率，但无奈不法投机商们也是有备而来，不断的吸纳银元，使得汇率居高不下。

陈毅市长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办法，并邀请了赵祖康和诸位留用财政官员参加献计献策。

诸位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经济学家当即指出了问题根结。即问题出在证券交易中心，投机商们聚集在证券交易中心，操纵市场交易，哄抬银元价格。如果不能用强力的手段加以取缔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顽疾的。

陈毅市长当即拍案而起，立刻做出指示，一定要铲除这些害群之马。

1949年6月10日上午，在军管会的统一指挥下，突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扣押了投机分子二百五十多名。只允许按人民银行牌价兑换人民币，严禁私下兑换黄金、银元等。

至此取得了打击不法投机商、稳定金融市场的阶段性胜利，成功的使人民币在上海金融市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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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一黑“之战，赢得胜利

到了6月的下旬，又一场更大危机席卷而来。这一次则更是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

早在发起上海战役之前的5月份，陈毅在丹阳的时候就和相关同志探讨过接收上海后会遇到的诸多问题。

当时大家就总结了“两白一黑”，两白即大米、棉花，一黑即煤炭，所以方案做的也比较早，大批的物资其实在解放之后就都已经布置到位了。

没想到问题还是出现了，最早发生波动的大米的价格从每石人民币1万1700元涨到9000元，这已经到达骇人听闻的地步了。

纱布也是上涨了3倍，煤炭上涨了2倍多。

这些均是关系人民群众基本生计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出了事情那就是通天的大事。

陈毅市长照方抓药，继续虚心的请教周围的经济学家。大家敏锐的指出这就是不法商人在囤积居奇，利用手中资金大量买进货物哄抬物价，以待价格上涨再抛出牟利。

他们给出了两个建议：

一是采取行政手段，犹如打击金融投机商一样，利用铁腕打击不法商人，没收不法所得，返还给市场；

二就是与他们打经济战，举全国之力不断放货，直到拖垮他们。陈毅市长当即表示采用第二种方式，和不法商家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49年，7月27日在上海召开了各解放区财经会议，成立了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用于统一协调全国的战略物资生产调配问题，特别强调了对于上海当前存在的问题。

陈毅也在中财委的大力支持下，把大米，棉花和煤炭等物资源源不断的从全国各地调往上海。

与此同时做到对外严格保密，使不法商家一直都蒙在鼓里，天真的他们还以为政府的储备即将耗尽，而依旧不遗余力的大量收购。

可对于永远吃不尽的货，投机商们坐不住了，他们不但没有等来价格的上涨，相反市场价格平稳，国营门店货源充足，而他们手中的资金已然耗尽了。

于是走投无路的他们只能选择低价抛售手中的存货。

这不得不说又是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只是这一次手中武器已经不是长枪短炮，而换成了集体的智慧和市场规律。

一场反投机风暴以新生的人民政府的大胜而宣告结束，这也是全体世人所料不及的。

陈毅元帅坐镇指挥，固然功不可没，但在谈及此事时，他却表达了不可贪天之功为己有的想法。

首先这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全国人民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再有就是在他的周围团结有许许多多的可以出谋划策的能人志士。

以赵祖康为首的那些前国民党留用干部，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虽然在日后的甄别过程中依然发现了一些数量的潜伏特务，但大多数人还是心系人民，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对于这些人我们应该给予积极正确的评价。

不管他们以前做过什么，只要站在了人民的一边，真心实意的为人民，为整个中华民族做了一些事情，那就应该肯定，我们就应该高举双手的欢迎，欢迎他们成为新中国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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