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教授：举国上下身陷功利漩涡，核心技术从哪儿来？
森根兄：
你的来信推荐我读《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发表的一篇好文章“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我也收到多位朋友转给我这一文章，有的打上括号“深度好文”。我已经阅读。我理解大家称“好”，大概在于两点：
1. 对我国科技现状说了真话；
2. 指出我国科技落后的三个原因。
我先说说刘亚东的第一点：
关于科技现状，刘亚东说了真话。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这句话，他说得对。他还说，“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 ‘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算得有整有零，说得有鼻子有眼。
舆论无疑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與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刘亚东进一步谈到，“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中兴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
关于科技现状，我还想补充说一些我所了解的当前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令人着急的现状。
今天的中国科学院与三十年前相比，第一，物质条件大为改善，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投入逐年增加，科研装备比较先进；第二，论文多。
可是，大部分经费集中在军工技术项目，少部分才是基础研究和国民经济急需课题。科研人员人自为战，忙于多多发表论文、找关系、跑项目，年轻骨干为买不起房子、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而苦恼。
今天的高校，教授不愿意到课堂讲课；所做的研究和中科院类似，但求数量而不讲质量。著名大学居然创建和开办六七十个“各类”学院，把知识碎片化了，让学生无所适从，学不到应有的系统知识，打不好基本功。学校不再提倡“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而提倡与领导保持一致，“听话，出活”。
我再说说刘亚东的第二点：
刘亚东提出问题说：“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他的答案是三点：“第一，缺乏科学武装；第二，缺乏工匠精神；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我认为，他说的三点也的确是阻碍科技发展的原因，但是他说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因素，还不是主要的共性原因。
要找根本的原因，必须分析现状背后的“所以然”，必须追踪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
请允许我先简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科院的科技发展的历史：
一) 1956年，中央政府为了系统地引导科学研究为国家建设服务,开始着手制定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坊间称“十二年规划”)。集中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参加规划编制工作。最后阶段，周恩来总理邀请钱学森负责规划的综合组，综合各方面的建议，最终形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
综合提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等12个重点任务；并对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8个基础学科做出了系统的规划。规划还提出了1956年的4项紧急措施。
钱学森1955年回国以后，联手钱伟长创建了力学研究所，接着钱学森等按“十二年规划”，在中科院内部倡议建立了其他几个新技术研究所，即：原子能所、计算机所、半导体所、电子所和自动化所等。
二) 但好景不长，紧接着在1957年，展开了整风反右运动。力学所的副所长钱伟长就因为提倡“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分子。当年协助钱学森创建力学所的得力助手朱兆祥也因为去探望副所长钱伟长而被打成“反党分子”。力学所从此，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科学家人人自危。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名存实亡，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也没有为实现规划要求的发展高新技术和基础学科而开展扎实的研究。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0年的结果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科学的命，文革中中科院131位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被打倒，229人遭害致死(据《学习时报》2009年9月29日第3版)，其中就有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先生。
四) 在文革中，周培源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5000多字的阐述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文章，同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三点建议。周总理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础理论研究很重要，并告诫人们对于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不要像浮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后来的事实说明，基础研究就像云一样，一吹就过去了。
五) 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制定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表彰先进人物，奖励优秀研究成果，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全国上下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常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开始起步。
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讲话，热烈地欢呼说，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他说，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才能发展科学……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他祝愿老一代科学工作者老当益壮，为我国科学事业建新功，为造就新的科学人才做出贡献。
六) 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同时还制定了《科学研究主要任务》、《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规划》。
七) 赵卢之争：1981年5月，卢嘉锡在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为中科院院长。这是迄今中科院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民选院长”。卢院长为中科院的改革和建设倾注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推动科学院从行政领导为主向学术领导为主过渡，实行所长负责制；对科研工作实行分类管理，创立了开放研究实验室制度；同时多方开展横向合作等。尽管他努力组织科技人员到生产实践中寻找科学研究课题，但是还是遭到赵紫阳总理的严厉批评，说中国科学院没有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
卢嘉锡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地辩说，我们进了主战场，但是，不是你说的主战场。中科院的主要任务是科学研究，寻求科学规律，撰写科学论文;我们不是产业部门，不生产产品。在卢嘉锡的心目中，完成《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基础科学规划》和《技术科学规划》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任务。反观此前三十年的历史，中科院一直在上级“急功近利”的主导下，帮助产业部门解决一些零碎的技术问题。《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都不了了之。
八) 既然中科院院长不听总理的指挥，那换院长是简单的办法。接下来的三任院长努力寻求中国科学院的出路。
九) 80年代晚期，中科院领导考虑到中央的财政困难，说要学习中央推出的“一国两制”，中科院实施“一院两制”——“以开发养科研”，发动和鼓励各个研究所兴办了许多公司。同时，把全院的“技术系统”也解散了。
有两个典型案例来说明“以开发养科研”对中科院造成了大破坏：
一个是力学研究所。1990年的一天，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领导宣布改制，不再采用研究室编制，而采用面向技术开发的联队编制，联队内设立开发公司，研究工作要结合开发；同时宣布解散力学所最活跃的三个研究室：钱学森创建的“物理力学研究室”，郭永怀创建的“电磁流体力学和等离子体力学力学研究室”，以及郑哲敏创建的“爆炸力学研究室”。
另一个是中国当代科技改革史上所谓“著名的儿子管老子”事件，即1994年， 中科院委托联想公司对计算所实施企业化管理，由柳传志兼任计算所所长。计算所大部分员工认为，联想对计算所的企业化管理不仅无助于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负面影响。计算所的科技形势每况愈下，几乎垮台。仅仅半年后，联想“抛弃”了计算所。
1999年10月，中科院重新作出决定，回复从事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的国家研究所——计算所，可是人员大部分已经流失，损失惨重。夏培肃院士当时表示，计算所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系属于中科院的国立研究机构，而绝非市场行为。2009年院领导坦承，当年“联想管计算所”是错误的。
十) 90年代晚期，中科院领导提出改革口号“知识创新工程”，主要内容有：中关村住宅大拆迁，改建为商用楼，争取把世界“500强”总部尽可能吸引到中关村来，以求“市场换技术”；让2/3资深研究员下岗，为年轻人让位和增加报酬；实施定量化的绩效考核制度(论文篇数、创收金额)。这样的绩效考核制度还祸害了全国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从此，追求数量放弃质量，科研质量急剧下降，抄袭伪作盛行。2001年，《Nature》发表社论“China’s Hopes and Hypes”，提醒中国防止假冒伪劣。
十一) 新世纪以来，中科院领导依然跳不出功利主义旋涡怪圈，以论文篇数、创收金额的绩效考核标准，使整个中科院“泥菩萨过河”，朝不保夕。
十二) 不久前，郑哲敏在《学习时报 2017.12.27》上发表了“从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谈起”，阐明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呼吁研究技术科学(工程科学)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队，应主要承担研究和发展技术科学的任务。研究重点应当是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服务的研究项目，如生命科学和(家园)环境科学，而不只是军工技术。
纵观以上历史事实，阻碍科技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清楚的。自从1949年起，直到现在，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始终不懂什么是科学，特别是不懂什么是工程科学(国内习惯称为“技术科学”)；始终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科学家。
一系列政治运动是打击科学家的，扼杀了科学家的(个性化)的创造性。不能认为钱学森、郭永怀和郑哲敏缺乏科学武装、工匠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情怀。如果再不从源头上彻底整改，刘亚东所说的三个缺乏还会继续下去，“核心技术”也不会凭空产生。试想：没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创新何来！
森根兄，上面说的只是基于我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子的经历和经验，可能是片面的，还望得到你的指教。
庆明
2018.7.5
（本文为中科院教授谈庆明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张森根的书信，经二位前辈授权同意后，在网络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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