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总理反贪有多严厉？巡查时看见满仓粮食，他怒斥：连我都骗

文|探古论今人

编辑|探古论今人

提起朱总理，相信在今天，不少国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无疑是“铁腕”。

而事实上，作为朱元璋的第十九世孙，他似乎也的确继承了那种绝不姑息养奸的“铁面无私”，以至于被人称为铁面总理。他曾说：

“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在上海，人们说他“严肃有余”

在朱镕基很小的时候，他的双亲就已经早早离开人世，所以，这个日后于“人前显贵”的“铁面宰相”其实是由他的“满伯”抚养长大。

也许，正是由于父母的早逝，朱镕基很早就养成了自己那正直向上，而且多少有些“不安分”的性格。

于是乎，当他于1947年从长沙考入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之后，这位理工科的学生却又“不安分”地积极投身于，当时北京城内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去。也正是在不久之后，年龄不过21岁的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由于学业水平较高，年轻的朱镕基被直接从东北的工业部调入国家计委工作，然而期间由于一些变故，他被迫离开岗位，直到后来被邓公看到了他这匹“黑马”，才算是重返了国家计委。

当然，尽管早年经历坎坷，但这并未抹去朱镕基的脾气。他依旧坦诚、直率，毫不避讳自己看到的问题，甚至曾如此直言不讳：

“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以当场就会面红耳赤。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

那些年，在历任了国家计委处长、副局长，国家经委委员、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等职务之后，1988年4月，朱镕基调任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市长。

也就在他正式上任上海市市长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面对整个上海的共计1300万市民，他一如既往地坦诚披露了自己的施政方针。简而言之也就是一句话：他要建设一个‘廉洁’、‘高效’、‘有权威’的上海市政府。

当然，说“大话”容易得很，重要的是怎么做。

朱镕基是怎么做的呢？他的做法其实很简单，甫一上任，朱镕基就主动找到当时上海的市场监察局，叮嘱他们：“你们首先给我盯住市政府的局级领导。”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朱镕基认为，想要抓住当时上海市全市1000多名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那就只有从上到下，先把最顶上的市局级领导“看”住了，上面的官员包括他自己都廉政、勤政了，廉洁高效的工作环境才会真正在全市建立起来。

用他自己日后的话说：

“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坐在主席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

就这样，朱镕基从自己做起，廉政勤政，还强调要“先从他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要带头。”

结果，自然也就把一些“大事往上推，小事往下推”的干部们“克”得够呛。

一次，朱镕基下基层视察了上海市一个企业老厂。在当时，由于市场改革尚未全面深化，这个背靠国家的老厂体制僵化，其主营的产品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都没有更新换代，以至于经济效益发生了严重滑坡。

看到浑浑噩噩的工人，朱镕基很是心痛，就要人把主管这处老厂的局长叫过来。结果，随后他才得知，这座老厂的局长竟然已经接连几个月没来过厂里了。而听到这里，脾气火爆的朱镕基当场就发了火，厉声斥道：

“身为局长，自己的工厂快过不下去了还不下来，责任心哪里去了？”

然后，当场让人通知那位局长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这么“对待”自己在官场上的下属和同僚，朱镕基果然很快就得到了一个“严肃有余”的评价。但其实，朱镕基本人兴趣其实相当广泛。

他喜欢鲁迅、巴金、茅盾的小说，会在与妻子一起散步的时候一起背诵诗词。而且，他还酷爱京剧，能拉会唱，甚至于还曾在上海市远郊的金山县与百姓们欢度元旦时，来过一段京剧清唱，赢得了满堂喝彩。

1991年4月8日，朱镕基在第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补选为国务院副总理，继而离开了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上海。

日后，曾有外国记者问他：“你在上海最大失败是什么？”

他的回答简单干脆，两个字：“没有。”

他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从上海回到中央，朱镕基在那个十分关键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时期，当选为国务院经贸办公室主任，并在之后当选为权力最中心的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一。

在这段时间内，朱镕基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放到了中国工业、农业、金融业的改革上来。也正是在进行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他抑制了市场经济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过热的现象，并严格打击了投机倒把、官商勾结等行为。

1997年，已经70岁的朱镕基担任了中共第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之后的1998年3月，于众望所归之下出任了共和国总理。

毫无疑问，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实现转变的关键时刻，而面对来自国内外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冲击，朱总理依旧坚持他在反腐与党风廉政建设上的一贯立场。就好比他在正式当选总理那场会议上所说：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8年5月22日，那时朱总理刚刚升任不久，便主动来到了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的一个粮仓。在当时，南陵县是安徽省内的产粮大县，也是当时国家在安徽省收购粮食的重要地区。

于是，来到这里，在一番简短的寒暄交流后，工作人员领着面容严肃的朱总理一行人来到了他们的粮库。

粮库里，目之所及，到处都摆放着盛满了米粮的粮垛，这本该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场景。孰料，朱总理严肃的脸没有“云开雾散”，反而怒意勃发然后勃然变色。

为什么朱总理看到满满当当的粮仓反而会勃然大怒呢？这个问题，从当年的一个词，我们就能得到答案。那个词叫“调粮补仓”。

在当年，负责收购粮食的中储粮地方上的官员权力很大，所以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很容易就会发生监守自盗的现象。就好比打压粮价以赚取差价、违规拆借公家财产，以及调粮补仓的“转圈粮”。

所谓转圈粮，简而言之就是管理仓库的官员把粮仓里的粮食倒卖了，然后等到有干部领导要下来视察某个仓库，他们就利用地方上的关系，从别的粮库里调粮出来把自己的粮仓塞满，等到领导离开再将之归还。

说起来，朱总理这次在来到安徽南陵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里的粮库其实空空如也，只是想看看这里的官员会怎么“应付”自己的巡查。

结果，果不其然的是，在朱总理到来之前，安徽南陵县的官员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召集了200来号人，几十辆大卡车，几乎是昼夜兼程地从外省运来了1000多吨的粮食，足足干了4天才将南陵县的粮仓填满。

就这样，当他们信心满满地将朱总理迎进粮仓，不求得到夸奖，只求将这次视察应付过去的时候，朱总理见到这样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眼前，自然震惊，继而震怒。

回到北京后，他对外发表了这样一番话：

“前不久，我去安徽省的南陵县视察粮库，早在之前我就知道粮库是空的，去视察后，我在粮仓看到满满的粮食，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些粮食从何而来？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人，真的是胆大包天，连我都敢骗。”

也正是在这之后，他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针对基层干部的查处。

在此次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朱总理要求，要重点查办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等部门；对象则集中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案件上，继而着重查处当时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渎职等行为。

当然，这次“肃贪”要“肃”的也并非只有基层。

1998年8月20日，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就因贪污受贿、玩忽职守，而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6年。

2000年9月7日，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成克杰，因贪污4000余万元人民币，二审被判处死刑。

2001年，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因在赖昌星一案中受贿，玩忽职守，而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因此，毫无疑问，朱总理在来到首都后依旧贯彻了他在上海市的一贯作风，“先打老虎后打狼，老虎苍蝇一起打”，极大地震慑了当时贪污受贿的干部，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那时的社会氛围。

也正如他在2002年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所说：

“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至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吓唬老百姓，我想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说法，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2003年卸任前的最后一场大会上，朱总理说了：房地产、土地和交通

就比如，在2003年1月27日，这是朱总理任职期间召开的最后一次政府全体会议，被认为是“朱总理卸任前的讲话”。

也正是在这次讲话过程中，朱总理用他极具前瞻性的眼光提到了三个问题。

首先，是“房地产过热”。

在当时，由于中国经济开放太快，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就如同冬日里忽然间天降大雪般涌现。对此，朱总理义正词严地用1993年的海南房地产大“爆雷”作为警告，要求干部重视。

其次，当时国内广泛的征地行为。

在当时，社会上弥漫着一股兴建主题公园，或者五星级宾馆的风气。然后，想要兴建这些占地面积极大的建筑，当地官员就要从广大农民群众手中征地，而这无疑会导致农民的权益在无形中遭受损害。

当然，征地之后主题公园投资与经济效益往往不成正比，又是另一个方面。

而最后，朱总理还提到了当时的交通问题。

在当时，国人刚刚吃到改革开放的红利，私家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也开始在群众中流行起来。然而，看着北京、上海等地的私家车日渐增多，继而使得城市交通开始拥堵，朱总理提出了鼓励并提倡城市公共交通的方案。

不过，除了忧心私家车所导致交通拥堵这一表面问题之外，朱总理还担心私家车太多，会影响公共交通安全，与国家原油的储备与开支。

话说到这儿，您这边或许不太理解朱总理为什么要这样“碎碎念”。其实道理很简单，当我们把朱总理上述言论进行剖析与理解，我们就会发现，即将离任的朱总理所忧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中国的经济“过热”……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缔造者，朱总理无疑十分清楚国家经济“突飞猛进”背后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他才会说：

“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五十多年的经济工作，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 。”

言尽于此，毫无疑问，从1998年上任到2003年卸任，朱总理在那个位置上待了五年。

在这五年时间里，他的大力反贪、肃贪为他赢得了一个“铁面总理”的绰号，却也似乎让他在百姓心中似乎只剩下一个“铁腕”“酷吏”的印象。然而问题是，除了反贪肃贪，他在同时还为百姓们做了许多其他的事。

不过也就像他自己所说：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