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荣：德国迎接“时代转折”，对中欧关系究竟是不是正资产？

编者按 2023年12月23日，主题为“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上海欧洲学会2023年年会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召开。上海欧洲学会德国专业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郑春荣教授致辞并作专题演讲，题目为：《德国的“时代转折”及其多重影响》。以下为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的原文，经作者本人审阅后授权发布。

郑春荣：

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德国的“时代转折”及其多重影响》。我们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但我个人印象里边，“时代转折”这个词主要是德国人在提，欧洲层面没怎么提，所以我从德国的角度再强调一下“时代转折”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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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应从什么角度去看待“时代转折”这个词？一个是讲德国、欧洲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变化，这是一个视角。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们转换了视角，把“时代转折”理解为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各类行为体是如何因应的。另外，有的学者是把“时代转折”作为标识性的概念，也有的把“时代转折”作为分析视角，分析其到底“转”得怎么样，影响因素又是什么。最后，有的学者聚焦防务领域的“时代转折”。但是，事实上从德国的角度来讲，它把“时代转折”覆盖到了各个政策领域。

首先我想再简要地回顾一下德国的“时代转折”。过去一年多时间，将近两年来，到底转成什么样、转到哪里了？

去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三天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的演讲中表示德国面临“时代转折”

从德国总理朔尔茨发表的演讲当中，包括他的署名文章里边可以看到，他其实希望要推进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现代化，来让德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力量，包括拥有一支与之相匹配的军事力量。一开始我觉得他是“雷声大雨点小”，但现在，从防务领域来看，其实德国还是有很大的雄心，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比如说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提到，要把联邦国防军打造成欧洲防御的基石。德国国防部在11月9日颁布的《新防务指导方针》当中也特别提到，德国要成为欧洲的“防御支柱”，并且要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德国宣称要在欧洲扮演军事领导角色，并且要在北约中发挥建构性的作用，这是很大的雄心。另外，可以看到，在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德国其实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承诺明年将军援金额提高到80亿欧元。这个增长意味着明年德国的国防开支将会占到GDP的2%以上，这是很多年以来都未能实现的。从朔尔茨最近一次讲话里也可以看到，他其实希望能够持久地提高德国的国防开支，包括调整德国的军事文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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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光是从防务角度来讲，德国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时代转折”。但是从德国的诉求来讲，“时代转折”并不局限于防务领域，而是涉及到经济、战略等的各个方面。从这些角度来看，德国的转折还没有能够完全落地。例如，如果从民众对“时代转折”的认知或接受度来看，虽然德国民众较之以往更加赞成增加军费，但他们并不支持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扮演军事领导角色。从德国科尔博基金会的一份最新民调当中就能看到，同2022年相比，2023年主张德国应在军事上保持克制，包括应该更多地采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人数其实是上升了。也就是说，其实德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比如说71%的受访者，并不主张德国扮演一个军事领导角色，换言之，德国的战略文化转型还需要很长时间。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时代转折”。其实德国把“时代转折”和其他的政策领域结合起来，例如，德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份文件，名称就是《“时代转折”下的工业政策》，但是这个方面的进展相对滞后。目前，德国经济面临萎缩的问题，还存在“去工业化”的隐忧；近期甚至出现了600亿欧元的财政漏洞，虽然现在在弥补这个漏洞，但此事会影响德国政府的预算，危及它的结构转型进程，包括导致德国国内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等等。从防务来讲，它不仅需要很大的投入，如果要去实现真正的转型，扮演军事领导角色，则需要更加长期的战略思维和新的战略文化。总体上，德国经济的韧性和它经济实力的稳固性，以及战略文化的转型，也需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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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德国“时代转折”的多重影响，第一个是在欧盟层面的影响。如果看一下朔尔茨2022年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发表的纲领性演讲，他提到希望把欧盟建成世界级军事力量，把欧盟变成具有全球军事能力的欧洲，包括在外交领域引入多数表决机制。如果判断德国“时代转折”的影响，从欧盟层面来说，它会提升德国的军事力量，有利于提高德国在欧盟内的政治力量，包括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可以考虑同法国开展更多合作。此外，它也会促使欧洲更多地倚重硬实力，导致欧盟以及其他大国未来会有更多冲动去介入印太地区，包括派军舰、飞机前往印太地区刷存在感，和地区内的相关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等。另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德国加强了防务投资，但还是在北约框架里面，加之俄乌冲突的延续，德国对美国和北约的依赖依然存在，不能期望德国因此能推动欧盟实现防务上的真正独立。

当然，德国“时代转折”对欧盟方面的影响还有一些掣肘因素。我们知道德法之间在加强防务问题上也有一些龃龉，一方面涉及领导权的争夺，另外一方面的分歧在于，到底是应该更多地推动欧洲独立防务，还是依靠美国及其主导下的北约？这个主题我就不展开了。

对国际层面的影响，可以看一下朔尔茨2022年12月5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他在文章里边一方面强调多极世界，反对阵营对抗；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加强同全球南方的合作，鼓励这些地区和国家更多地参与塑造国际秩序，德国要和这些国家扩大伙伴关系。这是德国在国际层面的诉求。

2024年德国对乌克兰军援总额将翻一番，达到8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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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时代转折”的国际层面影响，应该讲，在政治上，德国会更敢于在全球治理当中，去承担和它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在经济上，则会寻求更多的经济贸易关系多样化、多元化，包括和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乃至一些它口中所谓的“非民主”国家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目的就是扩大贸易网络，来减少德国对中俄等国家的依赖性。在军事上，德国会进一步地参与海外军事行动，这可能会使我们重新讨论对于德国是否依然还是一个“文明力量”的反思。

最后，也要提几句德国的“时代转折”对中德、中欧关系的影响。本届德国政府在2023年7月13日发布了《中国战略》文件，里面的核心思想还是强调经济竞争和制度性对抗，以及“去风险”。如果从“时代转折”对中德、中欧关系的影响来看，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它对中德、中欧关系的影响究竟是更多地作为一种正能量还是负能量的形式？如果看积极的一面，德国增加军事支出，推进国防军现代化建设，从全球安全治理的角度来说也可能意味着中德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机会；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德国防务独立意识的增强，这可能会导致德国与欧洲在涉疆、涉港、涉（台）海议题上更为强硬，它们可能会更多地介入印太地区。最后，对于德国及欧盟将中国视作“伙伴、竞争者、对手”的三重定位，未来德国推进“时代转折”后，后两者所占的比重还会上升，因此将导致中德、中欧关系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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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一直讲经贸关系是中德、中欧关系的压舱石，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时代转折”在多大程度上会推动德国的地缘经济战略的转变？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德国的一些政府部门和机构正进一步地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甚至鼓吹“脱钩”和搞阵营对立的非理性冲动仍在暗流涌动。比如说德国经济部发布的《“时代转折”下的工业政策》，把对德国工业区位的维护，和所谓来自中国的“地缘政治挑战”挂钩，它觉得中国的地缘政治挑战影响了德国的工业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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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一份文件也值得关注，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题为《如果与中国硬脱钩，对德国经济影响怎么样？》，报告的结论是，德国与中国硬脱钩的影响是“可控的”，而且还提出，如果对中国实施“逐步脱钩”，可以规避初期的高昂成本。这是具有非常大危险性的一个提法。

总的来讲，德国的“时代转折”不是能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应该看到，德国社会中的克制文化对德国在安全与防务上采取更多积极有为的行动起到了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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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德国的“时代转折”会促使它将经济实力更多地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包括推动欧盟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发挥领导作用。然而，德国作为一个贸易国家的属性并不会改变，它只是更多地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考量摆在并重的位置。

最后，短期内，德国的“时代转折”对中德经贸关系的影响不大。但德国推出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渐进地降低对华依赖的政策，其在中长期的负面影响，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就分享这些观点和观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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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12月23日，主题为“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上海欧洲学会2023年年会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召开。上海欧洲学会德国专业委员会主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郑春荣教授致辞并作专题演讲，题目为：《德国的“时代转折”及其多重影响》。以下为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的原文，经作者本人审阅后授权发布。

郑春荣：

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德国的“时代转折”及其多重影响》。我们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但我个人印象里边，“时代转折”这个词主要是德国人在提，欧洲层面没怎么提，所以我从德国的角度再强调一下“时代转折”的意涵。

首先，我们应从什么角度去看待“时代转折”这个词？一个是讲德国、欧洲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变化，这是一个视角。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们转换了视角，把“时代转折”理解为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各类行为体是如何因应的。另外，有的学者是把“时代转折”作为标识性的概念，也有的把“时代转折”作为分析视角，分析其到底“转”得怎么样，影响因素又是什么。最后，有的学者聚焦防务领域的“时代转折”。但是，事实上从德国的角度来讲，它把“时代转折”覆盖到了各个政策领域。

首先我想再简要地回顾一下德国的“时代转折”。过去一年多时间，将近两年来，到底转成什么样、转到哪里了？

去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三天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的演讲中表示德国面临“时代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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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总理朔尔茨发表的演讲当中，包括他的署名文章里边可以看到，他其实希望要推进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现代化，来让德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力量，包括拥有一支与之相匹配的军事力量。一开始我觉得他是“雷声大雨点小”，但现在，从防务领域来看，其实德国还是有很大的雄心，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比如说德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提到，要把联邦国防军打造成欧洲防御的基石。德国国防部在11月9日颁布的《新防务指导方针》当中也特别提到，德国要成为欧洲的“防御支柱”，并且要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德国宣称要在欧洲扮演军事领导角色，并且要在北约中发挥建构性的作用，这是很大的雄心。另外，可以看到，在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遇到阻力的情况下，德国其实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承诺明年将军援金额提高到80亿欧元。这个增长意味着明年德国的国防开支将会占到GDP的2%以上，这是很多年以来都未能实现的。从朔尔茨最近一次讲话里也可以看到，他其实希望能够持久地提高德国的国防开支，包括调整德国的军事文化等等。

因此，如果光是从防务角度来讲，德国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时代转折”。但是从德国的诉求来讲，“时代转折”并不局限于防务领域，而是涉及到经济、战略等的各个方面。从这些角度来看，德国的转折还没有能够完全落地。例如，如果从民众对“时代转折”的认知或接受度来看，虽然德国民众较之以往更加赞成增加军费，但他们并不支持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扮演军事领导角色。从德国科尔博基金会的一份最新民调当中就能看到，同2022年相比，2023年主张德国应在军事上保持克制，包括应该更多地采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人数其实是上升了。也就是说，其实德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比如说71%的受访者，并不主张德国扮演一个军事领导角色，换言之，德国的战略文化转型还需要很长时间。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时代转折”。其实德国把“时代转折”和其他的政策领域结合起来，例如，德国政府最近出台了一份文件，名称就是《“时代转折”下的工业政策》，但是这个方面的进展相对滞后。目前，德国经济面临萎缩的问题，还存在“去工业化”的隐忧；近期甚至出现了600亿欧元的财政漏洞，虽然现在在弥补这个漏洞，但此事会影响德国政府的预算，危及它的结构转型进程，包括导致德国国内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等等。从防务来讲，它不仅需要很大的投入，如果要去实现真正的转型，扮演军事领导角色，则需要更加长期的战略思维和新的战略文化。总体上，德国经济的韧性和它经济实力的稳固性，以及战略文化的转型，也需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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