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北京故宫的文华殿以南，有一排建筑，清朝时是内阁大堂和内阁大库。内阁大库用来存放各种文档、卷宗、实录、起居注等资料，内阁大堂用来草拟和转达皇帝的诏令、批阅官员进呈的题本文书，然后送给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们同意之后，再呈递给皇帝审阅。因为清朝是满人、蒙古、汉人共治天下，内阁大堂又分为汉本房、满本房、蒙古房，每个部门都有单独处理政务的房间。其中汉本房用汉字书写题本，满本房用满文书写题本，蒙古房是翻译蒙藏回等民族文字的地方。满、蒙、汉共治天下，在数千年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但唯独在清朝出现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一步步的分析吧。在中国历史上，长城一线是农耕汉人、草原游牧部族深度融合的地方。最西面的敦煌和张掖，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又有大量的可耕田地，更是处于西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的交汇点，于是各方势力在这里汇聚融合。中部的大同和北京都是紧邻长城的重镇，又分别处于山西、河北的最北端，大同和北京便成为汉人、游牧部族深度融合的地方。尤其是大同，自从汉朝开始就是匈奴、鲜卑、突厥南下的桥头堡，后来又被契丹、女真占据，直接导致人口混血程度较高，有了"大同出美女"的说法。大兴安岭一带的渔猎部族，通辽、赤峰一带的游牧部族，沈阳、锦州一带的农耕汉人，长期在辽东地区混合居住，导致辽东地区同样成为三方势力汇聚之所。其一是渔猎出身的满洲，来自遥远的深山老林，其二是漠南蒙古，核心成员是盘踞在通辽的科尔沁部，其三就是汉人，源头是明朝初年朱元璋开辟辽东时，调过去定居的汉人军户。在这样的背景下，努尔哈赤起家的时候，便是一边征服满洲各部，用武力把满洲各部融合在一起，一边拉拢团结辽东的汉人。满洲各部自不必多说，他们毕竟同宗同源，有共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只要战场上打赢，便很容易整合起来。汉人愿意投奔努尔哈赤，则是因为万历皇帝派到辽东征收矿税的太监高淮，实在是太混帐了，把辽东搞的天怒人怨，史称"高淮乱辽"，于是没有出路的汉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而努尔哈赤出手非常大方，凡是来投奔的汉人，都按人口分给几十亩田地，并且给房子、种子、牛驴、农具等等，汉人只要去了就能安居乐业。《清史稿》里记载道："太祖用兵于明，明边吏民归者，籍壮丁为兵。"这句话意味着，努尔哈赤起家以后，其麾下的军队几乎就是满汉融合军队，而汉人地位最高的就是原明朝抚顺游击李永芳、广宁守备石廷柱，他们都受到努尔哈赤的极大重用。公元1633年，曾在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任职的孔有德、耿仲明，在袁崇焕处死毛文龙以后没地方去，便向皇太极请降。皇太极命济尔哈朗、阿济格统兵迎接，安置在东京辽阳城。同年，皇太极任命明朝降将马光远为总兵官，王世选和麻登云为三等总兵官，马光贤、孟乔芳等明朝降将也得到相应的职务。公元1634年3月，尚可喜请降，皇太极任命尚可喜为总兵官，驻防海州。同年，皇太极开科取士，录取了刚林等十六人为举人。就这样，三顺王和一大批汉人将领、汉人农民、汉人士子归附到清朝麾下。而为了管理汉人，皇太极提拔佟养性做了汉人的总代表。《清史稿》里说佟养性原本是满人，姓佟佳氏，但已经完全汉化了，定居在辽东抚顺，努尔哈赤称汗、改元天命以后，佟养性觉得努尔哈赤可能有前途，便投奔了努尔哈赤。为了拉拢佟养性，努尔哈赤把宗女嫁给他，成为"额驸"，并任命为三等副将，随后因功升迁为二等总兵官。因为佟养性是额驸，故而和爱新觉罗家族更亲近，因为佟养性已经汉化，也更容易和汉人相处，于是皇太极任命佟养性为昂邦章京，专门负责管理汉人事务——"汉人军民诸政，命额驸佟养性总理，各官受节制。其有势豪嫉妒不从命者，非特藐养性，是轻国体、亵法令也。"从这些任命来看，佟养性事实上成为清朝内部的汉人势力总代表。可以说，早在入关以前，清朝的满汉融合程度就很深了。清朝的满蒙联盟，其实是满洲和内蒙古诸部的联盟，更准确的说，是满洲和内蒙古科尔沁部的联盟。成吉思汗崛起以后，把呼伦贝尔大草原、外兴安岭一带封给二弟合撒儿，合撒儿成为蒙古的东道诸王之一。到了明朝正德年间，蒙古的达延汗要重新统一蒙古，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可能是为了向达延汗效忠，也可能是为了躲避战乱，合撒儿后代的一支，便带着十余万部众迁徙南下。到了努尔哈赤基本统一辽东以后，要继续发展壮大，就必须和明朝宣战，向长城以南开拓势力范围，而努尔哈赤要向长城以南开拓势力范围，有两条必经之路——以山海关为核心的辽西走廊，归明朝所有，一旦过了山海关，便能逼近明朝的京畿重地。以通辽为核心的内蒙古草原，归科尔沁部所有。而且通过西辽河，沈阳可以直接走水路抵达通辽，自通辽继续向西，经西辽河可以到赤峰、承德，经西拉木伦河可以深入到乌兰布统、锡林郭勒一带。相比起来，山海关易守难攻，如果在山海关和明朝拼消耗，不仅旷日持久，清朝的后勤也承担不起。反过来看，科尔沁部的实力不如明朝，地理位置还特别重要，如果能降伏科尔沁部，不仅可以打开辽东的大门，还能以此为基础，逐步收服整个内蒙古，进而在战术上包围山海关、在战略上包围明朝。最开始的时候，科尔沁部其实不愿意和努尔哈赤勾结，甚至还和满洲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等合兵三万人，准备掀翻努尔哈赤。结果努尔哈赤大胜，科尔沁部首领的战马都死了，临时换了一匹弱马才逃离战场。科尔沁部也知道，一旦努尔哈赤崛起，下一步必然是向通辽扩张，征服科尔沁部，打开西进、南下的通道。但是经过这次失败，科尔沁部想明白了，既然打不过努尔哈赤，那就加入呗，于是派遣使者和努尔哈赤通好，"自是蒙古通使不绝。"此时，科尔沁部和努尔哈赤的关系，还保持着通使来往的外交关系，并没有彻底融为一体，两家真正不分彼此，要靠林丹汗。面对蒙古四分五裂的局面，林丹汗也想重新统一蒙古，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但已经习惯了独立生活的蒙古诸部，并不愿意出现一个强势的大汗，不愿意重新被大汗管束，于是对林丹汗统一蒙古非常抵触。公元1619年，努尔哈赤刚打赢"萨尔浒之战"，林丹汗派使者送去国书，"书辞多嫚"，次年正月，努尔哈赤给林丹汗回送国书，"斥其嫚"，结果林丹汗杀了努尔哈赤的使者，做为报复，努尔哈赤也杀了林丹汗的使者。既然科尔沁部、努尔哈赤都和林丹汗交恶，他们便有了共同的敌人，于是在公元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和科尔沁部正式结盟，目的就一个，"勿与察哈尔通。"就这样，清朝夺取通辽，打开西征、南下的一条通道，满蒙联盟也初步形成。为了巩固满蒙联盟，皇太极陆续迎娶了五个蒙古后妃——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孝庄太后）、敏惠恭和元妃（海兰珠）、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他们都是来自蒙古科尔沁部，都是博尔济吉特氏。公元1627年，皇太极命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统兵征讨朝鲜，完事以后，"命留满洲兵一千、蒙古兵二千防义州，满洲兵三百、蒙古兵一千防镇江城。"这意味着满蒙已经共同进退了，而那些蒙古兵大部分来自科尔沁部。公元1632年，皇太极出兵征讨林丹汗和察哈尔部，经辽河、西拉木伦河一路奔袭到归化城，"所在察哈尔部民悉俘之"，随后蒙古诸部拥立皇太极为蒙古大汗。这次征讨察哈尔部，通辽是必经之路，科尔沁部又立下汗马功劳。满洲和科尔沁部的联盟更加牢固，满蒙联盟也正式形成。早在刚起兵的时候，努尔哈赤便把三百人编为一个牛录，做为军事政治机构。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开始重新整编满洲牛录，8年后，努尔哈赤和科尔沁部结盟，设立了蒙古牛录，再过6年，皇太极整编了汉军牛录。到了公元1642年，皇太极麾下已经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总共二十四旗，能动员的战兵达到十五万人左右。李自成推翻明朝以后，开始推行"追赃助饷"的政策，自山海关回京勤王的吴三桂，感觉李自成不能保护旧贵族的利益，便打开山海关，剃发降清。于是继通辽之后，山海关也向清朝敞开怀抱，清朝越过长城征服中原，再无障碍。可以说，清朝入关以前，就是满蒙汉三方势力融合的成熟政权，对于如何处理各方的矛盾，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清朝能做到这一步，和辽东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自古以来每个崛起于边塞的政权，都或多或少带有胡汉融合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因为和西北的戎狄接壤，秦穆公时期便"拓地千里、灭国十二"，把秦国打造成胡汉融合的政权。西晋末年，慕容氏崛起于辽东，整合了慕容部、宇文部、段部等鲜卑部族，又安抚汉人流民、重用汉人世家大族的精英，成为胡汉融合政权，趁后赵内乱的时机南下，称霸中原。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以山西大同为基本盘，整合了四十多个塞外游牧部族，然后才有实力南下夺取太原、邺城，建立起胡汉融合的北魏王朝。可以说，历朝历代的胡汉融合、二元制政权，都是起源于长城一线，这个胡汉交流频繁的特殊地带。就像近代以来，凡是能中西合璧的势力和组织，无不是来自广州、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从来没有起源于内陆的势力和组织，能成大气候的。故宫文华殿南面的内阁大堂，虽然只是一排简单的建筑，背后却是千百年来的金戈铁马、号角嘶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