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光满
来源：李光满冰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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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媒体公开的情况看，三名犯罪嫌疑人杀害受害人的手段极其残忍，三人用铁锹将受害人砸死，打掉了受害人牙齿，打烂了受害人头骨，并对受害人脸部毁容，然后挖坑掩埋。事发后，三人毫无内心恐惧，毫无同情心，毫无悔改意，毫无对法律的敬畏心，依然神情自若，甚至还有的在家里玩游戏。在警方询问时，串通一气，做假证，误导警方办案。三个人作案的手段、过程、应对完全不像未成年人，甚至比某些成年人还要老道成熟。

媒体报道，受害人长期受三名犯罪嫌疑人霸凌，经常被索要钱财，有时还被关在学校厕所旁的小黑屋。三名犯罪嫌疑人沉溺游戏，用从同学那里索要的钱为游戏卡充值，杀害受害人前还强行将其手机微信中的191块钱转到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微信里给游戏卡充值。

对这一故意恶性杀人案件，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显然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如果是成年人犯罪，毫无疑义应判处死刑。但由于本案中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使得本案的审判变得复杂起来。

根据我国刑法，年满16周岁即应对所有的刑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而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应当负刑事责任；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还规定不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

在我国，曾多次发生已满12岁未满14岁人员犯故意杀人罪，最后都因年龄原因没有被判死刑，有的甚至没有被判重刑，其中一些人出狱后继续犯杀人罪。对未满18岁犯罪人员免除死刑有何依据？这些年，中国司法界流行一种西方法律思想，即学习西方法律逐步免除所有罪犯死刑，这种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能够做到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校园霸凌现象比较严重，如果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对故意杀人犯罪嫌疑人予以严惩，就无法有效震慑和阻止低龄未成年人的校园恶性犯罪，就无法有效震慑有阻止校园霸凌行为。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社会之所以需要法律，是因为法律能够保护公众生命健康，能够保护社会安全，而不是让法律保护犯罪。要知道，无论你年龄多大，只要你采用残忍手段故意伤害甚至杀害他人，你所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你的命重要，难道别人的命就不重要？因此犯罪就是犯罪，无关乎年龄，只关乎性质和后果。

我认为，对于性质恶劣、手段残忍、故意犯罪的行为一定要坚决予以严惩，该判重刑的就判重刑，该判死刑的就判死刑，如果按现有法律不能判死刑，则一定要判无期徒刑，而且一定不能减刑，不能让这样的人再次进入社会危害他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止校园霸凌、恶性伤害和杀人犯罪事件。而且从现在起就应该着手修改不合理的法律。

第二，我们知道，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受害者都是留守儿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生活待遇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仍然是农民工，他们的孩子仍然是留守儿童。我们经常在媒体和网络上看到有人说要保护民营企业家，要给民营企业家当店小二，可你什么时候听别人说过要保护农民工、要保护留守儿童、要给农民工和留守儿童当店小二的？改革开放四十的多年了，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他们的收入水平仍然处在社会最底层，他们的孩子并没有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普遍进步，农民工的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过不上好的生活，孩子的身心健康都会出现一些严重问题。我们可以去统计一定，现在那些985、211、双一流大学中到底有多少是农民工的孩子？现在农民工、农民的社会地位固化在社会最底层非常严重，我们绝不能排除那三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因为得不到父母的爱、得不到父母的监管而在心理感情上发生变化，变得冷漠、残忍、无情而䁄向犯罪。我们需要从如何改善和改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着手，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着手，从彻底解决留守儿童与城市里的孩子的公平待遇这些问题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媒体报道，这三个犯罪嫌疑人都沉迷于游戏。我们国家对未成年人玩游戏是有严格规定的，但现在我们看到，大量未成年的少年儿童仍然可以玩游戏，而且很多都染上了网瘾，沉迷于游戏而不能自拔。这些未成年的少年儿童是如何上网玩游戏的？前一段政府曾对游戏发出过一个严格管理办法的公示，于是就有很多人出来为游戏公司当说客，说整治游戏行为会影响经济，会影响就业。我感觉如果不下大力气严厉整治游戏行业，毁掉的恐怕不是游戏行业，毁掉的将会是一代甚至几代人，将会是我们整个社会，我们不能为了所谓的游戏经济而把所有的原则底线都抛弃不要了。

第四，现在我们的教育严重缺乏爱的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逐渐走向功利化，学生与学生、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可以说中国教育已经完全被市场和资本异化。前两年大力搞双减，这是对的，但我以为双减还是次要的，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功利化问题，教育的核心功能是教书育人，但现在我们的老师完全陷在教书里面，没有了育人的责任，能够考高分就是成功，就是成绩，这实际上只是体现了德智体美劳中的智这一项，很多学生根本不会劳动，更不知道什么是德。我以为，所谓育人问题，就是爱的教育问题，爱国家，爱家人，爱同学，爱社会。现在的学校里，谁在教学生爱呢？完全没有。因为没有爱，因为缺少爱，所以对国家、对亲人、对学校、对同学冷漠、无情，走到极端就是校园霸凌泛滥，伤害同学甚至杀害同学犯罪行为屡屡发生。

第五，家长或者说监护人的责任问题。我们一方面强调减轻未成年人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又不说未成年人家长和监护人的责任。我认为，如果要减轻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就必须增加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法律责任，不能说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法律责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长和监护人也不承担任何责任，那受到伤害的一方去向谁讨要公平和正义呢？就像前不久发生的一起未满12岁未成年人杀害4岁女童案件，最终罪犯被释放，无论是那个未满12岁的杀人犯还是他的家长和监护人都没有受到任何法律惩处，受到伤害的女童一家只能永远忍受失去孩子的痛苦，而且法律未能保护他们的孩子不受伤害，未能惩处杀害他们孩子的坏人。这里我们一定要重视家长对孩子身心教育所应承担的监护人责任，未成年人犯法，家长和监护人应该承担一定的或重要的法律责任。

第六，我们一定不能受西方取消死刑的司法思想的影响，一旦取消的死刑，必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公平正义将无法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将无法保证。我要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今天看到央视网公众号发的一篇文章《三名初中生涉嫌杀害同学，要讨论的地方有很多》，其中有些观点非常好。“由于当前刑法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究刑责的规定是十分机械的，14岁到16岁负何种责任，12岁到14岁负何种责任，这固然可以通过明确规定规避将未成年人轻易入罪的问题，但必须要看到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就像用身高去决定儿童可以享受到何种乘车优惠一样，导致了受害人在讨回公道这件事上完全是看运气，家属只得祈祷行为人在犯罪时已经满足了刑事责任年龄。这种使法律天平更偏向保护嫌疑人一方的设计，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亦使得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产生诸多诟病，进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形成了对公平正义的质疑。”

“14岁至16岁对八种严重犯罪负责也好，12岁至14岁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致残，经最高检核准追诉负责也罢，都需要在原则之外考虑例外，在普遍之外考虑特殊。”“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河北邯郸的这起案件值得各方面深入思考。一方面，司法部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一直的态度是预防，比如强调落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而这起案件中恰好就有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那么，有了法律之后如何预防？毕竟中国还有相当多的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对已经发生的案件，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如何让公平正义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不形成像湖北荆州女童案那样只得由受害人家属默默承受的案件？”“两个方面无疑需要同步推动，才能够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打击犯罪，让正义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

这起事件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推进司法改革乃至修改相关法律条款的地方，司法如果不能做到公平正义，那就有可能成为助长犯罪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