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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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不管谁能获胜,对于中国人而言,本次大选背后的一些东西更值得我们关注
——美式民主的崩塌与内卷化OR法西斯化的抉择!

与往年的大选不同,今年美国群众关心的不是谁能当选总统,而是拜登与特朗普之争是否会成为美国大规模骚乱和冲突的导火索。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新泽西州、威斯康辛州、马萨诸塞州等16个州省的国民警卫队相继进入待命状态。与此同时,美国枪支弹药的销售量也创下新高,根据美国小型武器分析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 ——截止上个月底,美国枪支销售数量达到1860万支,其中有690万人是首次购买。
由大选引发如此紧张的国内形势,在南北战争结束后还尚属首次。2020年,一个除了“正常”一切皆有可能的年度。选民分化严重、总统向支持者预警一场“被窃取的选举”,枪支销售飙升,各种正面临暴力。而这些暴力可能会压过地方警务力量,让身穿警服的军队布阵美国街头。

美国国民警卫队进入芝加哥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情况,从最直观的层面上来看,是因为美国内部力量的分裂,这种分裂体现在两个方面。
这个以前说过,拜登和特朗普或者说民主共和两党,分别代表的是金融资本集团和产业资本集团。金融资本的核心利益在于产业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因为两者在运转过程中会伴随有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动,金融资本只有寄生于这种流动,才能把触角深入到各个深度参与全球化国家的经济体系里,以此为系统性的剥削创造条件。产业资本的核心利益在于反全球化和产业本土化:因为全球化愈是深入,美国产业空心化的速度愈快,这会导致两个很严重的问题。首先是经济内卷化:我们为什么说欧美开创的工业文明伟大?原因不止是对生产力质的提升,还有工业生产模式对劳动力庞大的需求,为大多数中下阶层的群众提供了进入优质生活的渠道,即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产业空心化最直观的冲击就是居民收入的减少。全球化近半个世纪,美国居民收入为什么不升反降?美国民间贷款和不良资产率为什么一路狂飙,原因皆在于此。其次是技术内卷化:关于技术,需要明确一个概念,无法进行经济效益变现的技术,是不具备任何价值的(国防科技除外)。两点,一个是靠强大的制造业把它生产为用户需求的产品,这叫应用变现;一个是通过强大的消费市场把它卖出去,这叫经济变现。任何一家科技企业,只有做到长期稳定的应用变现和经济变现,才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下一轮的科技研发,否则科技就会停滞。美国之所以在二战后能成为最强科技大国,得益于没有被战火洗礼的本土仍保持着庞大的工业体系,而这种工业体系和稳定的国内环境,又催生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资本避险逐利的生理反应下,欧洲资本和人才大量涌入美国,为其科技产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现在,产业持续空心化的美国,既没有足够的产业链进行应用变现,也缺乏长期稳定的国内经济形势进行应用变现,技术已经停滞。技术一旦停滞,国家上升渠道基本被堵死。所以,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对抗越来越趋于白热化,这种白热化反馈到现实层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由总统大选引起的国内紧张局势。技术停滞对国家上升渠道的影响体现为:企业研发能力下降——产品因技术落伍被市场淘汰——企业营收进一步下滑——企业裁员和国家税收下降——政府财政用于公共开支减少——社会治理能力和国际治理能力下降。
所有社会问题,都是源于经济问题,而造成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贫富差距。国家经济向好时,不论是居民收入的提高还是政府对社会公共系统的投入,会粉饰大部分社会矛盾。可一旦经济向下,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凸显,美国种族主义、人枪之患等诸多问题,其实都源于美国因技术停滞而导致的经济下行。疫情对经济的降维打击,则让这些问题更加突出。如果你在2000年说,二十年后的美国将陷入执政集团和社会阶层的双重分裂中,并由此引发系统性的国家风险,你一定会被当成神经病。因为美式民主制度在大部分人看来有着很强的免疫力,就像冷战结束时,极力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所说的那样:美式民主即便遇到危机,也终究会在自我调节后走上正常轨道。公知和美粉们言必称的民主体制之典范的三权分立,表面上是行政、司法、立法的互相独立,实际上却是资本、媒体、政权的互相勾结。资本一方面资助政治家,一方面用手中掌控的媒体营造对己方政客的有利舆论。拜登儿子贪污的丑闻传出后为何迅速被推特等社交平台给压下去了?归根结底,是因为民主党背后的资本和媒体背后的资本是从属于一个群体,即金融资本集团。而政客在当选后,就会推出一系列有利于该集团的政策。比如奥巴马推行的医改,受益的是深度嵌入全球化的生物制药类企业。再比如特朗普推行的税改,受益的是反全球化的本土工业企业。这就是为何很多自媒体同行说美国才是世界上贪腐最严重的国家的原因,官商勾结到如此堂而皇之的高度,饶是政权昏聩的明末也比不上啊!进一步细讲,以政府为主体的政治群体、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群体、以企业为主体的资本群体,是构建当代国家体系的三大基石。只有这三者处于平衡状态,国家体系才能正常运转。占据国家人员主体的普通民众支不支持政府行使行政权力。企业是否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在逐利的天性上和国家利益上做好取舍。政府能不能掌控全局行使宪法赋予的国家行政权力,并以普通群众利益为切身利益,协调企业同向发展。如果我们把国家体系看做一辆车,社会群体是构成汽车主体的车身,企业群体是发动机,政府群体是方向盘,只有发动机和方向盘是一致的时候,汽车才能高速行使。一旦发动机要自己跑,要么是成功夺下行使方向权,要么是车身分裂。
美国现在的情况是:掌握方向盘的右翼执政集团在产业资本的支持下,与发动机争夺行使方向权,车身(社会群体)在两股离心力的作用下不断拉扯,并呈现崩溃之势。请问:一个连国家三大群体间利益协调都做不好的制度,也能叫好制度?所以说,本次美国大选所暴露出的社会分裂,其实是美式民主的崩塌。经济学人2017年7月1日封面,特朗普的美国:关于一个分裂国家的特别报告历史上,自美国于1776年成立以来,类似于今天如此大的矛盾只发生过两次。当时,在美国工业大建设的背景下,南方落后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先进生产力之间的失衡(奴隶制度遏制了北方工商业的进一步本土化发展),让内部矛盾持续扩大到没有任何调节的空间,最终以南北战争结束。源起于华尔街的经济危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性,大量的产能过剩和劳资隐患不仅让美国社会矛盾瞬间激化,还使得社会群体对政府的信任降至冰点。如果不是二战对工业生产力的强大需求,罗斯福新政的有效性,无论如何都没有强到那种让美国从濒死状态突然就活蹦乱跳。这两场战争给后来的美国执政集团指明了处理国家矛盾的两种方式:要么在内卷化的矛盾中走向内部冲突,让一方彻底臣服于另一方;要么用对外战争的方式,从经济和意识双重层面把政府群体、社会群体、企业群体三家马车牢牢团结在一起。当然,这也是大部分国家处理内在矛盾时面临的两条路。有鉴于现阶段下内战对美国的毁灭性打击,因此不论是拜登代表的民主党,抑或是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都把矛头不约而同的指向了第二种:外战!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在制衡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两党已经完成了跨党派的共识,并在国会和政府建立起有组织有系统的全政府对华政策。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社会矛盾在大选前后被激化,美国军事挑衅性行为也越来越多,东亚面临战争的风险已不再是纸上谈兵。所以,不要妄想通过一两次选举来改变美国对华政策,这是极其幼稚的。
既然明确了中美全领域对抗的主旋律,接下来就我们就应该有所调整。
对此,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美国成天拿修昔底德陷阱给我们套入德国这种战争贩子的角色,那我们在国内外舆论上也应该反客为主。同样是用军事冒险和对外战争转嫁国内矛盾,我们也可以把美国套入二战前德国的角色,明确告诉世人,这就是新时代的法西斯主义,谁纵容谁就是绥靖!
第二、建立跨部门机构应对美国全政府对华政策,避免资源浪费,提高对美行动效率。
第三、从意识形态着手,争夺国际民主话语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之下,对西方腐败式、金元式民主进行系统性批判,让世界认识到,只有中国这种以政府群体政策为主导、以社会群体利益为根本、以企业群体发展为驱动的协商共同民主,才是正儿八经有利于广大人类的民主。
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就是把你刺进我身体里的剑拔出来,再原封不动的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