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雷拉：美国长期从不平等贸易中获利，但资本过度积累正挑战其金融体系-雷米·埃雷拉
编者按：随着美国选战日渐进入高潮，美国总统候选人们正在将目光聚焦到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上。早在今年2月，特朗普就曾表示：如果自己赢得大选，不会和中国发起贸易战，但会继续征收高额关税，针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至少要收60%的关税。不久前他又声称，除此之外，还将对部分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在内的商品高达200%的关税。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本届任期内将中美高科技脱钩向前推了一大步；作为拜登退选后的接棒人哈里斯，此前尚未表达出将在主动削减关税等方面的意向。
面对未来潜在的关税挑战、美国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无端指控以及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东方军事与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雷米·埃雷拉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探讨。
【文/东方军事 唐晓甫】
东方军事：特朗普在2016年上任后，美国就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理由对华持续开展贸易战。但这些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没有显著下降，甚至在2018年和2022年分别创造了4194亿美元和3829亿美元的历史前二的贸易逆差记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美之间是否存在美国所说的“不平等贸易”？
埃雷拉：几十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几乎一直持续扩大。这对美国整体经济不利，也成为了华盛顿对北京发动贸易战的借口。根据美方的说法，美国在中美服贸记录中的赤字，就可以证明特朗普宣称中国每年从美国“榨取数千亿美元”资金然后注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说法的正确性。
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财富从逆差国转移到了顺差国的现象。但事实是否真的那么简单？这种逻辑基础坚实吗？所谓的“财富”究竟是什么？
在这里，我不仅质疑中国从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中获益的观点，更质疑这些交换的“公平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非主流经济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提出的问题。
通过多种方法测量的不平等交换揭示一个事实：对于给定量的服贸交换，一个经济体中工人的总工时可能会高于其伙伴国的工人所能提供的总工时，这将导致价值从前者转移到后者。只有考虑到对应于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国际价值的转移链，才能反映两国贸易之间真正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正在进行高炉出铁作业的鞍钢工人新华社
有幸在我与中国教授同事们进行的一项科学研究中，我们非常严谨地计算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些计算运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但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果：在过去四十年里，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不平等交换的现象；这种不平等交换牺牲了中国，有利于美国。
因为研究显示，两国交换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内容是不同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服贸产品包含的总工时，相比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服贸产品中包含的总工时多得多。
我们计算出，在新冠大流行发生前，中国工人平均每6.5个工时的劳动可以交换美国工人一个工时的劳动。而在过去四十年中，这个数字为121个工时。总的来说，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不平等交换水平明显下降，尽管后者并未完全消失。
这种不平等交换反映了价值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而且覆盖了中美经济活动中的多数领域，包括纺织、服装、皮革制品行业、家具和其他用品、电气设备和机械、航空运输、木制品、橡胶和/或塑料制品、化学品，甚至会计和管理咨询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对中国不利的不平等交换仍然存在，但美国在交换中的优势也在减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美国的优势正在减少，特朗普的美国政府才发动了这场贸易战。
事实上，贸易战无非就是一场由国家发动的商业危机。这场中美贸易战显然是由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为了阻止美国相较其新兴竞争对手中国的贸易优势被逐渐削弱的尝试。但是这个解决方案反而可能导致相比于贸易优势被削弱更严重的后果，比如美国贸易逆差在稳定后进一步增加的情况。
东方军事：您如何看待西方指控中国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这种指控背后反映了中西方模式之间的什么区别？
埃雷拉：的确，近几十年来，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可能出现了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意味着这不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形态，肯定存在一些不平衡和很多不足，依旧面临巨大挑战。
我认为现在不应该询问中国的“反模式”（counter-model）（即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能否在其他地方被复制，而是尽可能谦逊地、客观地试图理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原本内核。现在在西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所走的道路进行诋毁、美化或者简化是非常常见的，但这并不正确。
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将私人资本所有者和持有者阻隔在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生产领域之外，同时由于这些资本的所有者和持有者并没有实现对党和国家机构的征服和规训，我认为中国现有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中央的计划依旧拥有决定性影响力。
中国在社会主义概念中加入初级阶段的概念表明，他们也认识到现在的社会主义远非完美，在长期社会主义转型的运作中，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
“昆仑号”完成首条高铁架梁任务。新华社记者宋为伟 摄
在此，我列举几个大型公有制公司在中国经济中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在初次分配中为员工提供更多收入；国家可以更自由地采用最适合的管理模式；最后，公权力可以更轻松地参与集体项目服务。
此外，国家通过直接参与机构管理，可以直接参与国资利润分配，以此来支持其所需要的公共实体。同时国有企业也可以享受很多优势，包括国有银行的授信额度和利率优势。而这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部分。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强大之处的一个解释是，他们的管理模式与西方并不相同。后者的管理逻辑完全以股票价值逻辑为导向，也即需要使得股息分配最大化、提高股票的估值和投资回报。而实现这些目标通常需要通过压榨国内或者搬迁后的次级承包商来实现。
如果中国公有制公司以这种贪婪的方式行事，那么他们将对当地的中小型企业，乃至全中国工业布局造成严重损害。如果是那样，中国将出现一种西方媒抹黑中国时经常所说的狂野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而且我们也不会看到如此有活力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公有公司正在（或早已）再次盈利，因为这些公司发展路径不是使其私人股东获得财富，而是优先考虑生产性投资和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如果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刺激国内经济的其他部分，并超越立即盈利的愿景，那么它们的最终利润低于西方竞争对手这一点将并不重要。因为这些公司有优先级更高的战略利益，而这种战略利益有可能由公司的长期利益或国家利益所决定。
国资委资料图
在我看来，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不应该像私人集团那样被管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部分基于保有一个对整体经济至关重要且强大的公共部门。所有证据都表明，保有这个公共部门是中国经济表现良好的根本性解释之一，虽然我无意冒犯那些主张资产私有化和个人利润最大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
东方军事：当下西方经济陷入困境。自上世纪末以来，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了欧美的经济发展，同时创造了巨额债务和通胀。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您认为这种债务驱动型发展是否可持续？会对欧美经济发展造成什么影响？您如何看待此轮通胀对于未来西方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影响？
埃雷拉：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度危机。此轮债务危机（或者说很多场债务危机）只是这个深度危机的多重表现之一。事实上，由于资本扩张导致的结构性危机加剧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极端金融化，资本主义危机众多公开可见的表征之一，已经在其“金融表面”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一个系统性、多维度危机。
这个危机已经影响到了涉及巨额资金和复杂金融交易（也即“高级金融”）的权力中心。这个中心控制了新自由主义超过40年的积累，导致了可销售产品的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由于消费人口不足，而是因为财富过度集中，越来越多的人口没钱购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
不仅如此，相比于观察到商品的过度生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信贷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爆发，这种爆发使得资本可以通过一种越来越抽象的方式和“虚拟”货币进行资本积累。所以，不要将钱与债券和证券上的金融操作混为一谈，这很重要。债券和证券并不是真正的钱，而是货币资本。
引入“虚拟资本”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虚拟资本”的原理是资本化未来的剩余价值收入。这种“虚拟资本”可以通过银行信贷以及公共债务形成，也可以在股票市场的证券、养老基金或投机基金中形成。由此资本家完全控制了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当前资本主义钱生钱的逻辑。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经济增长也只能通过堆积债务，利用信贷额度和提振消费来维持，但依旧虚弱。这种信贷扩张导致了现代版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当然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迟早会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残酷的“回归现实”的时间点。
美国国债已突破35万亿美元美国国债钟网站
在2008年危机之后，精疲力竭的美联储不得不进行资本重组。该机构为堵住濒临崩溃的货币体系而采取的最果断措施是在2008年10月，向其他北方国家和某些南方战略盟友（包括韩国）的中央银行“无限制”扩大互换额度，以确保他们能够使用美元，从而保证美元的相对稳定。
在美国国内，货币政策变得“非常规”，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央行大量从向银行、跨国公司购入私人和公共债务、证券，以确保这些公司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随着2020-2021年新冠疫情暴发，当时资产回购、降息、特别信贷额度和企业援助措施，出现了一波大规模回潮。因此我们看到现在的机制给予了中央银行无限制印钞的可能性，显然这也将私人银行信贷额度最大化。
但事实上，央行能创造的金钱是有限的。私有银行信贷与央行货币兑换和本币兑换外币都会制造问题，从而限制无限印钞；而且这些限制还与当局的信用以及代理人对这些机构的信心有关。随着经济衰退的加深，这些制约因素变得更加强大，这将导致在利率上行背景下陷入“债务陷阱”的风险。
现在，由于通胀的严重程度，量化宽松已经停止了。通胀对于社会中最贫穷阶层的影响很大。要知道，通胀已经成为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表现之一：通胀反映了所有行业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工人在增值分配方面冲突的强度。
目前在西方，资本家与工人的力量平衡非常明显地偏向于前者，尤其是很多工会领导层以及左翼政党（包括共产党人）变得亲系统，或者说亲资本主义和亲帝国主义。而严重危机时期，通胀水平同样反映了当危机加剧、利润率下跌时，资本家之间利润分配水平的矛盾。
因此，这两种现象的结合导致了现在的通胀根源是资本家随意无理由地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以及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当然其他现实情况（如疫情乃至战争导致物资短缺），都可以加剧通胀。但是现有通胀的主要原因还是投机，资本家的问题是他们吸走了太多利润但没有从事任何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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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总统拜登在本届任期内将中美高科技脱钩向前推了一大步；作为拜登退选后的接棒人哈里斯，此前尚未表达出将在主动削减关税等方面的意向。
面对未来潜在的关税挑战、美国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无端指控以及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东方军事与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雷米·埃雷拉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探讨。
【文/东方军事 唐晓甫】
东方军事：特朗普在2016年上任后，美国就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理由对华持续开展贸易战。但这些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没有显著下降，甚至在2018年和2022年分别创造了4194亿美元和3829亿美元的历史前二的贸易逆差记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美之间是否存在美国所说的“不平等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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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财富从逆差国转移到了顺差国的现象。但事实是否真的那么简单？这种逻辑基础坚实吗？所谓的“财富”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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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平等交换反映了价值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而且覆盖了中美经济活动中的多数领域，包括纺织、服装、皮革制品行业、家具和其他用品、电气设备和机械、航空运输、木制品、橡胶和/或塑料制品、化学品，甚至会计和管理咨询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对中国不利的不平等交换仍然存在，但美国在交换中的优势也在减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美国的优势正在减少，特朗普的美国政府才发动了这场贸易战。
事实上，贸易战无非就是一场由国家发动的商业危机。这场中美贸易战显然是由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为了阻止美国相较其新兴竞争对手中国的贸易优势被逐渐削弱的尝试。但是这个解决方案反而可能导致相比于贸易优势被削弱更严重的后果，比如美国贸易逆差在稳定后进一步增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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