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如此「省话」，却是文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英雄

海明威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典型。一般我们将海明威的角色称为「硬汉」，但这种「硬汉」不能简单地从中文字面上去理解。

海明威笔下所谓的「硬汉」

「硬汉」的标记是耐打耐折磨，不会叫痛不会哀号，也不会轻易放弃，而且他们所忍受的伤害破坏，很多时候并不是无从逃避的，而是他们自己如同飞蛾扑火般自己去找来的。

他们并不是希腊悲剧里的那种角色，在命运或神的操弄下，没有退路，只能去面对不想面对的，去承担绝对不会是幸福快乐的结果。

海明威还不到二十岁，就跑到欧洲战场上去参加战况惨烈，欧洲人自己打得彷徨失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大可不必去，却还是去了，去开救护车，在离第一线战场不远的地方受了伤。

他后期最重要的作品《老人与海》里，古巴老渔夫也大可不必硬要跟那尾大马林鱼斗下去，将钓线挂在肩膀上的几十个小时中，任何一刻老渔夫都可以、也都应该放掉钓线，因为他明明知道那尾鱼大到不是他能征服的，但他就是不放。

正因为他明明知道那尾大到超过他所能征服的。大马林鱼将老渔夫连人带船拖到很远很远的海域，表面上看，老人赢了，抓住了大鱼，但实质上，他没有赢，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人一船，越过那么广阔的海域，将大马林鱼带回陆地去。

老人费了那么久才控制住大马林鱼，却注定了他无法将鱼带回港。鲨鱼反覆来袭，咬走了大马林鱼身上血色旺盛的鲜肉，留给老人带回去的，只有一身伤痕，和一身更深的疲惫，还有，和那大马林鱼搏斗两天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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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英雄一样「硬」，但他们不是英雄

海明威笔下的「硬汉」，不是为了换取什么样的利益或名声，才经历那些痛苦折磨，去克服那些看来如此严酷的挑战的，不，痛苦、折磨、挑战，本身就是目的。

因而，「硬汉」像英雄一样「硬」，像英雄一样无畏无惧，但他们不是英雄，他们会在读者、观众心中引起的感觉，也就不是崇拜。英雄为了更高的目标——上帝、信仰、自由或美人—勇敢冒险，去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冲击，但「硬汉」却单纯只是为了自己去走这样的历程。

海明威笔下的「硬汉」，他们的强硬强悍因而带着一种奇特的无可奈何。与其说有什么样的正面理由让他们去牺牲奉献，还不如说是出于一份不得已——无法安安静静过平凡生活，才是他们生命最根本的底蕴。

从这个角度看，海明威一方面是美国传统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吊诡地，又是美国传统最激进的破坏者。

在表面的高度动感动能之下，铺设灰晦惫懒的精神底层

海明威的角色，像是西部拓荒情境中跑出来的。他们离开安稳的东部环境，离开已有的农业区域，前往未知的荒漠，越过充满威胁的高山，毁灭印第安部落或被印第安部落毁灭，将美国领土一直开展到太平洋岸。

但是，在这样表面的高度动感动能之下，海明威却铺设了灰晦惫懒的精神底层。这些人，并不是美国传统的驱策、创造者，相反地，他们是这套传统下的牺牲者。

不安、骚动、追求冒险的美国精神，支使着海明威和他笔下的「硬汉」，他们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那内在无名的冲动，驱动驱使着。他们和通俗冒险小说、西部电影角色最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明白自己内在的无奈，他们的生活有很多刺激，然而他们并不享受这样的刺激，这里面没有对自己对别人的沾沾自喜，反而有更多的忍耐。

他们不只忍耐冒险过程给他们的折磨，他们也忍耐自己对这些无谓冒险行为的无奈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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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话」的不只男性主角

海明威的「硬汉」没有办法沉醉在自己的英勇英雄行为中，表现在外的，就是他们「省话」的特质。

不只海明威的男性主角「省话」，海明威做为一个作者、一个叙述者，都是「省话」的。只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最简省的话，这是海明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格。

我们可以从小说美学上，讨论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小说应该像冰山，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水面，让读者自己去想像寻索藏在寒冷水面下的十分之九。在这点上，海明威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价值脉络，更将现代主义「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规范铭言发挥到淋漓尽致。

现代主义会强调「少就是多」，一是源自对固定形式的不满。旧的艺术创造中有许多规矩：诗有韵脚行数的规矩；音乐有呈示、发展、再现的规矩；绘画有投影法的规矩；小说有叙述结构上的规矩……这些规矩限制了创作的空间，简化了创作的程序，让作品中充斥着重复、形式化的内容。

现代主义对这些规矩不满不耐，追求打破这些规矩，很自然导向主张消去依随、满足形式的部分，只留下真正属于艺术家独特创造的部分。现代派作曲家有种抒情的说法：「一叹息一世界」，其中内含的逻辑是：如果这整个世界只有那声叹息是特别的、不在日常之内的表现，那么光那声叹息就是世界了，不需要将那些日常的、重复的琐碎事物一起放进来，反而模糊掩盖了真正重要的。只要一声叹息就够了。

现代主义会强调「少就是多」，另一项考虑来自对于读者的想像改变了。创作者如果假想要为懒惰、被动的读者创作，那么他就势必要做许多说明、解释，那些说明解释并非专属于他、专属于他的作品，稀释、冲淡了创作的原汁原味。再好的作品，怎堪得被如此稀释还能保有力量呢？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改变读者，至少是改变对于读者的想像。作者没有义务、也没有办法替读者设想得那么周密，什么都要告诉他，作者只给独特选择后的重点，让读者依照这些重点去填充其他部分，在心中完成对于作品的领受。

在这两方面，海明威的小说都有一定程度的贡献，发展了现代主义的理念，尤其不特别张扬现代主义美学理念，而是用作品的魅力提供不同的阅读经验，让许多原本无意亲近现代主义的人，转变为主动、参与式的读者。

不过，除了普遍现代主义浪潮之外，海明威的「省话」，还有个人个性的缘由。

不去一一交代故事线索的叙述者

海明威的《战地春梦》是以主角亨利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他将自己的奇特生命经验记录下来，说给读者听。以这样习惯的形式假设出发，我们却很快就在小说碰到了绊脚的石头。

例如，小说从意大利战场铺陈开来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各种情节故事，因为这个「我」，一个美国人，跑到义大利投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如果他没有去，就不会去开救护车，就不会遇到炮弹袭击，也就不会有那段和英国护士间的恋情了。

可是「我」没有道理一定要去意大利打仗，别的美国人没有去啊！小说中「我」却从来没有对读者解释，为什么要去参战，怎么做的决定，决定时心里在想些什么考虑什么？

又例如，「我」受伤疗养的过程中，一度被护士长从病床边的橱柜里搜出大批酒瓶，遭到一番斥责。然而在此之前，「我」都没有告诉我们，告诉读者他喝酒酗酒的讯息。尽管我们一路读着「我」住院的经过纪录，却得要等到酒瓶被搜出来了，我们才知道他喝了那么多酒。

这种地方显现的是更深沉的叙述者内在性的「省话」。即使做一个叙述者，他不说，他不想说，他不能说，换句话说，他没有、他无法称职地发挥叙述者的功能。

前面一个例子，应该是源于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能够提供答案吧！干嘛让自己现身战地的危险中？那不会是理智算计后的结果，甚至也不是受了什么明确外在刺激产生的反应，那冲动就是在那里，早就在那里，拒绝被解释。

如此的沉默，于是在小说中增添了一个生命面向——表面上看是自己决定的，却不是自己真能掌握的行为，人的性格不可之处，有着更深沉或更广大或更神秘的力量在操控着。

海明威的「硬汉」，不是自己选择要当「硬汉」的，他们甚至无法选择不当「硬汉」。留有这种无法自我解释的困境空间，于是读者不可能单纯地崇拜、欣赏或讨厌、排斥海明威笔下的「硬汉」，而必然对他们产生某种暧昧的同情怜惜，进而产生某种读者都不一定愿意承认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