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锡良
清朝统治者的文化专制主义对汉人的残酷压迫于嘉庆年间已渐成强弩之末，“避席为畏文字狱，著书皆为稻梁谋”的长期恐怖加速了知识分子的觉醒，满人虽“百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但已经无法阻挡愈来愈近的悲风。道光年间，帝国主义已经准备对这个自命“天朝”的帝国进行武力叩门，在前所未有的世变之亟的刺激下，一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开始把视野从科场转向腐朽的社会现实，他们从一点点零星的侵略者资料中窥视了碎片式的西学思想，并决心籍此寻求更多真理以打破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堕落时空。1840年的战争失败，让思想启蒙的种子具备了发芽生长的社会条件，经世派开始在中国迅速崛起，龚自珍渴望“开风气”，魏源倡导“看世界”。开风气，就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进行批判，整个社会的寂然无声和漆黑无光，需要不同的声音来刺破。看世界，就是要学习夷人国力强大的根本之道，“以夷制夷，必筹夷情”的动机就是学习先进文化，冲破思想牢笼，不再以井蛙蜗国的见识自命不凡。魏源首先看到了英国侵略致富的现象。他曾直言：英伦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台湾相若，地力几何？所以骤富，乃纵横万里之外，益万里膏腴之土，骤至不资之富。然后，魏源又研究了英国之所以能迅速富强并进行全世界掠夺的原因：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英于新加坡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洞悉中国情形虚实，中反无一人瞭彼情酌，无一事师彼长技。此时的先驱还只是把眼光盯在“技”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闯向世界，启蒙思想已经从简单的“技”转向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深刻理解上面，洋人制造，行军行船，无不从天文和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下功夫，即习皮毛，仍无实用。科学救国的意识开始在很大范围内萌芽，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知识分子在传播西方科学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主体意识，千古神秘之术，有了西学之后，便能轻易解释，这对国人思想上的解放具有革命性影响，即使遭遇部分“离经叛道”的指责，仍然能昂首改造旧秩序。在启蒙的道路上，还有一个湖南人必须提及，那就是郭嵩焘，他是早期关注英国税收制度和政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官僚之一，他认为，国家的富强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可以保证利弊得失以辩取优，并可以付诸公论。他毫不掩饰地否定了几千年中国封建专制，极力为西方选举制唱赞歌，这在清朝官场绝无仅无，故附和者寡，以致其只能哀叹“能辩者鲜矣！”经过一代代启蒙者的努力，晚清的精英阶层初步认识到了民主与科学之于中国的必要性，但还没有达到准备用合适手段强力推行的紧迫感。甲午战争的失败是近代中国的第二次重大转折点，李鸿章眼中不足为虑的“眼屎国小日本”竟然是摧毁自己一生心血的祸害，他的失败，实际上已经预示着满清的末日不远，把“洋务运动”扭曲成“洋货运动”是李鸿章及上层集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在这一重要关头，中国大地上又诞生了两种思潮，一种是维新思潮，一种是革命思潮。讲到维新思潮，当以康、梁为标。不能不说，虽然这批人仍然是趴在满人脚下跪求进步，但终究是本着改革朝廷的宗旨，这比不敢直面皇权的先人仍是前进了一大步。维新派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冲破罗网”的口号，这个罗网不只是含有思想的罗网，还在很多人心中包含皇权的罗网。对思想罗网的突破，最猛烈的莫过于对儒学的强力批判，激进的维新者提出，对中国人禁锢最深的莫过于古代圣贤，孔教，自可娱，与世事无补，靠旧学治国，就好像“蒸砂千载，成饭无期”。对皇权罗网的突破，最猛烈的莫过于对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严复曾公开宣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国之公仆也。”这是对君权至上的彻底背叛，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严复甚至在君主与民主优劣上面做出与历史割裂的表态，他强调“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不过，严复仅仅是表态，他们在最后的维新方案中却给出了“君主立宪”的版本。毫无疑问，民主已经非常鲜明地走进了中国政治的大舞台，满清遗贵虽惧却难拒。讲到革命思潮，我们最要推崇的就是孙中山、黄兴等先生。在维新设想无法付诸实施之后，孙中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革命道路，没有丝毫反悔和退让。孙中山先生的贡献并不是同盟会之类的组织作用，而是其坚定的革命思想，不管是站在推翻满人政权的角度还是站在推翻帝制的角度，归根结底，他就是要推翻腐败的封建政权，这不仅给维新运动失败者提供了醒脑之药，还给沉睡的国人打进了死亡线上自救的强心剂。在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合力作用之下，辛亥革命成功了，封建帝制终成为历史。朝也思，暮也想，四亿三千万人民总思想革命成功后的解放与幸福。然而，事与愿违，革命的成功迎来了一个新的、令人耻辱的中期阵痛——军阀混战和任人宰割的34年。1912年至1927年，中国是既无人权又无国权的时代，1927年到1945年，中国是人权混乱国格丧失的时代。军阀割据的时代到底有多坏？坏到与日本侵略者并无二样。袁世凯篡权与复辟帝制伤害的不是国民党和革命人士的共和努力，最要命的是践踏了民主成果和民主精神，“二十一条”之恶，恶不在条款本身，而在于这是一个满足军阀私欲的卖国条约，它让“守家天下”变成了“卖家天下”。军阀战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烧杀奸掳”，北军同南军在长沙交战的时候，属于湖南的地方军阀唯一好于北军的承诺是“不奸淫妇女”，即使就这一点“承诺”，都能赢得长沙市民的“感激”。孙袁之争，袁黎之争，黎段之争，冯段之争，徐段之争，段张之争，两广之争，西南之争，南北之争，几乎所有的军阀之争都伴随着屠杀和卖国。这就导致一个新的灾难：“一战”的取胜地位没换来成果，却品尝了苦果。所有的军阀，手上都只有两样东西：黄金与白刃。黄金用来收买走狗，白刃用来屠杀人民。蒋介石，一个以“中山先生继承人”自居的国民党新领军者。必须承认，他的时代比军阀时代要优良，至少他手上的中华民国整体上能让中国以“国家”的身份苟活于世，屈辱虽不少，还不至于给外人以“大卸八块”的分裂感。蒋家政权，1927年至1937年，对待日本是消极的，尤其是对日本侵略东北是默认的，只是不肯以白纸黑字承认而已（详见《今井武夫回忆录》）。这期间，蒋唯一的“强硬”只体现在消灭红军身上。如果没有“芦沟桥事变”，如果没有“二战”的全面爆发，如今的东北恐怕早已经不是中国的东北。换一个角度看，“七.七事变”真不完全是坏事，它间接成为促成中华民族自救的机会。今天的很多人，歌颂民国两大美事：一说民国民主多；一说民国大师多。这是何等可笑的结论！蒋介石比军阀好一点的地方在于不敢大规模对平民烧杀奸淫，但对于他想要干掉的“敌人”是绝不手软的，他发动的“政变”、“事变”和“围剿”不计其数，他也喜欢“坚壁清野”和“淹民救军”，“左翼六君子”的入狱，申报老板在沪杭公路上丧命，闻一多、邹韬奋的牺牲，国民党三全会的个人指定，对共产党人及共产党员家属的血腥屠杀等等等等，何处能看到民主？所谓的“蒋民主”不是民主，是能力不足所致的社会混乱和逼宫自救，1928年的《训政纲领》实际上已经宣布了民主死刑，嘴上赢得假民主，心里都是真独裁。我对“民国大师说”前面已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表。“二战”给足了蒋机会，它促成中国成为“盟国”一员，但蒋却没有给中国带来真实的尊严，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给战争做总结、给未来划主权的“雅尔塔会议”再次出卖了蒋政权，再次蔑视了中国。你无法用实力打出尊严，就无法在“协定”上捍卫尊严。客观地讲，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近代中国旧民主革命中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尤其是对封建思想文化批判与抛弃的方面影响较大。但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步很晚且成长发育畸形，导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权贵缺乏足够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他们在遇到自身利益与人民利益有矛盾冲突的时候，习惯性又退回到以封建思想愚昧人民的老路，习惯性又过上腐朽堕落、奴役人民的生活，招牌虽换，共和是假，货色也照旧。共产党，一支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和初心的新政党自诞生之后就悄悄在中华大地上成长，虽九死一生，却又星火燎原，有服从，有合作，有反抗和突围，也有独立地构建自己的队伍，当它把自己交给国民党统帅抗日的时候，虽不敢讲百分百心甘情愿，却毫无疑问地抛却了私心，若不是腐败集团的颓废，断不会有彻底分手与刀枪相见。四年新内战，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从初期的力量悬殊到后期的秩序颠倒，这中间的转变过程，最重要的决定力量是人民，是人民的选择决定了力量转变，是人民的选择决定了中国的新主宰，任何“假如”都无法给这次历史选择做涂脂抹粉的虚妄注解。伟大领袖同志曾经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他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就必须是反帝的，就必须是独立的，所以，伟大领袖的治国强调独立自主。科学的，就必须是反迷信的，就必须是反封建的，就必是实事求是的。这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和革命思想的一个集大成的历史总结，也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的早期规划，伟大领袖同志大众化的民主与科学实践逐步与各个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最终构成了中国现代新文化的雏形。第一次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决定未来的梦想变成世界接受的现实；第一次主动走出国门打击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并且打出了尊严，捍卫了朝鲜半岛的中国传统影响力；第一次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变成在中华民族身上得到体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让“rebellion makes sense”成为世界曾经的流行语，新中国对各类封建旧文化的改造和对人权的解放最具普遍性；第一次让相当大比例工农代表坐到了最高权力机构的代表大会上，农民可以直接升至副国级，这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民主模式创新发展过程中都未能实现的民主范式突破；第一次将科学精神付诸到伟大的科技实践中来，实现了国防、科学和工农业等全面独立自主化，让中华民族拥有了足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看家本领，这是近两百年由口号式“民主与科学”变成可见、可用、可依赖的“民主与科学”；第一次实现了对世界秩序的共建和共管，中国可以给世界画框架，可以在联合国高调地三分世界，在曾经的几十年，不用看强权脸色行事，没有国家层面上的恐惧感。必须承认，虽然新中国曾经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但是，观望时空，不能不说，在民主与科学问题上至今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仍然没有找到一条宽敞明亮的大路可供国人舒服地行走。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独立创新之后戛然而止，重新又回到“洋货运动”的羊肠小道上。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没有为世界贡献出公认的原创，也没有贡献出世人公认的范式，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任何事情都有曲折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一旦国人的私心重新出现恶性膨胀，一旦社会发展到两极分化足以产生权贵与贱民分层，一个封建制度久远的国家就无法避免旧文化的残渣泛起，倘制度性安排未能做到有效肃清腐朽生活的那个权贵阶层，毫无疑问，近代启蒙思想家毕身痛恨的封建道德篇章必然又会重入教材和重入人心，这个过程若再因经济因素混杂着西方强国的打压，那么，再次从旧文化中寻找出路的声音又会变得嘈杂不堪，对国民整体再启蒙的任务会比以往更加艰巨，因为新官僚和新权贵的力量较之于国破家亡的时代要强大得多。不敢伤筋，不能动骨，何以去疾？迷恋祭神祭孔，试图从圣贤身上求索新的秘方，决不是新民主主义者，决不是科学的精神。未来中国，只师夷长技，无制夷长技，纵科学繁荣，亦不能体现科学精神。我们需要凝神回顾近二百年的曲折经历，我们需要反思近二百年的求索道路，如何让民主与科学变成更现实、更有肉有骨的东西，还有许多新的革命性转变需要付诸实施。迎接新挑战，不能靠表面功夫，而是要下决心求索真理，有民主的精神，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有科学的精神，我们才能铸就过硬的本领。对近二百年中华儿女求索真理已获成就进行准确回答的难度反映了真理获得的真实性，这就是近二百年数代中国人的求索结果，我对任何不真实的繁荣都不会有真实的认同。我的含糊肤浅表述只能到此，更深刻且更直截了当的回答可能要留给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