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流人物的意识，总能在世俗的山顶相遇！

一、

1957年，教员率团到北方的“老大哥”家出访。在与赫鲁晓夫私下交谈时，提及接班人问题，他点评了两个人。

教员说：“我们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

然后他扳着指头说，第一个是刘，“这个人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第二个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事实证明，教员慧眼如炬。他寥寥几句，就对刘、邓两人的个性洞如观火。

赫鲁晓夫跟小平是打过交道的，过程中已经深深领教过了小平的特质，他后来回忆说：“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 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

教员对小平的这两句评价，客观上已然蕴含着了两层意思：

一是他看出了小平身上有两个特质，是一个难得的领导人才；

二是他不经意间概括出了优秀领导人才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具。

是不是这样呢？

下面就以唐初的卓越领导者李世民为对象，来验证试试看。

二、

公元627年，大唐贞观元年春，距离“玄武门之变”结束、李世民开始执掌朝政已有近一年。

这一年春天，对于大唐纪事无关紧要的一次小小对话，被史官记录了下来。

这个图记说的是有人就上书李世民，请他去除大唐的奸佞之臣。

李世民就问，佞臣是谁呢？

上书的人说，我不知道具体是谁，但有个办法可以将他们拎出来。然后他就给李世民出了个主意，说陛下您设一个局，您在与群臣们讨论事时，佯装发怒试探他们……那些据理力争的人，就是正直的大臣；那些畏惧君威、违心顺从旨意的人，就是佞臣。

这是一个巧妙拨弄帝王心弦的套路，很多帝王权臣都爱好此道。比如那个有名的“指鹿为马”例子，就是秦朝权臣赵高为了掌控朝政、找出他的反对者与顺从者。

李世民是怎么看待这类“帝王心术”的呢？

李世民就顺势辩析，他说：“君主是源头，大臣是水流，弄污浊了源头却反而要求水流清澈，那怎么办得到呢？君主自己奸诈，如何要求臣下正直？”

在李世民这番话里，曹操同学不幸成了一个映衬主角光芒的反方辩手。李世民就举例说，像魏武帝那样的诡诈多端，我深深鄙视他的为人；每当看到那些前世帝王里有喜欢以权变谲诈之术与臣下打交道时，我就常常私下里为他们感到羞耻。

然后李世民拿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以至诚之心治天下，想让世间行大信，而不愿以那种诡诈之道去教化百姓风俗。”

从这段历史记载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处理与下属精英管理层之间关系时，他有明确遵循的基本原则：至诚。

得出这个结论，并非只有这一例孤证。

历史记载的大唐帝国另一件小事，可以再次佐证。

‌ 三、

就在此前一年，大唐武德九秋，已然全面执掌朝政的李世民，却仍然给自己额外加派了个事。

他每天都要在宫殿庭院里，带领着数百个身边侍卫练箭。身为大唐帝国的君王，却干了一个近乎武术教头的活。

李世民对侍卫们训话说，我不叫你们去修池筑苑，却带你们专心练箭，闲居无事时呢，我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我就做你们的将军。这样，大概百姓们就能过上安稳日子了吧？

这件事一传出，把大唐群臣们给吓坏了。

他们纷纷劝谏李世民说，律例本已规定，凡带兵器到皇帝住处者都得处死，现在陛下您却带他们在宫殿庭院练箭，万一有狂徒肆意妄为、出了点意外的话，岂不是对江山社稷不负责吗？

群臣们说得其实很对。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不也有大漂亮国的狙击手命中川普耳朵的事发生吗？还有霓虹国那个殒命于枪手的安倍晋三。

可是你看人家大唐国君，却一副浑不在乎的样子。

李世民就说啊，我视四海为一家，大唐疆域之内都是我赤子，我对所有人都推心置腹，为何还要猜忌保卫自己的侍卫们呢？

这话说得侍卫们深受感动，人人从此自强自励，数年之间就练成了精锐之师。

而李世民轻描淡写说了一段话，再次印证了一件事：

在处理与大唐精英层关系时，李世民明确说他有原则，遵循的是“一一推心置其腹中”。

‌ 四、

李世民不但内在有遵循的基本原则，外在也有灵活的方式方法。

这些方式方法“灵活”到什么程度呢？它们如此不拘一格，以至于有时看起来像是彼此对立的、矛盾的。

这段图记就说，对于官吏的贪污与污浊行为，李世民深恶之。

京畿之地，若有官员徇私枉法的受贿行为，必定严惩不贷；京师之外，则会派遣专人调查，依照他们的犯罪情节加以严厉惩处。

并且李世民严格管控皇亲国戚、王公大族，使得他们畏惧大唐律法而不敢作奸犯科，因此贞观年间，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

不想这事暴露了，大唐群臣们及奴仆们都知晓了。

李世民怎么处理这事呢？李世民很痛心，但他又怜惜长孙顺德有功，就没治他罪，竟还特地赏赐他了数十匹绢。

大理寺少卿胡演对此很不理解，本来长孙顺德已罪不可赦了，您怎么还赐给他绢呢？

李世民解释说，长孙顺德若有人性的话，得绢之辱，胜过受刑；若他不知羞愧，那就跟一个禽兽也差不多了，杀了他又有何益呢？

史书上没有记载长孙顺德收了多少绢，估计也不太多，所以李世民采用了怀柔的处理方式。

这样的怀柔方式方法，李世民还不止一次采用过。

贞观六年，统领宫廷警卫的右卫将军陈万福，在赶往京师的途中顺手牵羊，从驿站违法拿走了大概一百斤麦麸（也不知他拿干嘛，这也不值多少钱啊）。但这事肯定被人告发了。

李世民也没处罚他，反而将这一百斤麦麸赐给了这个陈将军，让他自己亲自背着出宫——你就自个儿羞愧去吧。

你大概很难想象吧？战争年代里那个智谋百出、杀伐果决的天策上将李世民，到了下马治国之际，竟会用这等怀柔的方式方法处理精英群体的犯法。

这种方式有没有用呢？还是有些用的。

长孙顺德后来因为牵涉与谋反的李孝常有所交往，被免职。一年后，李世民看到二十四功臣画像中的长孙顺德，心有所念，就派人过去看看他，结果发现他烂醉如泥，非常颓废。

李世民于心不忍，就启用了他，任命他为泽州刺史。

长孙顺德从此收敛自己，躬身认真做事，不放过一个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吏，连前边两任刺史侵占的数十顷良田都被他追回、分给贫穷百姓。人们都称颂他是开明又严肃的好官。

五、

作为一个对比案例，来看看大明朱元璋是如何处理大明官吏败坏问题的。

朱元璋年轻时，看透了元朝官吏如何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民乱四起的，所以老朱骨子里对官吏群体深怀恶感。等到他建立了大明王朝后，就给大明官员们制定了很低的薪资标准，而惩处贪腐者却一律施以杀杀杀，甚至剥皮充草挂城门示众。

无疑，朱元璋采取了最激烈的方式方法，结果仍然无法遏制大明官吏们日甚一日地败坏下去。

一味采用激烈的刚猛之法，不懂得如何刚柔并济，不懂得如何从人心柔软处着力，就不易从根子上“收拾人心”。

要说大唐贞观年间，也是天下初定，民生刚刚恢复，官员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历史记载的唐初精英群体弊案虽然也有，却很少，唐初的官僚群体精神面貌整体上是昂扬的、积极的、廉洁有为的。

这与李世民在遵循内心“原则”前提下，采用的方式方法有没有关系呢？

可能多少是有些关系的吧。

李世民的怀柔方式，还体现在他能够做到从群臣们的角度出发，情真意切地对他们的一番番劝喻。

这个图记是说，李世民曾经用一个诱饵捕鸟、钓鱼的比喻，来规劝大唐群臣们，说道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为贪财而身陷灾祸，与贪食诱饵而遭殃的鱼鸟又有什么不同呢？同志们你们应当想想这事啊。

像这样的劝喻，《贞观政要》里的李世民说过不知凡几。

这个图记，他又以一片至诚之心对群臣们说，我想与你们一起兢兢业业经营大唐，一起敬业奉法，敬畏天之高、地之厚，如此百姓才能安宁，大家自身也才能常得欢乐、长保富贵啊。

六、

一个领导者的内心，若有了一直秉持的“原则”，那他在精神上就会活得很轻松，他就没必要再花多少心思去装饰外在表情了。

甚至连既有的天赋神威，他可能都觉得有些多余。

比如，大唐的史官就记载过这么一个趣事。

李世民这个人呢，本是领军打仗的天策上将出身嘛，加上他又身姿挺拔，神采奕奕，到哪总有一股英武坚毅的气象，以至于大唐群臣们在进见他时，往往会因之诚惶诚恐、手足无措。

这个事情被李世民知道后，他就注意了起来。从那以后，他每次会见大臣时，都会尽可能和颜悦色、温言温语。

这就是李世民在方式方法上“灵活性”的体现。

但这种事情若是放在别的古代帝王身上，他们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

赋予自己一种近乎“神”的色彩，营造“天意”难知的气氛，让下属心生敬畏，这不正是很多封建帝王求之不得的吗？帝王心术说到底，追求的不就是寡人如何操控权柄、坐稳龙廷吗？

李世民为什么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呢？

那是因为人家内心已经有了坚定的东西打底，他已经不需要以外在形式唬人耳目了。

七、

大巧不工。

那些最顶级的领导者，总是不屑于那些细宵的心术之技。

他们已悟到了上乘之道，明白与精英群体关系最节约成本、最有效率的王道，是最简单的“至诚”。

可惜人类的社交行为，总是会牵涉到许许多多细屑的具体利益，“至诚”之心说起来容易，真能做到的却没多少。

也许只有最高明的上等智慧者、最质朴的浑然无知者，才能真正做到“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吧！

不过，前者是知之而为之，后者是为之而不知。

于是最终归结来说，能从内心深处相信、秉持、践行“至诚”这种朴素之理的，大约就只有人类群体中那些拥有最上等智慧的人了。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就是拥有这种上等智慧者，小平的一生就是秉持与践行“至诚”之心的一生。

他襟怀坦荡，对自己不违心，对同志不虚饰。

在《我的父亲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一书中，邓榕这样叙述道：“在这样殷切的期望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没有接受这个提议。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明确地说，由我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写一个肯定WG的决议。”

据纪登奎回忆说，1975年秋冬，老人家意思是你要写个决议，还定了个三七开的口径。小平婉拒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到了1976年1月，小平不再主持当时的工作。

心怀“至诚”者，他们的选择其实是简单的，那就是“推己心，置其腹”：将自己真实的心思，不加掩饰地展示在同道者面前，既诚挚对待伙伴，也不愿违心行事。

这是李世民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第一个共同点。

八、

而通过上文叙述，他们的第二三个共同之处显然也已十分清楚：

第二个共同点，是他们一生都恪守着内心的某种“原则性”。

第三个共同点，是他们在治理与具体实践时，又都能够运用“灵活的方式方法”。

这三点，可能就是对一个领导者的最高赞美了。

灵活性，是第二层面的，是枝，是用。

原则性，是第一层面的，是根，是本。

至诚心，则是那些顶级中国人物一切人间大事业流向的终极源头。

因此，

若一个领导者有了“至诚心”，有了第一层面的“原则性”，那么他第二层面的“灵活方式方法”便有了稳定之锚。

就是说，他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可以灵活多变，但总是不脱离他内心的那个源，那个根。

这样，他就会万变不离其宗，万行不变其源，是稳定的，可靠的。

如果一个人内心并没有第一层面的东西，那他第二层面的方式方法就大概率是不稳定的、零散的、投机的。

虽说没有第一层面的“根”，第二层面的“枝”也可能活，但那必定是寄生枝，是眼前哪儿势头盛、利益多、光照足，它就寄生在哪里，它们没有原则。

说好听点，这叫不受束缚，机动性强；说不好听点，就是随时会因为一些眼前利益翻脸不认人，不可靠。

观察李世民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显然他们在内心底层逻辑上是一致的，显然他们又都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

由此，我们就不得不感叹，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的顶级人物，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出身、人生历程各不相同，可他们的出类拔萃的“意识”却总能在世俗的山顶上巧妙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