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之前，人类能终结艾滋病的泛滥吗？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孙子兵法》

1981年6月5日，美国CDC在《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杂志上面发表文章，报道了5位男同性恋者身上发生的离奇病症，这5人感染了十分少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这似乎是某种特殊的疾病影响了这些人的免疫力。同年，美国有234人死于一种全新的临床综合征。在当年的ICCAC学术大会上，一位医生警告说，这种传染病可能已经跨越了加州和纽约，开始广泛传播。

2020年12月1日，第三十三个世界艾滋病日。按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数据，全球至少有3800万艾滋病感染者，在2019年，有大约170万新增HIV感染者，有69万人死于HIV和相关的并发疾病。从一开始的罕见病，到对全人类的重要问题，这三十多年以来，HIV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好在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之中，人类从失败之中学习的速度，也比想象之中更快。

在我们现在的普遍印象之中，HIV感染是一种慢性的发展过程，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夺取患者的生命。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直有的。在早期，大多数患者发病之后，都只有几个月到一两年的寿命，即使有一些抗病毒药物的推出，对于延长寿命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在短时间抗病毒药物难以出现突飞猛进的情况下，医学界开始讨论组合疗法的可行性，而其中，何大一教授领衔的团队，做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他提出了至今为止仍是HIV治疗核心的HAART（俗称鸡尾酒疗法），这种疗法让HIV患者的死亡率下降了超过百分之九十。从此开始，人类与病毒对抗的天平，不再是一边倒的。

而随着人类对于HIV认识的深入，人们对于这个狡猾而怪异的病毒，也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使得人类有了更多的手段。随着检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可以更早

21世界的第二个十年，多名研究者发表论文，表示根据长期的跟踪数据，HIV患者在接受系统的治疗之后，理论上可以与正常人有着相近的寿命；同时在这两年，一批全新的抗病毒药物问世，这些药物一次注射，可以维持有效期超过一个月，极大的改善了患者的生存治疗；而随着抗病毒治疗和检测手段在发展中国家的普及，世卫组织也提出了在2030年之前，结束全球HIV流行的目标。听起来，一切都在向着好的这一面发展。

只是，事情从来都没有那么乐观，实际上，虽然人类对于HIV的研究，实现了大量的技术进步，也确实改善了患者的生存情况。但是一个现实是，因为人类的认识水平和HIV高度复杂的特性，人类在短时间之内，不太可能研发出来具有科普及性的HIV治愈性疗法，或者是高效的疫苗，毕竟，HIV可能是人类面对过的，变异速度最快，手段最为狡猾的病原体了。

但是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个多么悲观的消息，在提出在2030结束HIV的全球流行这个目标的时候，科学家们指望的也不是什么从天而降的神奇技术。实际上按照现有的技术，甚至不需要那些最先进的新药，只要对于足够的人进行检测，对于阳性的患者进行治疗，对于母婴进行阻断，就可以在2030左右结束HIV在全球的大流行。

这并不是理想主义者的美好想法，而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基本的抗病毒治疗与生活习惯改变，就足以让HIV的传染能力降低95%以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虽然不能根除HIV，但是结束大流行，是完全有可能的。

只是现实情况是，科学家都表示，这个目标恐怕是无法做到的，人类在HIV防控上面虽然实现了很多进步，但是距离这个目标依然很远。为什么一个并不需要神奇技术的目标，却如此困难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给出很多解释，但是再怎么复杂的文字论证，都比不上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有说服力。在这次疫情之中，虽然新冠病毒全面流行，但是西方国家的部分人民，总是可以找出来一千个理由去拒绝佩戴口罩。

这样悲哀的现实，在HIV防控里边，也经常发生，不过没有那么显眼，没有那么夸张的表现力。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传染病的防治，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虽然传染病防治一定要遵守科学的规律，但是完全指望一个来自于虚空之中的“科学”去解决问题，那这只能说是将科学庸俗化了。综合来说，传染病防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对于各种防控措施的抵抗，只是社会深层矛盾的体现形式之一罢了。

而随着这轮大的经济周期走入下行阶段，这些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明显，以各种各样更加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些矛盾，很有可能破坏目前为止HIV防控得到的各种成果。更加现实一点来说，并不是很有可能，而是已经。

比如说，最近美国部分州，选择了对于持有毒品进行去罪化，实际上这样的趋势，在欧美国家已经持续了很久了。虽然欧美国家的政客，科学家，资本家可以给出很多种解释，试图证明这样一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毒品的静脉滥用，依然是HIV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即使这些国家提供干净的针管，让吸毒者进行注射，试图控制这些传染病的传播因素。但是现实是，毒品的去罪化政策，只会增加药物滥用者的基数，在这种情况下，指望减少因为这个途径的传染人数，似乎并不是个存在现实社会里边的可能性。

而更尴尬的是，这种趋势暂时难以扭转，在欧美左右翼政客的议题之中，这种去罪化的风潮是大方向，只有极少数以宗教理由反对这种事情，这扭转不了大趋势。而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各路基金会与在这个过程中赚的盆满钵满的药物公司，更是有足够的理由助推这股风潮。无论怎么说，这绝对是对于HIV防控的一种严重破坏，但是，谁在乎呢？

当然了，现在HIV主要的传播方式是性传播，其他的说到底也只是边角料。而讨论到HIV的性传播，就不得不涉及LGBTQ的问题。这些年，在西方国家，性少数议题一直是焦点话题，也是各路NGO投入的重点，他们显然对于所谓的平权十分感兴趣，以至于涉及到HIV的话题，各路政客与意见领袖也喜欢大放厥词。虽然他们宣称的出发点，是避免性少数被歧视，但是老实说，这样的方式恐怕只会增加歧视。性少数群体的部分方式，确实传播HIV概率，比正常人高很多，这并不是什么歧视，这是生物学的研究结论。

实际上，大多数性少数群体，也是受害者（极少数自己作死的不算）。但是，很多西方的所谓的平权主义宣传之中，显然是不太讲科学的，试图去否认一些流行病学的结论，甚至是不让别人说话。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这真的能减少歧视吗？

我想大多数观察互联网上面各路的言论的情况就可以明白，这种方式并不会减少歧视，甚至在互联网时代的茧房效应，会因为这种方式加重撕裂。这一点，我想大家在美国大选里边，已经看到的很明显了，身份政治会推动民粹的兴起。或许参与身份政治的人，有很多出发点是良好的，但是现实是，西方国家身份政治的大多数努力，都变成了掩盖真实社会矛盾的马戏。

不同身份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经济基础的撕裂。这种加剧的撕裂，对于HIV防控有什么正面效果？这或许并不是一个事实，这只会加剧歧视与对抗还有反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做得好HIV防控的工作呢？可是偏偏，一部分人还把这种事情当做成就，我想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同时，随着HIV的进化，现在流行的毒株，大多数对于基本的抗病毒药物，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抗药性。不过对于绝大多数抗药性，医学界都有办法给出针对性的新药。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新药的成本实在是不怎么友好。虽然关于HIV的话题，我们往往容易关注欧美国家，但是现实情况是，HIV很多感染者都是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缺乏支付能力，有的甚至生活在绝对贫困线附近。这些年关于HIV的新药的价格，对于美国的平民阶层都算不上是友好，更不要说是这些国家了。但是与此同时，因为用药不规范和各种因素，这些不发达国家，也是HIV耐药性最为明显的地区。

另外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在发展中国家，HIV的感染者主要的死因是结核病，有着抗药性的结核病这些年也在发展中国家大肆攻城略地。传统的抗结核药物对于这些病原体束手无策，而西方国家的药企，对于开发抗结核药物，缺乏动力，这并不奇怪，毕竟结核病在西方国家十分罕见，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支付能力，开发一种这方面的新药，并不是一个利润率很大的买卖。这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虽然科学是对抗传染病的利器，但是如何让科学的成果，给更多人带来福利，绝对比研发几个新药复杂多了。

还有一件在联合国艾滋病计划署的报告里边提到的事情，因为今年的新冠疫情，非洲国家的抗HIV药物供应与检测试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会导致大量新增的感染者与死者。应该说，靠着类似比尔盖茨先生这样的慈善家和各路慈善机构的帮助，即使是非洲最为贫穷的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对抗HIV的能力，这绝对是一个伟大的善举。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让这些国家建立基本的医药生产与检测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路，大家显然是都知道的。而考虑到现在的国际局势，谁又能保证，类似新冠这样的情况（或是更糟糕），不会再次发生呢？

在笔者看来，当年人类根除天花，可能是人类文明最为高光的几个时刻，它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光辉。不过回头来看，当时人类可以做到这一点，除了天花疫苗的长期有效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苏的竞争，苏联在计划免疫上面做的很好，美国也不甘示弱，最终实现了这样的共赢。虽然冷战双方处于敌对状态，但是这件事情绝对是共同完成的伟大功绩。如果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一次，虽然不可能根除HIV，但是结束它的大流行，完全是有可能的。

只不过，现在的世界就不是如此了，在中国付出了巨大代价，实现了对于新冠疫情的控制之后，西方国家一大片选择了躺下等疫苗的模式。新冠的疫苗即将问世，而终有一天，人们也会发明出来治愈HIV的方法。但是那些深藏着的矛盾，并不是这样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