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明叔
来源公众号：明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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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晚点post”几年前对他的专访，他的认知能力超强，“大道至简”，当时就让我很震惊。这也是拼多多可以在短短几年内，在电商这个本来很多人认为“战斗已经结束”的战场上，再次掀起波澜，生生在阿里和京东两个巨头之外，创造了一家市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新巨头”。
像黄铮这样的人，其人生的最大动机，早已经超越了“挣钱”这个层次，因为他的个人财富10辈子也用不完。他一定想创造一家非常非常“厉害”的公司，并用这家他一手打造的公司，给中国社会、给中国民众的生活，带来独特和有意义的改变，这才是黄铮和拼多多的价值。
换句话说，黄铮从极度理性出发，在取得商业成功之后，一定是想让拼多多成为一家“社会性重要商业机构”（Socially Important Business Institution）。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一家优秀的企业，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股必不可少的积极力量。一家像拼多多这样的成功企业，一定解决了这个社会中某类真实的问题，化解了某类人群的真实痛点；同时它们缴纳税收、创造就业机会。
但通过拼多多女员工加班猝死事件及这家公司的应对，加上我近期了解到的一些拼多多内部管理的问题，我认为，黄铮本人在认知上存在危险的“盲点”。这些“认知盲点”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断“折磨”拼多多。甚至，如果处理不好，拼多多将有可能像百度一样在社会舆论中被“妖魔化”；拼多多也有可能像阿里一样，在监管的重锤下被迫学会“重新做人”。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不是要加入“乌合之众”对拼多多的攻击，更不是要对拼多多落井下石。拼多多女工加班猝死，有其偶然性，也不是用简单的“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可以概括得了的。但这件事情发酵到对拼多多的口碑和声誉产生摧毁性影响，也有其必然性，这些恰恰与黄铮的“认知盲点”有关。因为“大道至简”，即便是从黄铮的极度理性出发，拼多多如果不处理好“沟通”和“监管”这两大问题，未来在迈向“社会性重要商业机构”的路上也会面临重重挑战。黄铮的第一个认知盲点是，尚未理解到“沟通”（我在这里不用狭义的公关一词），对于一家企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影响。
当时的腾讯，内部的认知与外部的认知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在内部几乎没有太大感知的情况下（本质上也是因为"认知盲点"），腾讯被贴上了抄袭、山寨、垄断、遏制创新的标签，被人骂是“狗日的腾讯”，并被周鸿祎利用舆论风暴进行全面打击（虽然周鸿祎最后输了两场官司，被迫道歉、赔偿）。“3Q”大战让Pony和腾讯员工痛苦不堪，但3Q大战之后，腾讯在全国召开了10场“诊断腾讯”的研讨会，在轰隆隆的炮声中，腾讯听到了外界最尖锐、最真实的批评声音。难能可贵的是，腾讯还把这些声音结集出版，这就是《X光下看腾讯》的由来。用Pony自己的话来说，这件事情，让他认识到，不仅要考虑腾讯可以做哪些事情，还要考虑腾讯能被允许做哪些事情。
之后的腾讯发生了显著的组织和战略调整，由“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变成将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腾讯在舆论场中形象和口碑的好转，绝对不是偶然，这起源于Pony和其他创始人对批评的包容，对自我的反省，对战略的及时调整。此时此刻的黄铮，在百忙之中，不妨问问自己：在拼多多女工加班猝死的事情上，拼多多错了吗？从拼多多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和发出的声明看，我看不到黄铮和拼多多有一丝一毫的自我反省。也许，拼多多只是认为，加班猝死是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都会出现的事情，拼多多只不过是倒霉而已；或者，拼多多会假设，如果那个多事的员工不在脉脉上发声，这件事情本来在当事人家人的层面已经搞定，应该不会有事的。黄铮和拼多多是否会想一下：一个23岁的年轻女工加班猝死，是不是跟拼多多野蛮的加班文化有关？黄铮和拼多多还可以再问问自己：你认为，一定数量的员工加班猝死，是不是拼多多商业成功和成为“社会性重要商业机构”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如果拼多多因为野蛮的加班文化，在走向成功顶点的过程中，不断有员工的健康和生命被牺牲，黄铮自己在内心深处，是否可以做到“心安理得”？
所有的“沟通”危机，很少是公关团队造成的，本质上都是业务、战略和管理的危机，而更深一层，则是创始人价值观的危机。黄铮的第二个“认知盲点”是，他对于自己极度理性的自信，会让拼多多在处理“沟通”问题时快速决策，丧失对技术性、专业性问题的尊重，本质上是对商业和技术之外领域的常识的尊重。拼多多女工加班猝死之后，这家公司的一系列操作“愚蠢”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
知乎上那条秒删的回复，因严重缺乏同理心、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拼多多带来了巨大的舆论风险和监管风险。即便是这个回复来自拼多多的供应商，也从某个侧面体现了拼多多和黄铮的思维——“这是一个拿命拼的年代”。
更糟糕的是，拼多多在根本没有查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就贸然否认了知乎上这个回复的存在，最后被知乎无情打脸。这充分反映了拼多多内部管理极其混乱。在黄铮等高管快速决策、强硬回复的背后，是对“沟通”这项高度专业化工作的不尊重。在整个事件中，拼多多的公关最后变成了一个执行老板意图的“搬运工”，他们被迫无视“沟通”中的原则和规律，做了他们自己内心可能都不认同的事情。
在被知乎打脸后，拼多多搬出了所谓的“供应商误发说”，这也许是事实，但对于中国的公众来说，这种“临时工”的说辞，他们已经见过千千万万回了，只能报以嗤笑和讥讽。在拼多多女工猝死之后，又发生了拼多多长沙员工自杀、上海员工在匿名社区发言被辞退的事情。
这些，都会进一步强化拼多多在公众意识中的恶劣形象。从今往后，在公众的潜意识里，拼多多在女工加班猝死事件的处理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这种公众情绪会产生一种思维定式——每当拼多多再次爆发类似的危机时，公众就会进一步强化自己对拼多多产生的恶劣印象。
在这里，建议黄铮再好好看一下百度被“妖魔化”的历程。实话实说，百度难道是性质最恶劣的互联网公司吗？李彦宏难道是最坏的中国企业家吗？当然不是。但在接连不断爆发的舆论危机中，百度被公众的“认知”（Perception）定义，而真实的百度和真实的李彦宏，此后已无人问津。如果拼多多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不反思自己的管理问题，不对“沟通”这个高度专业化的工种表现出基本的敬畏，拼多多将在中国舆论场中朝着“百度化”的方向狂奔。到那个时候，真实的拼多多和真实的黄铮，将同样无人关心。公众只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尽管这个判断并不一定准确），他们会认定，拼多多就是一家残酷剥削员工、不拿员工健康和生命当回事的公司。一个人、一家企业，一旦被公众的“认知”定义，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想要翻身，只能在时间的残酷考验下，一点一点重构自己的形象。
黄铮的第三个“认知盲点”是对中国的监管缺乏敬畏心。
每一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原罪”，这些“原罪”往往跟当时当地不健全的监管环境有关。但接下来的中国，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体系化、越来越完善。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应该赶紧梳理自己的业务和管理，那些“红色”、“黄色”和“灰色”地带的东西，现在监管部门不查你、不处罚你，只是因为timing没到。一旦社会舆情汹涌，监管机构必将雷厉风行，把不讲政治、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互联网公司，一遍遍按在地上摩擦。我跟一个从媒体跳出来在拼多多工作过的朋友交流，我说，拼多多接下来面临两重挑战：
第一，商业模式的挑战。这一点，黄铮和拼多多自己完全可以解决。用低价导流的方式获取流量，让用户有足够的复购率，在这个闭环中，补贴就当是营销和获客成本。第二，监管的挑战。这一两年，拼多多平台治理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明目张胆的假冒伪劣产品已经大大减少，但仍有很多“漏网之鱼”。在中国进入“第三次开放”的历史大趋势下，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而拼多多员工加班猝死的事情，则会给拼多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监管风险。过去几年，每年都有一家互联网公司在监管问题上“触雷”。2018年的字节，2020年的阿里，都是如此。拼多多早晚也会遇到监管的“雷区”，因为它已经足够大了。
像拼多多这种致力于成为“社会重要性商业机构”的互联网公司来说，它们从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出发，积累和拥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它们的影响力早已经超过了普通商业机构。如果说商业成功和回报股东，是它们在初级阶段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在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他们必须考虑：一家“社会重要性商业机构”，除了要做到商业成功和对股东给予回报之外，更要考虑，它对社会的影响、对社区的影响、对政府的影响。如果它们不主动去考虑，矛盾积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公众就会以一种报复性的方式将它们“妖魔化”，随后将是监管的重锤落下，让它们痛不欲生。
从政府的角度，毫无疑问，也需要对这些“社会重要性商业机构”加强监管。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资本和组织内在的扩张冲动，对于效率的极致追求，一定会让这些公司在业务和管理中陷入“目标陷阱”，进而导致一些人在经营和管理中钻监管的空子，试图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否则，到最后，这些公司商业成功、股价上涨，但好处只是被少数人占有。而全社会则要付出劳动者健康和生命被牺牲、产业链生态被破坏的惨重代价。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治理结构，公众因这些公司出现的问题，最后都会把怨气转嫁到监管机构的“不作为”上。拼多多依然很年轻，黄铮相对于很多80后的创业者并不算年轻，但在创造一家“社会重要性商业机构”方面，黄铮依然很年轻。
年轻就要付出成长的代价，腾讯如此，字节跳动如此，阿里同样如此。但对于一个追求极致理性的人来说，不要辜负代价带来的反思和成长的机会。对于拼多多和黄铮来说，我有最美好的祝福，也有最严格的期待，更有最严厉的监督。对于黄铮这样一个追求极度理性的人来说，去直面自己的“认知盲点”，去化解拼多多未来的风险，去让拼多多变得更好，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拼多多自己不去做，接下来几年，外界也会逼着拼多多去做。生命，还是毁灭，对于拼多多和黄铮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