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位朋友遍天下的“孤独”英雄！

原创： 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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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5日开始，来自各地的民众陆续赶到湖南韶山，以献一束花、唱一首歌、吃一碗面等文明朴素的方式，表达对伟人的缅怀与敬仰之情。

伟大领袖，不仅是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人民领袖，也是备受全世界受压迫者敬仰的革命导师。

伟大领袖对20世纪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伟大领袖拥有的强烈个人魅力和精神力量也深深影响着每一代人。

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西方反华势力出中国频频“出牌”之时，我们更需要在伟大领袖思想中汲取力量，

纵观伟大领袖的一生，他经常是“孤独”的。这里说的“孤独”，并不是指人际关系层面，因为他的朋友遍天下，而是指他的眼光和境界。

早在1919年前后，伟大领袖就曾孤独过。

当时，中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浪潮，伟大领袖参与创办的“新民学会”中的许多友人，像蔡和森、徐特立、向警予等人也纷纷前往法国，但伟大领袖则选择留在中国。

伟大领袖为什么不去法国？

他在1919年曾说过，“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国家所知道的还太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送别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同学的讲话》。

这段话体现了青年伟大领袖与众不同的眼光与格局，除此之外，伟大领袖还有非常实际的考虑和判断，那就是钱的问题。

1917年8月，伟大领袖在给亦师亦友黎锦熙的信中，提到自己的担忧：“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僻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缺少一份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份支出，三者惟此为难。”

提钱，似乎太俗，但在当年能将钱财视为“最难的问题”的人，应当只有伟大领袖。要知道，在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组织并号召“勤工俭学”时，他们是持有非常乐观之态度。

理想非常丰满：中国银币升值，法国劳动力紧缺，学生们可以一边做工赚钱，一边再用赚到的工钱读大学，需要的只是准备第一年费用和吃苦耐劳之精神。

李石曾他们如此乐观，那各省学生的态度更是可想而知，大家都认为只要到了法国，打工读书便可两不误。

学生赴法费用，一般有三种来源：

一、全部官费（陈毅就是考上了四川前30名，全部官费）。

二、半官费（各省督军、省长负责一半，家庭自筹一半）

三、自费生（自己筹钱）

湖南“新民学会”会员留法热情非常高，但湖南军阀拒绝资助学生，湖南学生只能自筹。

作为“新民学会”领导人，伟大领袖就帮大家四处奔波，筹集经费，有的以他个人名义筹来的钱，直到建国之后，还得他自己还。

他又不能打击大家的积极性，毕竟，留法学习是一件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事业。

其它省份有不少是由军阀出钱，像福建学生就是由陈炯明资助，官家三百大洋，自筹三百大洋。还要在督军衙门举行欢送会，邀请记者拍照，然后吃席，这样军阀也能落个“尊学爱才”的好名声。

远渡重洋的中国学生，在1919年-1921年就已近2000人，其中湖南学生最多。

然而，现实很骨感，比最悲观的估计还要残酷，连陈毅这样的官费生，到了法国不久，也撑不下。

1920年秋天开始，法国形势变化很大，一是物价飞涨；二是大量军人复员后，做工有优先权，还有那些殖民地过来的拉丁裔和黑人劳工，中国学生能找到一份苦工，已属不易。

陈毅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过六个字：吃人饭，服人管。资本家的工厂能碾碎学生一切求学梦想。而他又是个爆脾气，所以老是闹，闹到被遣送回国。

“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闹出的几场大事（围攻驻法大使馆、占领里昂大学等）都是钱的原因，只有“反对北洋政府借款5亿法郎”一事是带有革命色彩的。

勤工，就不可能俭学。5点起床，6点上班，中午休息2小时，晚上6点下班，自己做饭，10点熄灯，学习时间在哪里？想攒钱下一年去读书？工钱够不够活下去都是问题。

“勤工俭学”之所以今天被高度肯定，是因为锻炼和成长了一大批意志坚定的革命家。

实际上就“勤工俭学”原本的意义而言，它是失败的，连蔡元培（华法教育会会长）1920年年末到巴黎都解决不了钱的问题，甩手去了瑞士。

你看过有哪个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学生有拿到博士、硕士文凭？凤毛麟角。大多数学生都在打铁、做工、站机床、甚至还有背尸、埋尸、挖尸骨、填战壕……却还要写家书称自己在巴黎过得很好。

伟大领袖早就预判到了经费问题的严重性，冷静地留在了国内。当湖南青年纷纷留洋时，“孤独”的伟大领袖则在考察农村、工厂、学校，总结分析第一手资料，为今后领导革命事业打下了最坚

同时，伟大领袖早就看清了北洋政府和各省督军的真实嘴脸。他们怎么可能在得到“好名声”之后，继续资助“勤工俭学”学生？1921年初，无论中国大使馆发回多少封电报求救，北洋政府就一句话：阁议之后，无力拨款。

当大家后来又改去莫斯科时，伟大领袖已经有了充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高度，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就一针见血指出：

“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右派。”

那时候伟大领袖政治地位还不高，理论界有更“高深”的见解，那些自以为得了莫斯科真传的一些人，还觉得伟大领袖看法是错误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杀得革命者人头滚滚，对国民党右派丧失警惕的教训是血淋淋的。

八七会议上，伟大领袖提出了“枪杆子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但他被派到了江西去建立苏维埃，当时中央仍相信要在大城市里搞革命。

这时候，伟大领袖是“孤独”的。

然而，被冷落的伟大领袖在江西又搞得有声有色，提出了通过游击战争，建立革命自由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结果教条主义者再给他扣上一顶”农民冒险主义“帽子，坚持要在城市里搞总起义，又碰得头破血流。

如果不是伟大领袖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就没有井岗山会师，没有革命根据地，也没有第一支革命军队--红军，那么，中国革命路在何方？

伟大领袖的过人之处，不仅仅是在军事方面，他更是能准确地认识和践行当时尚未被人认识的革命道路：

革命从城市向分散的，甚至是闭塞的中国农村转移。建立苏区和工农红军，引导觉醒的农民在中共领导下走向革命第一阶段---建立工农政权。

看看中国革命进程，都能发现伟大领袖这种非凡的创造性实践能力。

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革命拯救者，同样，他也是中国命运拯救者。

当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王明他们又怀疑不会长久，按照莫斯科的理论，根据地必然会被白色恐怖所消灭，存在岂非怪事？

在这种消极思想影响下，林彪也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这时，伟大领袖也是”孤独“的。

所以，他要写文章，耐心地向大家解释“怪事”为何能在中国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持悲观态度的人，是因为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他们就明白：

一、为何军阀会天天混战？

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正确性。

四、红色力量必定能存在于四周的白色恐怖之中，并成长壮大。

他超前的眼光和境界，令人很难跟上他的步伐，在没有取得领导权时，他说什么仿佛都是错的。

长征是伟大的，也是沉痛的，损失很大，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才剥夺了洋代表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定了伟大领袖同志的领导地位。

伟大领袖的伟大在于，他能从中国具体事实出发去领导革命进程，摆脱一切预设观点和经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革命之路。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那些习惯颐指气使的西方人来说，很不适应中国人站着跟他们说话，很不适应伟大领袖的强硬，它们想用全面封锁来迫使中国屈服，但都是以失败告终。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美国再也不敢对中国使用武力。

但西方主流舆论和应声虫们，可从未停止过对伟大领袖的诋毁，因为它们对伟大领袖的影响力感到害怕。

而在对待全国各族人民，对待五大洲的各国朋友时，伟大领袖又是如此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人民也以最朴实情感将他当成平安的守护者。

伟大领袖在革命生涯中，从不存在什么私人恩怨，一生光明磊落。

他是一位英雄！一位伟人！一首史诗！

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属于世界！他永远不会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