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战疫的目标、决策树，及deep-state和黄营思维！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目录：

1.香港疫情现在的情况

2.香港现阶段抗疫的主要任务——由预防转为应对：

3.香港应对这波疫情的有利条件

4.不过香港也有相较武汉/湖北当时不利的条件。例如：

5.香港疫情的可能发展

6.要区分界定香港防疫抗疫的短期、中期及长期目标

7.香港防疫抗疫的短期目标——应对第五波疫情

8.到底如何进行“可持续”的“动态清零”？总结中国防疫体系的优势特征

9.香港的中期目标：防疫模式的“决策树”

10.回到★选择一：香港到底能不能复制中国内地的模式？

11.如果“共存”的代价很大，香港黄营会不会感激内地驰援、认可内地的模式？

12.香港的远期目标：到底能不能与内地的体制融合？

△（先放一个图，但我们在后面才会讨论这个图）

1.香港目前的疫情

昨天（2022年2月12日），香港新增1,510例COVID-19确诊病例，达疫情以来新高。而由于香港的检测能力已经达到瓶颈，速度又跟不上，对病人又非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所以，这个数字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实际传播情况应该比我们看到的数字要严重。香港卫生官员亦表示已经放弃了一对一追踪个案源头。所以，在第五波COVID-19疫情下“破防”，防止社区爆发的初期遏制阶段已告失败。

2.香港现阶段抗疫的主要任务——由预防转为应对

从疫情爆发的程度看，香港已经比较接近2020年初的武汉与湖北。当下，防疫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应对：通过大力检测、隔离、应收尽收等措施，减少疫情进一步扩散，让新增病例逐渐平缓下来；同时，医疗体系全力开动，救助尽可能更多的病人，减少COVID-19带来的直接及间接代价。

3.香港应对这波疫情的有利条件

相比于2020年初的武汉，香港有不少有利条件：

1）居民已经有了一定的疫苗接种基础（大概65%左右）；

2）人类对COVID-19已经比较了解了，医护知识已经比较丰富，前面的弯路不用走了；

3）香港经历过SARS，大众对呼吸道疾病有一定的了解，在个体防护上比较有经验；

4）Omicron变种本身是相对“弱化”的；

5）香港有不错的初始医疗基础（人均可享受的资源及能力等）；

6）香港已经有了一定的检测和应对能力，起始基础较好（虽然还不足以应对Omicron）；

7）中国内地应对COVID-19的资源及经验都很丰富，可以为香港提供所需的人力及物资援助

4.不过香港也有相较武汉/湖北当时不利的条件。例如：

1）人口密度很大，远远高出一般城市，且居住空间狭小密布，工作场所十分密集，传播风险特别大。在同等情况下，呼吸道疾病在香港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更高

2）长者：不少长者住在老人院，居住密度比较高，社区爆发风险大

3）公立医疗资源也有限：全社会看，医疗基础不错，但如果扣除了只有精英和富裕阶层才能使用的私家医院，只看公立医院，资源还是非常紧张的。如疫情爆发，医疗资源被挤兑，人口密度：很快会破防

4）获得内地资源的便利性问题：在“一国两制”下，从香港与内地再怎么打通，也还是隔了一道“墙”的，出入境、出入关都有限制，这使得香港在获得内地的资源支持方面，可能并不及武汉/湖北那样直接和方便

5）香港始终面临境外输入的风险。这和武汉/湖北本质不同的。武汉/湖北实施“封城”一个重要任务，是防止疫情输出至中国其他城市。但当时病毒从武汉/湖北反向倒灌的风险不大。这和现在香港的处境不同：除了在本轮疫情之中，未来还将长期面临境外输入的风险

6）香港是“小政府”：不像内地一样，政府具有各种所需的资源，并具备全面的社会动员能力，可以把由上到下所有社会单位（包括公立与私营）及个体成员都统领及调度起来。香港政府缺乏这样的执行能力

7）缺乏基层组织：武汉/湖北有渗透到最基层、“毛细血管”层面的政府组织——例如街道/居委会等，不仅可以落实抗疫政策，还可以对居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基层组织非常重要，缺乏这种基层组织，香港很难像内地一样，在基层落实严苛的防疫政策，例如封楼封区封不住（总不可能都安排警察执法），同时也没有人给居民提供物质资源

8）缺乏党的体系：内地有渗透、贯穿至所有社会部门与组织的基层党组织及党员群体。遇到关键时刻，即可以被动员起来，在基层一线发挥作用

9）缺乏信息与数字基础设施或前提。虽然在2020年武汉/湖北抗疫初期，中国内地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基于信息化及大数据技术手段及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防疫解决方案，但基础设施已经存在：居民手机都完成实名认证，大多连通智能手机及移动互联网，政府已经可以通过这套体系与居民连通，做必要的追踪，并提供公共服务。香港没有这种基础。

10）“撕裂之城”里的居民心态。香港存在几方面的问题：a）个人主义盛行，人们更多的考虑个体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尤其在中青年群体里；b）有相当一部分居民与特区政府/公共部门是对立关系，甚至是冲突关系的，不仅不认可政府的政策，而且可能根本就不服从。这和内地完全不同；c）人口本身严重“撕裂”，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划分为蓝、黄两大阵营。他们对任何公共政策的看法都可以因为政治取态而产生皆然相反的意见。这使得构建共识非常困难。同时，不同阵营之间彼此缺乏认同，很难团结起来，众志成城。这都使得这个城市的人口非常难被管制

11）地方本位主义及缺乏“全国一盘棋”的考虑：武汉/湖北的战疫，绝对不仅仅是武汉/湖北自己的问题，还会危及全国，所以是中央自上而下统筹领导，而不可能交由武汉/湖北自己酌情执行。这和香港是不一样的。香港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处境和利益。中央可以提总的要求，但在具体制定政策、落地执行时还是香港自己。很容易想见：由地方自主决策的话，将只会考虑地方的本位利益，这时很有可能精致利己，做各种“减法”，而不会为了大局，而施行更加严苛的政策。举个例子。现在香港每日还有名额可以到内地，还在向内地输入人口（尽管内地对香港有隔离措施），但香港可能主动要求“封城”，主动提出不让人员到内地么？恰恰相反，香港可能还希望争取让更多的人前往内地。从防疫角度讲，这和内地利益是相悖的。我们切换到武汉/湖北，就会发现这是不可想象的：疫情爆发后，武汉/湖北还明确要求要向其他省份城市输出人口，这可能么？这一条，可以在所有的方面和领域体现

12）香港处在境外的信息宇宙里，为西方舆论所主导。香港居民多使用youtube，facebook之类的境外社交媒体，通过境外媒体取得资讯，很多人根本不使用内地的社交媒体，不相信内地的资讯，也不和内地人互通。这样，无论中央还是香港，对本地居民都缺乏舆论引导能力。如果人们天天都在看欧美国家的“共存”经验，看到反华舆论对中国大陆的批评，那请问他们怎么能接受“动态清零”呢？这些因素，使得政府动员起来更加困难。

诸如此类。可见香港防疫挑战之大。

以上我侧重写的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东西。公共卫生及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可以在相关领域做更多更专业的比较分析。

5.香港疫情的可能发展

这里，我们再比较一下其他一些东亚国际大都会（2月12日数字）的疫情情况：

——日本的东京都，累积确诊病例77.8万（日新增18,660例），死亡人数3,291；

——新加坡，累积确诊病例44.96万，死人数885；

——韩国的首尔，累积确诊病例37.4万，死亡人数2,227人。

这些都是首都，都是非常高能级的发达城市，掌握所在国最强大的公共卫生及医疗资源。但每个城市的病例都是整个中国大陆14亿人总和的数倍，死者数目也不少。

香港疫情如何发展尚不可知，但有学者悲观估计，最终会有六成香港人感染，数月后，死亡可能上千乃至数千人。比照新加坡、东京、首尔的例子，考虑到香港老年人不少，疫苗接种率又比较低，在这样大的一个城市里，真的发生病死数千这样的悲剧，也并非不可能。

再看看这几个东亚国际大都市的案例，人们会发现，香港“破防”其实是很“正常”的，它毕竟不是中国内地，没有这套防疫解决方案及基础设施。但是香港迄今确诊尚不及2万，病死仅200余人，成绩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但也要看到，为了防疫，香港对外都不通关，只是靠一个城市自己内循环，如此的经济社会代价很大，长期恐难以维系。

6.要区分界定香港防疫抗疫的短期、中期及长期目标

我这几天也看了各种报道及讨论，觉得现在的思路非常混乱。现在的首要目标，其实是区分及界定香港防疫抗疫的短期、中期及长期目标。

1）短期目标——救死扶伤，应对和缓解目前已经爆发、失控的第五波COVID-19疫情

2）中期目标——讨论香港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应对疫情。例如，如果要动态清零，那么到底如何“动态清零”？如何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进行可持续的“动态清零”？

3）长期目标——香港底层的治理体系究竟如何与内地融合，是否与内地融合，何时与内地融合？

这些目标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越是中期和长期的目标，越触及核心，也越涉关香港的根本政治与制度。

7.香港防疫抗疫的短期目标——应对第五波疫情

昨天，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和多名官员，在深圳与港澳办、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及内地专家进行会谈，研究抗疫对策。

我们看看特区政府提出的五项协助请求：

1）由内地专家协助进行病理排查和分析工作；

2）提升检测能力；

3）协助建设检疫和隔离设施；

4）提供快速抗原测试套装；

5）提供病床、抗疫设施家具、口罩、保护装备等供应。

中央和内地有关单位都表示会积极配合，其中特别指出了要充分保障香港鲜活食物、蔬菜和必需品的供应。

显然，这里讨论的都是迫在眉睫的短期目标——如何应对第五波疫情。

——减少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使其能够逐渐平缓下来

——医疗体系全力开动，帮助尽可能更多的患者，减少病死

——应对、缓解COVID-19爆发后带来的其他问题——例如老百姓的生活问题（食品供应），以及医疗资源挤兑导致的其他卫生问题

请注意，这里讨论的都是眼前的问题，而不是中长期如何维持“动态清零”政策的问题。在具体讨论中，甚至都不一定会触及“清零”这个具体的目标。

所以，在这个场景下，当特区政府说要坚持“动态清零”的目标时，他们说的其实是要应对好本轮疫情。

8.到底如何进行“可持续”的“动态清零”？总结中国防疫体系的优势特征

我之前也尝试解释了一下，到底什么是“可持续”的“动态清零”，它和“硬清零”有啥区别。

2020年初，武汉/湖北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控制住了疫情，实现了清零。这套做法，其实就是停工、停课、停学，冻结社交活动，“大家都回家”；对疫病则采取中央化的统一管理，密接、疑似患者或确诊患者都需要进入隔离、观察及医治体系，而不能允许他们在社区自由活动。其实，不需要使用更加现代的技术手段（例如大数据及数字化治理），也可以实现“硬清零”。但后来我们也发现，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一来根本就做不到“硬清零”，二来也“吃不消”持续“硬清零”带来的后果——一有疫情爆发，就大规模的隔离与封城，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内地所做的，是构建了一套非常科学的防疫解决方案。大规模的检测能力及执行能力当然很重要，但最核心的能力：

一，是科技应用——对关键的大数据进行采集、追踪、整合、处理与分析，并以此指引防疫行动。

二，将这套数字化治理能力与中国执政党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贯穿全社会、立体化、网格化的管理体制贯穿与打通

最终，形成一套科技驱动的、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360度的防疫解决方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践。这套体系并且得到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已经十分成熟。

这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是一套真正的预防体系。它其他国家与地区所没有的，既很难独立发展出来，也很难去复制/模仿。

这套防疫体系有如下的优势与特点：

1）能够在疫情发展初期就将其控制住。救火的最好时机就是火灾爆发最初的时候，扑灭火苗，也要精准打击火苗的根部。防疫是一样的道理：这套体系使得我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确保COVID-19疫情在发展初期阶段即被有效控制住——哪怕是面对Delta、Omicron这些传染性极高的变种。如果总在疫情出现规模爆发后再反过来遏制，就是“硬清零”了，硬清零的代价是很高的，难以维系。这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放弃动态清零的原因。

2）足够安全稳定，能够实现中国大陆14亿人的“大循环”：虽然还有“外防输入”，使得中国大陆对外“不通关”，但这套体系至少可以让中国内地14亿人口实现大范围循环。大循环使得经济与社会可以正常运行，最小化了严苛防疫带来的经济与社会代价。

这里要稍微提一下，香港有些人认为，利用检测社区污水等比较传统的办法，香港在很长的时段里也做到了“动态清零”，且有的清零时段长达七八个月，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认为，这就不能说香港没有能力“动态清零”，相反，还希望挖掘和发扬某种香港“独特”的“清零模式”。

诚然，对香港之前取得的成就是要肯定的，我们与新加坡、东京、首尔的比较里已经可以看出。但香港的防疫能力，和内地的能力，显然还不是一个段位：为了外防输入，香港对中国内地及世界其他地方均不“通关”，实际上就是在一个700万人的城市里内循环。这一上来就使得防疫工作简单了很多，但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经济代价，并且这种经济代价将主要由基层经济承担，使得社会已经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

同时，这套体系，放在没有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二十年前，防一防SARS是不错的，但在今天的技术进步看来，已经是比较原始的办法了，它肯定是有用的，但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不能完全依靠它。实践已经证明，在强大的Omicron面前，这种方法不堪一击。

相比之下，中国内地做到了在几十个省份、14亿人口范围内的大循环，并且这是真正的大循环：我们不是把14亿人再切割成每个都只像香港一样，只有700万人口的200个单位，再为了防止扩散，要求这200个单位都“互不通关”，只能分别各自循环。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有城市都是互通的，而且内地已经做到足够的精细化，2,000万人口的高能级大都市的一个区出现确诊，变成中高风险（“带星”），也不会硬性限制居民出访其他城市（只要提供核酸检测即可）。并且，这套体系十分安全稳定，足以应对Omicron。

这和香港所理解的那种“动态清零”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如果说中国内地这套体系是大学生或研究生水平的话，那香港的体系只能算小学生。

3）是一套比较纯粹的、真正的公共卫生预防体系。针对流行病，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最核心的理念是“预防”。中国这套体系，就是纯粹的预防。它纯粹到什么地步？纯粹到，即便我们的医疗救护资源非常匮乏，极易破防（当然了，口罩、防疫服、检测设备等物资基础设施还是得有的），甚至我们连疫苗都没有，全民接种率为0——即使这样，这套体系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遏制COVID-19。翻译一下，中国这套预防体系强大的程度，不仅可以补位，甚至一定程度“取代”个人医疗了。

——人类社会1.0版的战疫，没有任何的医院和疫苗，人类最终也可以战胜COVID-19，无非就是死很多很多的人。这就是黑死病时的欧洲。

——人类社会2.0版的战疫，只有医院，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与顶层制度，最终也可以战胜COVID-19，无非死的人多点，但是比1.0版死的人要少；

——人类社会3.0版的战疫，有医院，同时还有了疫苗。疫苗就是公共卫生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疫苗，加速群体免疫。有了医院 + 疫苗，比2.0版死的人也要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现在处在3.0版。

——人类社会4.0版的战疫，依靠数字化治理，可以一定程度摆脱对医院和疫苗的依赖，依然可以遏制COVID-19。这是高维的人类社会。

我们设想，自然世界以后不断发展，人类开始面临抗生素不再管用的超级细菌，能够传播可怕的传染病，这时靠什么？只能靠4.0版的战疫。

4）收益巨大，但维护成本及代价是最小化的、可以接受的。尤其当我们按14亿中国人的人均收益与成本来看这套体系的话。所以，这套体系是科学的，是可持续的，能够在很长时间运行。另外，还要看到，这套体系不仅仅造福中国，还在造福全球——因为中国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成功做到“动态清零”，使得社会正常运转，保护了全球的供应链，造福了全球人口。如果按照全球人口平均下来，那中国“动态清零”所创造的收益就更加远远大于成本了。如果一个外星人从外太空超脱的观察地球人类，他可能会得出这个结论。

9.香港的中期目标：防疫模式的“决策树”

香港现在其实面临一个“决策树”。

我刚刚画了个图，视觉呈现一下。

“★选择一：是否搞“可持续”的“动态清零”？

很多讨论都是无谓的。决策要做的真正选择，其实是研究中国内地的模式，然后考虑香港能否复制中国内地的模式。

——如果能够很大程度的复制内地模式，那就可以做到“可持续的动态清零”。

——如果做不到，那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动态清零”。

我们再总结一下，中国内地防疫模式的几个要素：

一是科技应用及信息/数据基础——对关键的个人数据进行采集、追踪、整合、处理与分析，并以此指导科学的防疫行动；

二是“大政府”、“全政治”：拥有一个强大的、自上而下的、贯穿全社会各个部门的、渗透到基层的、能够将社会网格化管理、具有强大执行能力的政府体系；

三是将上面两条完全融合、拉通，形成一个贯穿全社会、立体化、网格化、精准且高效率的数字化治理体系。

当然了，还得有民众的充分配合。这也是社会基础、文化基础。

公共决策者们可以对照看看，上述条件，有没有可能在香港贯彻落实。

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你就列一个大表，列出各种要素，在上面勾项、消项。中国内地哪条治理手段、工具、能力、基础，是你具备的，或者可以推行的，你就打个勾。没有的话，你就打个叉，或跳过。

（这个事情不仅香港可以做，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做）。

如果你觉得能做（Yes），那你就可以做到“可持续”/“低成本”的“动态清零”；

这样，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做得好了，保证了一段时间的“清零”后，两边机制在融合打通，就能实现可持续、稳定的“通关”了。

最终，香港就能实现“结果①——与14亿人的大循环”。

对结果①的评价：

——公共卫生，结果最好，因为死亡人数及医疗资源挤兑最少

——经济：结果最好，因为香港基层经济非常依赖内地

——政治：政治上有利于中国大陆，因此蓝营支持，黄营反对。

如果你研究了半天，发现中国内地大部分的资源和能力你都不具备，你也没有大陆这套一体化的政治、政策、社会、文化基础，那你恐怕是没有办法复制中国内地的模式的。

而如果不复制中国内地这套模式，那恐怕也做不到低成本、“可持续”的“动态清零”。

这时，香港实际上进入的是“★选择二”——沿用2020年以来香港的防疫模式，即“香港特色”的“动态清零”。

如果还要坚持（Yes）这种模式，那就是继续“痛苦的坚持清零”。但我们都知道，这套体系在Omicron面前其实已经破防。

这样下去，只能导致“结果②，与外界隔绝，一港循环”。

对结果②的评价：

——公共卫生，不如结果①，因为死亡人数及医疗资源挤兑更严重。第五波疫情已经很清楚

——经济：最糟糕，因为香港“两头都不靠”，与外界隔绝，经济代价都会为基层民众承担

——政治：也“两头都不靠”，无论蓝营、黄营还是中间派，都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且各方还可能把矛头和不满指向特区政府和北京

如果敢公开、明确的放弃“★选择二”，那就是进入了“★选择三——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模式（共存）”。这个模式就是用“疫苗 + 自然感染”的方式，逐渐实现“群体免疫”。

最终，到一定时候，可以实现“结果③，与中国内地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通关、大循环”。

对结果③的评价：

——公共卫生，最糟糕，死亡人数及医疗资源挤兑是最严重的。这就是欧美的情况。

——经济：远不如结果①，但至少优于结果②，至少还能有一些其他国家地区的访客。

——政治：政治上不利于香港接近中国内地，相反，是推向西方。蓝营会反对，黄营会支持。

无论是结果①还是结果③，都只会造成香港社会的进一步撕裂。（这其实也和欧美国家内部的分裂一样）。

不过，还要看看，实际上到底有没有“★选择二”？其实可能已经没有“★选择二”了。

在现在这个时点上，还在坚持“★选择二”的，可能只是在表面上维持一种让北京觉得政治正确的姿态而已。

他们现在关心的其实是那两根虚线：

这就是“打左灯，往右拐”，表面措辞上还是坚持“★选择二”，甚至表现得信心满满，其实只是不公开放弃（No）而已。他们认为，按照现有的状态，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选择三”。最终，他们有机会实现结果③。

平心而论，在Omicron出现前，不少人还是希望用“香港特色”的“动态清零”实现结果①，与内地通关的。但在Omicron出现、各国进一步“躺平”之后，很多人就转向结果③了。尤其是deep state。

这个导向，与蓝营的诉求不符，但与黄营的诉求符合。

10.回到★选择一：香港到底能不能复制中国内地的模式？

为了让问题简单点，咱们就从那几个要素里最核心的一条开始：个人数据、信息的追踪、采集和分析。香港能不能做到？

全民的手机强制实名认证；全面推行健康码，并视情况按要求，强制扫码；政府要有能力追踪、采集个人的行程信息（及其他必要的信息）；核酸检测、疫苗等卫生信息要全部数字化；所有的信息全部与政府的防疫体系拉通；防疫措施要强力执行，拒不执行则要承担刑事责任。执法部门（如警察）要视情况参与到过程中，确保执法。

香港能不能做到？

我的判断是：香港现阶段是做不到的，没有这个政治、社会、文化条件。

——黄营会坚决反对。而且，这个议题会把他们整个都动员起来。而且，这个问题本质就是政治化的，但他们可以将问题包装成技术问题，打着技术旗号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这才是最危险的。

——香港的政治政府体系也不会支持：他们一不会主动提出，二无力执行与推行（根本就没有强制执行能力），三内心也不认可（deep state）；

——中央/北京很难直接干预：北京固然可以问香港政府：哎，你们能不能考虑考虑搞搞这个啊。但也就是问问，或者强调这是个方向，“愿意大力支持”。但在目前体制下，北京不可能越过特区政府强力推行。另外，这个议题非常敏感，如果这个事要弄成，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由北京出面去推动。即便北京只是表示支持，也会被deep state称为北京才是“始作俑者”，在政治上给你彻底撇开关系。

——国际反华势力也会反对。这个议题会把国际势力全都牵扯进来。

中央和香港政府及建制派政治家其实应该坐下来把这个问题讲透。

中央可以提各种问题，也可以提要求。

香港政府及建制派政治家的责任是，把问题交代清楚。香港现在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能推，什么推不了。核心瓶颈在哪里。考虑是什么。把这些复杂的环境交代清楚。大家信息对称了，拉通了，才能谈下一步。中央/内地可以再看看有什么选择，究竟什么是符合香港目前情况及利益的比较务实的做法。

现在的问题是，内地未必深入了解香港社会与政治的复杂情况——特别是那些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他们不是研究香港政治和社会的，可能并不了解问题的盘根错节和复杂性。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内地司空见惯，但脱离香港实际情况的防疫手段与建议。而香港方面，如果只是含糊其辞，不把问题点破，口头上说“坚持动态清零”，还给内地形成一种香港有决心、有信心做到“动态清零”的印象，那就是香港政府和政客的问题了。

这个，往小了说，是缺乏政治判断、政治魄力、政治行动力、政治能力；

往大了说，则是缺乏政治责任。是不负责任、不真诚。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如果人们在这个议题上绕过不去，始终不愿意触碰核心，那只会陷入死循环。

这个过程会加大香港社会的撕裂，产生不可低估的政治代价。

11.如果“共存”的代价很大，香港黄营会不会感激内地驰援、认可内地的模式？

如果有的人问，无论主动被动，加入香港真的走了★选择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出现了大规模的医疗资源挤兑甚至一定的病死（甚至数千人），并且过程中，内地还全力以赴，为香港提供了慷慨的资源支持，那么香港的黄营会不会：

1）感激中国内地的支持？

2）复盘比较反思，开始更加认可中国内地模式？

我的判断如下：

第一，他们不会对内地有一丝一毫的感激和支持。相反，极其反感内地派医护人员赴港，认为内地派医护人员是对香港“强大医疗体系”的某种“侮辱”（面子上过不去）。认为内地医护人员来了就有不走的“危险”；认为内地现在所想的一切都是“一石双鸟”，即以疫情为由，南下输出力量，旨在“接管香港”、“赤化香港”、“消灭‘一国两制’”。他们认为内地的援助都是出于此种政治“居心”的，所以没有必要对内地有任何的感激。他们也认为自己是高等华人，理应得到内地的巴结与优待，同时，由于从内地引入这种资源十分“危险”，他们宁可不要。

第二，也不会认可内地的模式。就算死了很多人，“踏着尸体”走过来，他们也认为这是“文明社会”（即欧美日等国家）的“正常”的做法，而中国大陆的做法才是“不正常”的，是“背离世界潮流”的。一旦“踏着尸体”走了过来，实现了与欧美的互通，他们立即会忘掉疫情带来的巨大代价，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回到“文明主流”，再次印证了香港模式和香港人的优越性。此外，他们还会认为中国内地仍然落后的处在中世纪般的原始、落后、野蛮、隔离与禁锢。

这就是这些人的看法。放任他们选择西方模式，也只会让他们的人心距离中国大陆更远。

12.香港的远期目标：到底能不能与内地的体制融合？

这可能更多是留给中央/北京/内地要思考的长远政治问题了。

通过这次疫情，会发现香港社会的治理模式与逻辑与中国内地差距很大。并且由政府到民间，对于内地的政治模式、政治秩序、政治制度还有很大的不信任和抵触。

那以后怎么办？

如何改变香港社会？到底是否现在就要改变香港社会？在2047年之前还可以做什么？

这个问题也留给大家一同思考。

（本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