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秩序时代：韩国选出一个“特朗普”？

作者：清和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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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俄乌战火依旧，东边决出“韩国特朗普”，亚太地缘政治再添变数。

3月10日，韩国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险胜李在明赢得总统大选。尹锡悦，曾任韩国检察总长，办过前总统李明博受贿案和朴槿惠“亲信门”案，但在韩国政坛上还属政治新人；这位保守派政治新人，立场鲜明，亲美排朝，作风强硬，人狠话多，人称“韩国特朗普”。我在《这场战争正在冲击国际秩序》中指出：“今年是韩国大选年，如今民意流向对文在寅的东亚政策不利，韩国外交即将生变。”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一些国家政坛频现“特朗普”，日趋“特朗普化”：巴西的博索纳罗、英国的约翰逊、韩国的尹锡悦、日本的高市早苗、法国的泽穆尔。他们身上存在某些共同特点：政治素人、立场保守、言行出格、善用社媒、国家主义、反建制派及既得利益者、挑战全球化旧秩序，其支持者多为旧秩序的受害者、失意者及反抗者。他们就像一群公牛闯进了一家精美奢华又藏污纳垢的瓷器店……这股正在崛起的政治力量，携带汹涌民意与社会思潮，冲击着失衡的全球化秩序。

全球化旧秩序为何崩坏？特朗普们和普京们分别何种方式及目的冲击国际秩序？本文为“国际秩序”下篇，从全球化失衡的视角，洞察特朗普现象与俄乌战争，解释国际旧秩序崩坏。

本文逻辑

一、特朗普现象

二、全球化失衡

三、旧秩序崩坏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30'，感谢分享】

01

特朗普现象

俄乌战争引发了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震荡，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亚太地缘政治的担忧，亚太股市如临大敌，与欧洲股市齐跌。

如此背景下，韩国这场大选备受关注。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得票率为48.56%，文在寅的支持者李在明是47.83%，尹仅以0.73个百分点、25万票的微弱优势成功入主青瓦台。这是韩国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次总统选举。

尹锡悦，现年61岁，但是一位政治新人。他在2017年受文在寅破格提拔，成为文砍杀财阀政治的一把“利刃”。尹锡悦担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后，拘捕了朴槿惠、崔顺实和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还负责调查“李明博贪腐案”，将李投入大牢。2019年，文在寅再次破格提拔尹为韩国检察总长以资嘉奖。但是，文没法控制这把利刃，尹调查文内阁成员，二人最终反目，尹辞去韩国检察总长职务，加入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参加总统竞选。这次大选，文在寅和李在明没能阻止尹的崛起。

尹锡悦，是韩国政坛的保守派，对内支持经济自由，对外立场明确、态度强硬。他在2月的国际外交专业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题为《韩国需要腾飞》的文章。尹锡悦在文中表态：“在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远离了长期的同盟美国，倒向了中国。对于能就美中之间主要焦点问题明确表明立场的问题，韩国也保持沉默，表现出模糊的态度，实际上并非站在美国一边，而是站在中国一边，对此韩国要力求改变。”

中韩关系一度因“萨德事件”跌入谷底，2017年文在寅执掌青瓦台后对华承诺“三不”：不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尹锡悦上台可能会打破文在寅的平衡模糊外交。尹曾表示发展韩美全面战略同盟关系，希望加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还主张在萨德系统、战术核武器方面与美国加强合作。实际上，在发表获胜宣言仅五个小时，尹锡悦就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后者承诺防卫韩国并加强合作。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亚太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预期在资本市场及社交媒体中蔓延。一些人担心，这“0.73个百分点”可能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崩坏。这场大选折射出韩国政治一些变化：

一是韩国政治热情高涨，在疫情之下大选最终投票率达到77.1%，高出上届7个百分点。二是韩国选民观点对立、立场分裂，韩国资深政治家金钟仁说，“两人得票率只相差0.73个百分点，国家似乎一分为二了”。三是韩国选民民族主义情绪浓厚，年轻选民目光投向亚太地缘政治。

文在寅可能是这场国际秩序转变的过渡式人物。文作为民选总统上台后打击财阀总统延续了青瓦台诅咒。但是，韩式斗争还没波及到对外关系，文继续支持着国际旧秩序。美国是韩国稳定的政治盟友，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最近两年，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及一些特殊事件加剧了韩国民意转向与民族情绪汹涌，并对外投射到在朝韩、中韩、韩美关系上。考虑到25万张票的微弱优势，俄乌战争可能助攻了“韩国特朗普”。这场战争加剧国际政治对立，导致文在寅、李在明模糊外交空间变窄，尹锡悦“选边站”主张乘势而起。

2016年美国大选，极少人意识到特朗普的“意外”胜出将掀起国际秩序的巨浪。奥巴马也是一个过渡式人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选民对华尔街极度不满，这位年轻的黑人政客被寄予伐毛洗髓的厚望。但是，奥巴马花了大把的钱啥事也没干成。期间，俄罗斯触发了克里米亚危机，中美关系也在变化，但奥巴马仅维持旧秩序，加速了俄美关系恶化，错过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最佳窗口期。

更严重的是，奥巴马和美联储伯南克大规模扩张货币与财政，进一步恶化旧秩序和扩大贫富差距。美国明尼亚波利斯联储银行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10%最富有的美国家庭最先走出阴影，金融资产受益于货币扩张而增加；而数量最多、收入较低的美国家庭在金融危机后一蹶不振。

这是奥巴马成就了特朗普。2016年，美国选民对旧势力彻底失望，他们先抛弃了共和党建制派候选人、布什家族的杰布·布什，后抛弃了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克林顿家族的希拉里，一位政治素人就这样上台了。此后短短四年，特朗普旋风席卷世界政坛及社交媒体。

特朗普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角色：政治素人、言行出格、作风强势、善用社交媒体；推行了一种令人不太适应的社会思潮（特朗普主义）：立场保守、国家主义、反全球化旧秩序、反建制派及既得利益者。

特朗普绝对不是一个特例，而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爆发的一种社会思潮与国际政治现象，被称为“特朗普现象”。特朗普之后，一些国家政坛涌现“特朗普”，或者“特朗普化”：巴西的博索纳罗、英国的约翰逊、韩国的尹锡悦、日本的高市早苗、法国的泽穆尔。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是特朗普的成功效仿者，他的“巴西优先”口号直接复制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他同样善用社交媒体发表煽动性语言以获取选民支持。尹锡悦与特朗普有很多共同点，均为政治新人，且立场保守。日本政要高市早苗，政治主张极端，则被认为是日本女版特朗普。

再看法国的埃里克·泽穆尔。法国大选即将拉开，这位“法国版特朗普”被认为可能搅动法国政坛的重要人物。泽穆尔现年63岁，也是一位政治素人，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一官半职，早年是畅销书作家、时事评论员、电视主持人，他善玩社交媒体，经常语出惊人，是法国人气颇高的当红人物。从去年7月开始，泽穆尔参选的民调支持率一路飙升，目前紧逼马克龙。

俄乌战争改变了德法民意，德国宣布“历史性转变”，如果泽穆尔上台，法国的行动可能要比正在谋变的德国激进得多。

“特朗普们”，这股被金融危机激活的政治新势力，拥有一批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善用社交媒体表达选民诉求、赚取选票，在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的刺激下正在迅速崛起；反观，国际秩序旧势力、建制派及既得利益者在国际政治上退缩垮台。

02

全球化失衡

特朗普现象为何出现？

如果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年迈的特朗普可能没有机会；要不是奥巴马表现这么糟糕，特朗普也没有机会，但是可能会出现李朗普、王朗普。为什么？特朗普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全球化失衡。

特朗普的支持者是谁？除了共和党的铁盘外，特朗普“铁粉”主要是蓝领工人、农民、本地中小企业主、商业主、白人及基督教徒。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多为白人，信仰基督教，捍卫美国利益，拥护传统价值观，反对移民、同性恋、极端女权主义与极端环保主义。在经济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全球化失衡的受害者、失意者和边缘人。

接下来，我们从经济角度入手理解国际秩序崩溃。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是二战后建立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秩序。政治军事秩序包括联合国以及后面形成的区域性联盟，如北约、欧盟等。经济秩序主要是1944年欧美国家领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自由贸易协议（关税总协定）和国际金融秩序（固定汇率体系、世界银行）。凯恩斯、罗宾斯参与了该体系建设，中国也是其中的创始国之一。

此后半个多世纪，这个经济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自由秩序的全球化扩张：日德战后崛起，欧洲走向共同体，信息革命爆发，跨国公司扩张，金砖五国兴起，“中美国”概念诞生。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化秩序遭遇推倒重来的风险。为什么？

这个全球化经济秩序并不完美，它是一个失衡的秩序：

一、金融体系。其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融体系（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在1971年已经崩溃了。特里芬教授认为，这个体系藏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特里芬难题”。简单来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出口货币和商品，必须二选一。60年代开始，美国大规模出口美元、进口商品，贸易赤字加剧，加上越战扩大了政府赤字，美国从净债权国变成了净债务国，最终击溃了美元信用。

根本上说，这是法币制度的问题，是国家资产负债表危机。法币是一国资产的证券化，属于国家发行的债务；出口赚取的外汇相当于国家（公民）的资产。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货币出口多、商品出口少，相当于负债端扩张、资产端萎缩，最终走向崩溃。

1971年后，国际金融体系实施浮动汇率和信用本位，但因为还是法币制度，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它导致国际贸易经常项目严重失衡，千禧年之前美国大逆差、日德大顺差，之后美国继续大逆差、中国大顺差。注意，国际贸易失衡对两国均不利。

二、法币制度。信用法币制度还制造了另外一大恶果，即信用法币超发。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法币制度是金本位货币，货币发行还受黄金硬约束。但是，1971年该体系崩溃之后，法币信用制度诞生，货币发行约束软化。在千禧年之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与格林斯潘基本上控制了货币阀门。但是，互联网泡沫危机和“911”恐怖袭击之后，格林斯潘的手大松快紧，酿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美联储，根本原因是法币制度。

三、贸易规则。关税总协定后来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组织毫无疑问地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及经济全球化。但是，最近30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落后，其很多规则不如欧盟自由贸易协议和CPTPP，对破除不公平贸易、保护主义及劳动力流通障碍的行动迟缓。这就导致一部分人在国际贸易中获益，另一部分人则受损。

注意，这里并不是否定全球化与自由市场，而是指出当前全球化秩序存在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化失衡的一次总爆发，它改变二战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危机爆发后，这个秩序不但没有得到修复，反而在各国货币宽松政策下持续恶化，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金融危机、债务高企、通胀恶化、国家冲突、逆全球化、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崛起……

我们需要抓住一条主线：全球化失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

一端是全球化失衡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主要是跨国集团、金融巨头、科技企业、能源寡头、房地产巨头等。他们的政治力量是全球建制派势力——建制派并不是美国独有的，而是一股横亘在美欧亚太上空的强大势力，他们是全球化失衡秩序的制定者和坚定捍卫者。他们的经典合作是：欧美的央行印钞机、跨国公司的廉价资本与先进技术，以及非欧美国家过人的政治力量、丰富廉价的要素资源。比如，美国华尔街+沙特石油寡头、跨国公司+韩国财阀、德国联盟党+俄罗斯石油寡头。他们享受了货币超发红利、非自由竞争规则红利以及亚非拉各种资源红利。他们的好日子可以用“东食西宿”来形容：在东方赚钱在西方享受。

另一端则是失衡秩序的受害者、失意者，他们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工人、本土中小工商业主、城市中产阶级，以及亚非拉“享受”各种红利的工人、饱受工厂污染的民众、背负高房贷的城市中产家庭。全球货币超发洗劫了他们的财富，一群中产阶级因债务而塌缩。问题最严重的是“资本全球流动、劳动者被限制流动”，跨国公司在全球逐利，寻求政治保护和经济垄断的红利，但是本土中小企业和蓝领工人只能在原地破产和失业。如此，跨国资本与本土劳动者的收益持续拉大，成为最近20年全球贫富分化的主旋律。

这就是全球化旧秩序的主要矛盾：全球建制派及其既得利益群体与失衡秩序受害者失意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往往被刻意鼓噪的国家冲突噪音所淹没。它是理解当今世界动荡局势的主线。

在美国，两党政治势力在苏联解体后在失衡的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分化。民主党向左依次分化为建制派、温和派、进步派和激进派（极左），共和党向右依次分化为建制派、新保守派、保守派和特朗普主义者（极右）。其中，民主党建制派以克林顿家族为代表，共和党建制派以布什家族为代表。苏联解体至今30多年时间，除了特朗普执政4年，这两个家族及其建制派完全主导了白宫。两党的建制派之间达成合作默契，与全球跨国巨头以及一些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势力，共同捍卫这个失衡秩序。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家族被称为二战后纽约的建设者，但没能进入建制派-华尔街朋友圈。这颗“遗珠”成为了今天全球建制派最大的挑战。

如此，美国的政治生态已经改变：从单一派别演变为以身份政治为划分的众多派别；从两党平行线竞争演变为三角结构斗争。这就是美国全新的政治生态。

弗朗西斯·福山撰写了一本书叫《政治身份》来描述美国及全球的政治分化，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他不会写这本书。扭曲的全球化和糟糕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利益分化和市场失灵，民众只能以政治身份的抱团方式来谋求利益。

特朗普主义者一边要对抗两党联合的建制派势力，另一边还要对抗民主党极左势力进步派和激进派。如何团结大多数？特朗普跳出了党派局限，敏锐地捕捉到美国人在历史上很少关心的一种政治身份：国家主义——“美国优先”。

正如福山所说的，尽管贫富冲突巨大，但阶级身份在美国已经没有了市场。特朗普用“美国优先”的国家主义正好对上全球化旧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双击对手：建制派新保守主义在经济上的世界主义和民主党极左势力在政治上的世界主义。

03

旧秩序崩坏

经济秩序的崩溃导致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崩坏。这是逻辑国际秩序崩坏的主线，即金融危机—经济秩序崩溃—反建制运动—内部建制政治势力倒台—外溢到国家冲突—冲击国际政治秩序。

特朗普上台后扮演了秩序破坏者的角色，他积极“退群”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让世贸组织仲裁机构停摆，试图推动“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贸易协议，拒绝支付世卫组织的运营费用，多次数落北约成员国，指责德国出钱少还“通俄”。特朗普向国际政治秩序投下了一颗颗炸弹，过去稳定的美中、美欧关系立即降温。据说，特朗普如果连任还有退出北约的可能。

为什么特朗普对国际政治冲击这么大？

尽管特朗普的动机是维护美国利益，但其行动所挑战的不仅是美国民主党极左派，而是两党建制派及其既得利益者捍卫的全球化旧秩序。特朗普在美国的反建制的单独行动，容易引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更易被解读为国家矛盾、意识形态对立。

只是新冠疫情的爆发暂时没收了特朗普的大棒，民主党拜登借邮寄选票入主白宫。这场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斗争最为激烈的大选之一。整个美国的政治激情被这场大选点燃了，两党建制派势力联合民主党激进派、进步派，启动硅谷社交媒体力量，一起合力扳倒特朗普。至此，这场建制与反建制的斗争达到了局部高潮。

拜登是全球化旧秩序的典型捍卫者，他一上台就让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实施联合西方世界战略，推行世界主义价值观，重塑美国的国际领导权。世界似乎又要回到旧秩序的框架中，但新冠疫情、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和俄乌战争，正在改变各国民意、加剧世界分裂、重启特朗普主义，正在击碎拜登的复辟残梦。

先说英国。英国是一位具有保守主义传统的国家，政治突变不是唐宁街的风格。但是，金融危机触发的欧债危机着实改变了欧洲的民意，民粹福利主义兴起，同时分离主义倾向加剧，一些人反对欧洲一体化和欧元。

这加快了英国脱欧的步伐。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同样也是一位过渡式人物。她含泪下台后，头发蓬松的鲍里斯·约翰逊登场了。这位保守党党魁与特朗普有些像政治上的孪生兄弟，特朗普称他为“英国特朗普”，他还说约翰逊当选有他的功劳，因为他在英国很受欢迎。约翰逊很快主导了英国硬脱欧，战略上迅速倒向美国，与加澳新一起组成盎格鲁-撒克逊联盟。

再说德国。艾哈德、科尔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是德国崛起的缔造者，也是欧洲一体化秩序的构建者。默克尔是过去十多年欧盟的中流砥柱，她坚决维护欧洲团结，阻止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退出欧元区，但此举引发巨大争议。默克尔是一个敢于硬杠特朗普的政客，但她与拜登应该是守卫旧秩序的完美二人组。拜登上台后解除了之前特朗普因北溪二号对德国能源企业的制裁。默克尔还与普京、新兴经济体维持着固有的稳定关系。

但是，2021年大选，稳定的德国民意悄然生变，年轻选民开始抛弃默克尔的稳健与折中主义，他们更关心德国在欧洲地缘政治上的不同表现。结果，胜出的中左翼社民党与左翼绿党、自民党组阁，联邦党被踢出局，拜登听闻大惊。德国政治趋于碎片化和不稳定，极右翼政党另类党崛起获得了10%选票，该政党反对欧盟、反对欧元、反对移民、反对穆斯林、反对新能源政策，主张民族主义和保护德国。俄乌战争给正在谋变的德国政治推了一把，德国出现了历史性转折，新总理朔尔茨宣布德国将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前北约高级指挥官斯塔夫里迪斯对此表示：“我曾担任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四年，在每次会议上都找到默克尔，希望德国增加国防开支，但一无所获，普京仅在 48 小时内就实现了。而德国军事崛起定然会冲击目前联合国的政治格局。

再看法国。马克龙是典型的过度式人物，他上台的缘由与奥巴马如出一辙。马克龙，年轻帅气，敢娶自己的老师为妻，一副改革派的形象。但是，他上台后与默克尔小心地维护着欧盟秩序。俄乌战争引发了欧洲地缘政治危机，重新点燃了欧洲人的政治激情。这场战争有可能如韩国大选一样给予泽穆尔“神助攻”。假如“法国特朗普”参选且胜出，那就意味着全球化的反抗者再下一城，将进一步攻陷欧洲政治旧秩序。

接着是日本。近些年，日本民意日趋汹涌，逐渐波及到外交领域。首相岸田文雄打着“新资本主义”旗号上台，赢得了旧秩序反对者的支持。他在《我的新资本主义大设计》中批判新自由主义扩大了贫富差距，承诺将致力于打造“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岸田文雄其实批判错了对象，目的是打击安倍及其细田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流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扩张财政和扩张货币（非新自由主义，而是凯恩斯主义）。此举扩大了贫富差距原本不大的日本的贫富差距，导致日本经济呈低增长、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的“日本化”趋势。这就是全球化旧秩序的问题。安倍及其细田派在外交上给予反击，他主张选边站外交，加强美日同盟，对亚太说狠话，还要与美“核共享”，试图让岸田文雄亲美维中的模糊路线无路可走。俄乌战争引发亚太地缘政治担忧，岸田文雄或不甘“落后”，在外交上与安倍斗狠比狠。

接下来是韩国。韩国财阀是旧秩序的产物，是韩国威权主义朴正熙政府与国际资本协作的结果。1988年韩国进入格林尼治时间，民选总统开始与财阀总统血腥斗争。文在寅启用尹锡悦“手刃”李朴二总统，但文尹二人很快反目。尹锡悦在首尔胜出李在明25万票，这决定性的微弱票数可能来自首尔年轻人对房租、房价上涨的不满。文在寅在大疫之下扩张货币，这一旧秩序的玩法损伤民意。如今尹锡悦上台，“青瓦台诅咒”可能外溢到亚太关系上。

再看美国与拜登。美国是国际秩序改变的最大变数。拜登试图恢复摇摇欲坠的旧秩序，但被困在政治身份分裂的三角政治生态之中，陷入货币超发引发的高通胀与俄乌战争加剧的金融脆弱导致的滞胀泥潭之中。拜登上台启用老办法发货借钱送福利，结果通胀爆棚、债务膨胀。高通胀是信用法币失控的终结者，这场通胀意味着旧秩序货币扩张的操作逼近极限。

外交上，令人困惑的是拜登领衔的建制派为何没有与新兴国家修复关系。权力更替与特朗普给旧秩序中脆弱的国家关系划开了一道裂痕。新冠疫情与特殊事件让美国进步派与激进派的政治激情熊熊燃烧，如今拜登的建制派外交完全被这种火焰所吞噬。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丢掉众议院或两院，特朗普很可能在2024年卷土重来。毕竟，特朗普主义已深耕美国。

目前，旧秩序与反旧秩序，这两股势力处于激烈交锋之中：

一、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分化、经济冲突导致内部政治高度对立、社会严重撕裂。年龄上，年轻人与老年人对秩序更为不满，中年人还可能是过去经济全球化、货币超发与房价上涨的受益者。尹锡悦激进支持者是20-29岁的年轻人和60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催生了如今国际舞台上流向的素人政治和老人政治。

二、政治激情高涨。特朗普们与传统建制势力短兵相接、水火不容，这大大点燃了各国的政治激情，各国大选的投票率均上涨，支持者分别在社交媒体上、街头游行时“火拼”。这场反建制运动又加剧国际冲突，政治激情裹挟民族主义传导到国家斗争上。土耳其、印度、韩国、越南、波兰被戏称为“油管五常”，五国网民在社交媒体抢夺话语权，令一些国家的民众颇为嫉妒。

最后，不能忽略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乌克兰与俄罗斯不同于上面的逻辑，他们没有完全融入到全球化旧秩序之中。苏联解体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欧洲快速走向一体化，东欧及前苏联国家融入这个秩序是当时的主流思潮。乌克兰试图加入欧盟与北约但均未如愿，泽连斯基似乎是特朗普和拜登结合体，这位政治素人用特朗普的方式谋求加入拜登捍卫的旧秩序。

拜登是旧秩序的捍卫者，特朗普是挑战者，普京是边缘人，特朗普与普京的共识是均对国际秩序不满。不同的是，普京最初希望加入全球化旧秩序，但因克里米亚危机断送机会。这场危机导致俄罗斯成了全球化秩序的边缘人——命悬于能源贸易。实际上，俄罗斯的石油寡头及普京也是旧秩序的受益者，他们与欧洲建制派开展能源合作，普京与德国两位前总理默克尔、施罗德关系均不错。施罗德卸任后还在俄罗斯石油巨头里任职，在俄乌战争时会见普京试图调停。但是，仅是能源利益远不足以满足普京的政治需求，他希望在国际秩序中扮演规则制定者的角色。

与欧美政治激情高涨不同，战斗民族对政治其实很冷淡。苏联长期的计划经济催生了严重的搭政治便车动机：老大决策，我躺平；老大吃肉，我喝汤。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人口负增长，新生力量不足，老龄化日趋严重，这种便车动机一直延续。普京打格鲁吉亚、克里米亚，俄罗斯人不太关心，反而因有汤喝而支持。这就是普京的克里米亚效应。但是，这次俄乌战争引发的欧美制裁，让俄罗斯几乎成为了全球化秩序的绝缘人。这是否会点燃俄罗斯人的政治激情？这应该是普京最担心的。

旧秩序的不瞒者有受害者、失意者、反抗者和边缘人，他们除了特朗普、普京、蓝领工人、被高房价压迫的城市中产、饱受工业污染的民众，还包括技术极客和数字货币拥趸——试图用私人货币及无国界银行系统来挑战法币与金融秩序。他们的国籍、身份、职业均不同，各自的信仰与动机也不同；他们有极左也有极右，并非全是特朗普主义者。

当今全球化旧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制度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但是经济秩序崩溃又会激起国家冲突与民族主义，国家机器将进一步得到强化——正如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正借制裁俄罗斯之机打击加密货币。

全球化失衡秩序与反秩序之间注定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斗争。金融危机冲垮了全球化经济秩序，新冠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俄乌战争触发了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国际产业分工重整，政治三角格局生变，国家缓冲地带消失，军备竞赛开启，国家谋求抱团。旧势力垮台，新人政治崛起，旧秩序崩坏，新秩序遥遥无期，世界进入后秩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