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终结疫情的“三大利器”！

作者： 明叔
来源公众号：明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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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此次“封城”代价巨大，这种代价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经济成本；第二，抗疫成本；第三，民生成本。在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完全放开的情况下，用这样的成本，实际上就是在努力避免老年患者大批死亡。英国等国家开放后，“年轻人在歌唱、老年人在死亡”，这是残忍且极不道德的做法。但类似上海这样的“封城”，中国今后也应该全力避免，否则也是不可持续的。在奥密克戎具有高度传染性、隐秘性的情况下，要通过快速局部封控和核酸检测，在小范围尽快实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尽全力跑在病毒前面，尽可能避免大范围“封城”。

2）基于科学，我们已经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有其特殊性：一个是传染性较强，另一个是对于绝大多数完整接种了疫苗的人来说，危害性较低。今后防疫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减少重症、危重症感染者，最终减少病死人数。

3）现在，中国社会要终结疫情，第一招，最关键的是要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2.6亿，其中65岁以上的有1.9亿。如果中国社会要放开，这部分人群是最危险的。科学已经证明，只要完整接种中国国产疫苗，即便感染，也可以大大降低重症、危重症和死亡病例。根据3月初的数据，中国完整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87%，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据。接下来，关键是要尽快公布不同年轻结构人群的疫苗接种率，重点盯住60岁、65岁以上老人群体，要通过各种办法提高他们的接种率，包括用科学数据明确界定什么情况下接种的风险大于收益，可以不接种，其他情况都应该接种；把副作用的数据全面公布出来，降低老年人群体的担忧；甚至可以采取“鼓励”（直接发钱等）+“一定程度强制”的办法，提高老年人群体的接种率。老年人群体接种进展缓慢、总体接种率低，这是中国未来科学、有序放开面临的最大障碍。中国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坐视大批老年人去世而不顾，但如果因为老年人接种率过低，中国社会迟迟不能放开，所产生的经济代价、抗疫代价和民生代价，也是不可持续的。

4）我用不太严谨的方式算了一个账，假设给每个完成接种的老人发1000块钱，100个老人完成接种，成本就是10万。假设中国社会放开后，100个老人里面有5个重症，每个重症的治疗成本是10万，治疗成本就是50万。仅从节省治疗成本的角度，给每位完成接种的老人发1000块钱，都是划算的。更何况，如果中国社会能够早日放开，节省的经济成本、抗疫成本、民生成本，更是不可估量。需要专业团队作出一个合理的激励方案。比如，从现在起，2个月内完成2针接种，每位老人奖励1000元，然后完成第三针接种，再奖励1000元。越往后拖，奖励则相应大幅减少。

5）现在需要专家担负起责任，明确给出60岁以上老人不能接种的条件，符合条件的可以豁免，凡是可以接种的，但不接种，则要面临一定的限制。现在老年人不愿意接种疫苗，一般有三种原因：第一，不清楚自己是否可以接种；第二，对接种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担心；第三，没有额外的激励措施。针对这三种原因，要基于科学，明确哪些老人可以接种、哪些不可以接种，让所有老人及其家属心中有数。要把老人接种疫苗的副作用数据公布出来，让老年人可以放心。同时，可以为所有接种疫苗的老人购买疫苗接种意外险，如果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可以获得一定补偿。最后，要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激励措施，鼓励老年人尽快接种疫苗。比如，如果属于可以接种但没有接种的，不能乘坐高铁、飞机等，不能去人群密集的商场、超市等，不能去学校、幼儿园等特殊场所。甚至可以考虑，可以接种但不接种的老人，未来放开后，一旦感染，医疗费用不完全免费。

6）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中国国产灭活疫苗技术成熟、安全性极高，接种后发生副作用的概率极低。不能为了追求零副作用，就不敢去下大力气推动老年人群体接种疫苗。对于老年人群体和他们的家属来说，也应该相信科学，积极主动配合接种疫苗，这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为中国全社会逐步放开作出贡献。

7）除了提高老年人群体的疫苗接种率，第二招，要加快国产口服新冠药物的审批、生产、储备、分发。如果有关候选药物的三期临床数据科学、有效，就应该尽快审批，甚至在审批前，有关部门或者国企，就可以提前投资、安排预生产。如果彻底放开，人人都有感染的风险，口服药物生产和储备，一定是多多益善。要为14亿人应对新冠生产足够的口服药，这简直是一个“天文级别”的挑战，基于科学，越早审批、越早生产越好。

8）除此之外，对于一些在抗疫临床中发现有明确疗效的中医药，也要想办法进行储备。放开之后，如果大量人群感染，民众自己觉得有需要的，可以自行购买、服用，到时候关键是要买得到。对于新冠可能引起的咳嗽、发烧等症状，也要储备足够的止咳、退烧等药物。未来，彻底放开后，理想情况就是，绝大多数人不用服药，多喝水、多休息，隔离几天，就好了。少数有严重咳嗽、发烧等症状的，通过在医生指导下在家口服药物，也可以安全度过。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转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才需要用到住院床位、ICU床位等最宝贵且珍稀的医疗资源。

9）如果未来放开，居家隔离可能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建方舱医院的有效性需要重新进行评估，相对于建方舱医院、集中隔离场所，更重要的是，立即、持续大规模扩容各地医院的住院床位和ICU床位。中国的人均ICU病床本来就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这次为了应对放开后老年人群体可能出现一定比例的危重症，需要尽快对ICU病房进行扩容。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病死人数，而这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抗疫的底线。要基于西方国家的现有数据，测算出放开后，对ICU病房的需求量。过去两年多，美国高峰期有13万的住院病例，当前约为4万。用不太严谨的方法估算，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3倍，按照美国的标准，中国高峰住院人数可能达到56万人。当然，病毒在不断变异，中美两国防疫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严格来说，不能这么对比，但这个对比依然可以让我们对于极端情况下中国需要的住院床位大致有一个概念。就ICU床位总数来说，2020年，美国每10万人拥有ICU床位是24.6张，总数大概是8万多张；中国每10万人只有5张，总数只有7万张，差距巨大。中美人均医疗资源的巨大差异，也是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躺平”的重要原因。能否借着疫情，下狠心，哪怕是发行2万亿特殊国债，也要把各地的医院、病床、ICU床位建设起来，这既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福祉。尤其是发达地区，人均医疗资源紧张的地区，要加快建设。

10）整体来说，中国人均医疗资源大大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彻底“躺平”，造成医疗资源挤兑，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即便是中国未来要放开，也一定是基于科学、有序放开，而且在任何时候，还是要尽可能避免疫情集中爆发，避免对医疗体系带来挤兑。百年一遇的疫情，确实惊心动魄，对于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最不坏的选择。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采取最科学、最合理的放开计划，尽可能避免人员大规模死伤，同时减轻当前这种“封城”抗疫带来的巨大成本。毫无疑问，这非常困难，所以特别需要医疗卫生专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专业人士，进行综合建模、研判，也特别需要14亿多中国人的理解、配合，特别是自律。

P.S. 截至4月10日，上海疫情拐点仍没有出现，期待上海再经过2-3次全员核酸检测，实现“社会面清零”；然后，在此前其他城市经验的基础上，从“封城”之日算起，4-6周内实现逐步解封。

与此同时，针对病毒的最新特性，尽快筹划下一阶段的防疫策略和工作重点，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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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是一个非常科学、非常专业的问题，我并非相关专家，只能从事实、常识和逻辑出发，给出自己的一些分析，如果有错漏之处，在此提前致歉。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