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数百万军队，蒋介石咋就败退台湾了？

作者：蒋校长
来源公众号：蒋校长
已获转载授权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由南向北的统一进程，一次是朱元璋北伐，一次是蒋介石北伐。

从1924年6月当上黄埔军校的校 长，到1926年7月誓师北伐，再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易帜。

短短四年时间，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

如果蒋介石的生命在1928年12月31日戛然而止，那绝对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枭雄，这个曾经在国民党内第一个提出“联共”的激进左派，怎么后来就一蹶不振了呢？

01

我的将星之路。

在我们的印象中，我打仗不是一般的菜。

但在最初领兵打仗的四年中，我的表现就如同开挂一般。

1925年9月，不久前被东征军干败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卷土重来、直扑广州。

国民政府只好组织第二次东征，在首次东征中率领3000黄埔学生军讨陈的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

首战惠州，蒋介石亲临前线，三路纵队全力攻城。

不到半月，号称“南方第一天险”的惠州城宣告克复，东征军以伤亡1000余人的代价全歼惠州叛军2000余人，同时俘虏1500余人。

几个月后，陈炯明残部被完全肃清。

广东统一不久后，亲共的汪精卫由于不满苏联专家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态度，一气之下跑去了法国。

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因为廖仲恺遇刺和中山舰事件这两起扑朔迷离的突发事件，蒋介石的政敌该跑的跑了，该走的也走了。

之前的蒋介石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国民党党政军的第一把交椅，就这样奇迹般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

掌握大权后的蒋介石，在1926年7月9日摇身一变，成了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在北伐中，蒋介石的战略指挥能力是相当可以的，当时甚至有人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

蒋介石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是对大战略大局势的把控。

蒋介石最初定下“先打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战略方针。

而具体打吴佩孚的方案是：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而后与北面的国民军会师。

但正当北伐军席卷湘鄂之际，孙传芳坐不住了。

8月25日，孙传芳决定从苏、浙、皖三省调兵10万，会同江西2万守军进攻湘鄂，同时令福建守军袭扰广东、威胁北伐军老巢。

面对孙传芳的变卦，我迅速反应、改变既定战略，调兵攻赣。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我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其次是对各方实力派的拉拢利用，集中力量击破。

除了吴、孙、张三股势力之外，那时候的中国各省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数十个。

这些大小军阀搞好了可以为自己所用，搞不好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

蒋介石首先联络北方的冯玉祥，让他把国民军先调往西北保存实力；然后联络川、黔两省的军阀，从而牵制滇、鄂两军；同时，蒋介石早在5月底就命令北伐军第七军从广西北上，同吴佩孚的对手唐生智会合，共同据守湘南、图谋长沙。

不要觉得分化拉拢这种做法很低级，如果很容易做到，那为何不是那些军阀统一中国呢？

再者是对军队的整编。

当时的革命军队派系庞杂，有粤军、桂军、滇军、湘军……

早在北伐一年前，蒋介石就提出了整理军队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当时军委会的一致认可。

1925年8月，各路军队统一改组为“国民革命军”。

我还想把军长都撤了，各师归军委统一指挥，以消除派系之弊。

但很显然，由于各派的阻挠，我这个计划不可能付诸实践。

从1926年实施北伐，到1928年统一全国，我以区区两广一隅、十万之兵，面对军力、地盘数倍于己的三大割据军阀，分而破之。

这样的成绩，当然担得起“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的称号。

如果我的生命在北伐成功、统一全国后就结束，后人把他这短短几年的经历编成书，那可比他写的长达57年的日记牛逼多了。

02

当北洋军阀这个外部敌人垮台后，我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从1929年到1949年的这20年里，蒋介石的军事水平开始拉垮，“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强，但仗却越打越差，越输越惨。

这二十年里，一共打了四场大仗，每一次都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蒋介石的指挥水平和战略眼光，一次比一次差。

第一场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是我和新军阀势力的一场决战。

这是我第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是他第一次尝到大兵团规模化作战的威力与甜头。

5月上旬，阎、冯、李各路军阀分四路出击。

李宗仁的兵力虽弱，但仅用半个月就占据了湖南全境。

不过很快，蒋介石组织兵力反攻长沙，命令海军代理部长陈绍宽率舰入湘，又令粤军挺蒋派攻占衡阳。

没过几天，李宗仁败逃广西。

7月底，我在津浦线发动总攻，半个月后夺回济南，晋绥军受挫撤往黄河北岸。

9月上旬，我对陇海线的西北军发起总攻，在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之前，西北军就已经败退豫北。

中原大战我打得还不错。

主要是因为我这会儿的实力大大增强了，可以指挥六十万大军进行作战，而且我运气好，正好赶上陕西河南大旱，西北军穷得欲哭无泪。

然而，此时的我已经无法做到北伐时那种摧枯拉朽的大胜了，他在指挥上也没有了当年北伐时的锐气。

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我是靠着收买对方的将领才扭转了战局。

第二场是围剿红军，我顺着下坡路越走越远。

我历次围剿，投入的兵力从刚开始的十万、二十万，到后来的三十万、四十万，兵力越来越多，却每次都能被我们粉碎。

最后我虽然在第五次围剿中调动了一百万军队，但这次是因为我们的左倾冒险主义才导致了失败，如果指挥得当，我也不可能占到便宜。

这次失败，迫使红军开启长征。

红军的长征从我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驱虎吞狼”，靠着追剿红军把西南的军阀全给收拾掉。

蒋纬国后来说，红军之所以能开启长征进行战略转移是我故意放水，这种解释感觉就有点儿扯淡了。

“驱虎吞狼”更像是我围剿红军失败后的将计就计，而非先前刻意布局的结果。

与我军较量不同于军阀混战，我在战略和战术上的表现都变得大不如前。

第三场是抗日战争，我开始大栽跟头。

全面抗战一开始，我觉得没准备好、不敢打，指望国际调停，最后搞得淞沪战场几十万国军大溃败。

这种溃败毫无疑问大大激发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决心。

淞沪之后，国军一路败退，从南京退到武汉、从武汉退到长沙。

1944年豫湘桂会战，中国130万大军对阵日本41万人。

短短8个月，中国伤亡50多万，丢失4个省会、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000万人民沦落到日寇的铁蹄之下。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最后一个月，国军还在丢城失地，被日军接连攻克了18座县城。

整个八年抗战中，国军接二连三的溃败不断上演，致使中国付出伤亡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

这种人间惨剧的发生，相当程度上要归咎于我的用兵失当。

第四场是解放战争，我蹩脚的指挥能力被暴露的淋漓尽致。

我是个极度自恋的人，他觉得自己是懂王的前身，什么都懂、什么都要管。

辽沈战役，卫立煌本打算固守沈阳，可我偏让他“归复锦州”，结果……廖耀湘兵团没了；

淮海战役，我派空军精准地找到杜聿明的指挥所，投下亲笔信，命令杜聿明调转矛头、去给黄维兵团解围，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杜聿明兵败被俘。

当国军在前线打得热火朝天之时，我的微操技艺总能神兵天降，助我解放军一臂之力。

在我这位战略战术双料大师的亲自操盘下，解放军一年防御两年反攻，三年之后，我就带着数百万军民“虎踞”台湾了。

1928年之前那么风光，短短两年的时间一统中国，1928年之后的20年，我就像废物点心一样，越来越烂。

03

当年那么牛逼的我，怎么一下就废了呢？

这要从4·12说起。

1927年4月12日，我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举起了屠刀。

我清党之前，国民党普通党员达到121万人，这还不包括在军政机关和海外的党员，这其中，具有国民党身份的共产党员仅仅不过5万人。

而清党一年后，国民党党员急剧减少到22万。

党员人数暴减之下，国民党的基层党组织几乎被瓦解。

到1933年，全国仅仅有17%的县建立了党部，而在我的大本营浙江省，这个比例也只有69%。

这说明，国民党的根基，早就没了。

我为什么要清党呢？

要知道，我当年可是响当当的左派。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我当年是国民党党内第一个提出“联共”的人。

我们经常讲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其实孙中山提出的不是“联共”、而是“容共”，孙中山留下的文件里，找不出“联共”这二个字。

我不仅是第一个提出国民党应该“联共”的国民党党员，而且他当时还讲过两句话：“没有共产主义内容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是假国民党”。

这在当年的国民党里，是相当激进的口号。

当初的我能有这等觉悟，到后来为什么就开始屠杀革命群众了呢？

其实我并非不懂“群众路线”，他清楚的很。

但是群众路线有一个问题。

太苦了，也太慢了。

先接触、再培养、再拉起自己的队伍，再用思想武装，这需要多长的周期？

在强敌环伺的态势下，我又有多少精力和预算去做这些呢？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想要让自己的军队能活下去、能接着去打仗，就必须有钱。

当时的中国，谁最有钱？

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还有代表帝国主义势力的买办。

人民的力量自然是无穷的，但想要动员起人民的力量，即使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也需要持续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财力。

如果能拉拢过来一个资本家，钱马上就来了。

有了钱，军队就能去打仗，就能夺取更多的地盘和资源，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就越稳。

而且，我本身就是靠江浙财阀的支持起家的，由奢入俭难啊。

我掌握了兵权之后，总不能跟这些财阀做割裂、再去和泥腿子打成一片吧？

说白了，我就是在国民党的百年大计与他自己的眼前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

当时上海的虞洽卿代表江浙财阀找到蒋介石，承诺每年给蒋6000万大洋，而且他们还可以帮着我联络英美势力、购买军火。

4·12之前半个月里，上海商会分两次给了老将800万银元。

要知道，我跟苏联合作，每年也只能拿到这个数字，而上海这边两天就能拿出这么多。

然后，就4·12清党了。

我选择与1%的地主豪绅、买办资本家站在一起，就必然与99%的无产阶级、劳苦工农做割裂。

4·12之后，国民党变成了一个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国民党之后22年的失败，其实都与4·12这件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那一刻起，我也就注定要走下坡路了。

04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我是能拿着金钱炮弹去收买瓦解那些军阀的部队。

然而我军就不一样了。

我军是用先进的思想和严明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部队，金钱炮弹那一套不灵了。

所以跟我军打仗，只能是靠将去打、靠兵去打。

但我的问题是，既领不了将，也领不了兵。

首先说将。

国民党派系混杂，各省的军阀势力都被蒋介石收入麾下。

不仅是军阀将领，黄埔子弟也一样。

我在黄埔当校 长的时候，就非常注重收买人心。

他经常会接见一些他中意的高级军官，谈话中一听说对方家里有困难，马上就会批钱接济。

我觉得现在用钱把这些人才笼络住，将来他们就可以在战场上为自己卖命。

我手下的这些黄埔将领，要么出身地主老财、非富即贵，要么家境一般、但在黄埔发迹后跳进国民党这个大染缸，也基本上染得差不多了。

他收买来的那些军阀将领就更不用说了，那些人在地方上基本都是土豪劣绅的代言人，他们自己不祸害群众就算烧高香了。

但我就是看重这些人，他曾经说过：“打仗就是打将”，这其实就是古代那套“兵贵愚、将贵智”的治兵理论的翻版。

在我看来，只要用权和钱把那些将领军官给笼络住，就OK了~

然而，我本身是一个孤僻多疑的人，这些被收买过来的将领自然得不到我的信任，尤其是那些军阀。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把那些人全送去当炮灰。

因此，在国军内部，同级之间相互提防、上下级之间相互猜忌，还要时时刻刻担心会不会被自己的领袖抛弃。

其次说兵。

军官将领或许非富即贵，但那些底层的士兵，可都是出身贫苦大众啊。

那些军官将领可以借着打仗升官发财，但是底层士兵呢？

仿佛在我看来，既然将领都能当炮灰，那底层士兵若死了，再去抓壮丁不就完事儿了么？

在那个年代，国军相比我军来说简直富得流油。

但你可能想不到，如果比两军底层士兵的实际待遇，那我军能甩国军几条街。

1935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战时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大米15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

当然，这只是纸面上的标准，按照国军层层克扣的尿性，国军普通士兵每天基本也就能分配到9两米，可能还有点儿盐，至于肉和菜基本就很少见了。

1940年，军政部又出了一个新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发给24两大米或者24两面粉。

这仍然是纸面上的，实际执行时，士兵根本拿不到这么多。

通常情况下，底层士兵吃的除了米饭，也就是盐水煮菜，而且士兵每天只能吃两顿饭。

就连被我视为“天之骄子”的机械化精锐——第五军，还是我亲自下令必须吃三顿饭，下面才改变了伙食标准。

在我的领导下，下面的军官层层克扣，国军就这样一层层地烂下去。

而与此同时，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一天天的好起来。

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伙食标准较之以前并没有太大改变，还是每人每天24两米面。

而按照我军当时的伙食标准，野战军的普通士兵每人每天28两小米、一斤菜、5钱油、6钱肉。

这些食物提供的热量超过3400卡，按照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身体条件，3400卡的热量已经完全满足正常需求了。

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打仗，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军底层士兵，他们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他们的长官家里有宅有地，甚至还能娶几房姨太太。

但那些底层士兵，他们有什么？他们凭什么去战场上卖命？

所以我输的冤吗？

我脱离群众太久了。

写在最后：

我既然抛弃了无产阶级，那干脆打造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行吗？

其实也不行。

我他自己说：

共产党反对私有制，我要保护私有制；

共产党搞阶级斗争，我要搞阶级合作；

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我要代表全民的利益。

你别说，我还真有一些试图改变农民处境的想法和举动。

我想过要在全国推广“土地银行”、用“按揭”的办法让农民拿到土地；

我在1927年之后在浙江推广过“二五减租”，在1948年也在江苏搞过“试验田”……

但他纵有宏愿，这些计划也是要么仅仅停留在他的日记当中、要么因为地主阶级的反对而推广失败。

然而到了台湾之后的，我却能开展比较成功的和平土改，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领导的政党、军队在台湾没有利益的牵扯。

而在大陆，当他在4·12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的那一刻，这个政党的利益，就同地主、财阀、买办、资本家深刻绑定了。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革命主义者，他只是一个温和软弱的改良主义者。

《共产党宣言》中讲过：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蒋介石想用温和的改良成为改写历史的那个人，但历史从来都是由人民书写的。

[2] 远方青木：亲共的蒋介石，把儿子送到了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