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一改，格局打开，土耳其着急改名暗藏大玄机

土耳其，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家。

2003年3月11日，土耳其总理阿卜杜拉·居尔辞职，随后总统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任命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为总理并授权组阁，土耳其由此进入埃尔多安时代。

由于土耳其人民对埃尔多安的充分肯定，极大地激起了埃尔多安励精图治的决心，以及“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自觉性。于是埃尔多安“内外兼修”的同时，开始严厉大力库尔德武装，维持国家统一的同时在中东疯狂扩展影响力，同时不断削弱军队的实力。

要知道当年的凯末尔为捍卫土耳其“脱亚入欧”的世俗化成果，维护土耳其社会的稳定，充分利用军队起家的优势，赋予了土耳其军队巨大的权力，从此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土耳其也形成了军队周期性推翻民选政府并捍卫世俗化的传统，这是土耳其每隔十多年就爆发政变的重要原因。

而今，埃尔多安不断削弱军队权力，尤其是2016年军事政变后对军队的大规模清洗，可以说将军队干政的根基连根拔起，从此埃尔多安再也不惧自己的统治在周期性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其原教旨主义的蓬勃发展也让大权在握的埃尔多安越来越像“埃苏丹”。

然而，对于一手遮天的局面，埃尔多安感觉还是不够圆满，于是本着尽善尽美的原则，埃尔多安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发动了改名运动，并成功地将国名从“Turkey”改名为“Türkiye”，随后得到了联合国的官方确认。

埃尔多安之所以着急改名，最直接的原因在于“Turkey”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听”，虽然和“Türkiye”发音相近且在汉语中根本没什么不同，字母表上的顺序也保持不动，但在英语世界，“Turkey”却时常被认为是火鸡的名称，而喜欢以讹传讹的西方国家也干脆将土耳其称之为“火鸡之国”。

本来这个名称也并没有什么，毕竟美国还绰号鹰酱呢，而且虽然土耳其不产火鸡，但火鸡红头红脖子的外形，确实和埃苏丹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契合。

但问题在于，除了“火鸡”的拟物化，在剑桥词典中，“Turkey”还表示“严重失败的东西”或者“愚蠢的人”，这让不喜欢对号入座的埃尔多安都表示非常上火。

所以，土耳其的国名要改，而且一定马不停蹄地改。

但问题是，尽管土耳其方面很着急，联合国方面也很给力，但却不可能在短期内扭转人们心中潜移默化的心理，再加上除了英语之外，其他语言也看不出名字更改前后有什么差异。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虽然不遵循“五行”的命名规矩，但却真正背离了“贱名好养”的真理。

所以，仅仅为了名字难听，意义难受就大张旗鼓地改名，实在是令人无语。要知道。改名不是动动嘴皮，而是需要全世界都跟着折腾。而对于土耳其而言，则更需要从上而下、从内而外地劳心费力。

但埃尔多安明显不怕吃苦，不怕麻烦，更不怕积重难返的历史记忆，坚决要把改名进行到底。

那么，为何埃尔多安政府如此矢志不移呢？除了迎接现代土耳其建国100周年的历史契机以及一塌糊涂的社会发展成绩，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埃尔多安有一颗重建奥斯曼帝国，问鼎伊斯兰世界金字塔顶的目的。

这听起来匪夷所思，却又无懈可击，要知道，埃尔多安励精图治20年，就是为了让土耳其重建大国复兴的信心和底气，如果能在现代土耳其建国百年的历史性时刻成功改名，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而比喜迎建国100周年庆典更要紧的，是当前土耳其一言难尽的经济发展成绩。

埃尔多安能够在2003年上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彼时的土耳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彼时的土耳其之所以危机四伏，根本原因在于土耳其完全效仿西方的“土耳其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由于国力所限难以通过对外掠夺完成原始积累，土耳其资产阶级只能投靠势同水火的宗教势力和军方，加剧了土耳其的左右摇摆。

1971年，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土耳其经济受到猛烈冲击，本就发展缓慢的基础工业遭遇重创。于是土耳其不得不从80年代起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具体来说就是放开金融市场，以服务业为抓手，以私有化为主的发展模式。

应该说，私有化和市场化确实为土耳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毕竟西方国家等外资的大量涌入，解决了土耳其的原始资本积累问题。但问题是外国资本的涌入也逐渐让土耳其的经济受制于国际市场的跌宕起伏，从此土耳其经济更加危机四伏。

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为埃尔多安的上台提供了历史契机。

埃尔多安上台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10亿美元紧急救援方案，并以继续推动私有化为交换条件。随后抓住美元走弱窗口期的土耳其，经济迎来了空前繁荣的10年黄金期，人均GDP更是从2003年的4668美元猛涨至2013年的12496美元。

然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埃尔多安与美国的关系也越来越水火不容。2016年的军事政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美国一手策划的结果，甚至很多人怀疑是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杰作，但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改善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也必然推动美国对土耳其痛下杀手。

于是从2018年开始，土耳其经济再度产生剧烈动荡，由于埃尔多安时代着重发展没有制造业背书的房地产和旅游业，于是当经济泡沫被无情戳破，土耳其立刻就陷入自顾不暇的危机。

而因为埃尔多安为保中底层票仓坚决不涨利率，同时积极推动里拉贬值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收割，导致土耳其国内商品价格持续攀升，贸易逆差再创新高，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也不断下降，5月份土耳其的通胀率竟然飙升至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超过了73%。

在土耳其民众因生活成本飙升而问候埃尔多安祖宗的情况下，通过改名提振民众信心，重塑土耳其的大国身份，准确来说就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操作就显得尤为必要。

当然，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对于见惯了大风大浪，更习惯了乍穷乍富的土耳其民众而言，当前的危机算不了什么，说难听点儿熬熬就过去了。真正让埃尔多安牵肠挂肚的，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奥斯曼帝国梦。

在埃尔多安看来，奠定现代土耳其版图的凯末尔虽然英明神武，且为后世奠定了“脱亚入欧”的发展总基调，但他太务实了，一点儿也没有土耳其式的浪漫情怀。土耳其需要的，是复兴奥斯曼帝国，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伊斯兰之主。

但对于这一点，昔日被奥斯曼帝国奴役的中东各国纷纷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并一再表示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之所以出现如此没有认同感的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作为唯一打入欧洲的伊斯兰强权，对昔日疆域实施了残酷的压迫和统治，可谓伤痕累累甚至元气大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听到奥斯曼帝国要复活的声音，它们自然表现出强烈的不忿。

所以，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土耳其，想到了在突厥世界称王称雄。

2018年夏，土耳其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则建军2227周年的宣传片。在宣传片中，土耳其的先祖冒顿单于横刀立马、威风凛凛，土耳其也终于找到了先人侵略中原王朝的明证，极大地激发了土耳其人民的爱国热情。

而在更早的2015年冬，埃尔多安在迎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时，在总统府台阶上安排了16人打扮成从匈人帝国到奥斯曼帝国的武士，让阿巴斯感受了一把时空穿梭的恢宏进程，对土耳其乱认祖宗的神操作也有了更深的认同。

而这一系列操作，也充分说明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直系继承者，土耳其早已不满足做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它想要的，是所有和土耳其沾亲带故的帝国的遗产。

所以，以19世纪末萌生的“泛突厥主义”大旗重建土耳其的大国身份，对于埃尔多安而言有着更大的可行性。

毕竟，伊斯兰世界内部错综复杂，尤其是逊尼派和什叶派水火不容，相比之下，更虚幻且更模糊的“泛突厥主义”更容易忽悠人。而且“泛突厥主义”的势力范围从小亚西亚半岛一路延伸至高加索、中亚、南西伯利亚等地，相比于中东除了能深入亚欧大陆腹地，更有着极其强大的张力。

所以，在“在泛伊斯兰主义”遭遇迎头痛击时，“泛突厥主义”的崛起也就不足为奇。

只是，从埃尔多安内心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出师不利的现实考虑，“泛伊斯兰主义”本质上还是土耳其的终极目的。

毕竟除了这是重建奥斯曼帝国的主要途径，有着更多的现实可能性，且与“脱亚入欧”的世俗化进程针锋相对。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宗教”比“民族”更有整合成功的可能性。

从土耳其当前的遭遇来看，“泛突厥主义”是民族层面操作，“泛伊斯兰主义”则是宗教层面手段。对于一心反世俗并倾向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埃尔多安而言，想要土耳其的大一统，将敌对的库尔德人等也囊括其中，就必须高举“泛伊斯兰主义”的大旗。

而昔日的奥斯曼帝国领地，也是逊尼派穆斯林的活动空间，因此“泛伊斯兰主义”更有针对性且更容易操作。

相比之下，“泛突厥主义”不仅虚幻，更容易引发中俄美等国的反感，实在不是一个高性价比的方案。

所以，埃尔多安强化“泛伊斯兰主义”，是当下最务实的操作。而改名作为提升土耳其所谓国际威望的途径，自然会对“泛伊斯兰主义”提供更多的底气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