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陈道明:一个人的言语,透露着他的学识、价值观和性格
陈道明成长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演员还并不是一个“上等”的职业,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陈道明更是从未将演员作为列入自己的理想之中,他的理想是成为律师或者外交官。
陈道明的祖父陈哲甫,是清末民初赫赫有名的文人、教育家;父亲陈磊光毕业于燕京大学,职业是医生,并且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语。这些便是刻在陈道明骨子里的文人基因,是陈道明性格的底色。
01 文人的气节里容不下“卖惨”这粒沙
陈道明痛恨各种形式的“卖惨”——他批评过演员炒作拍戏的苦来博同情的行为;也直言不讳地指出许多人“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其实是一种“自己感动自己”的行为;更是一针见血地点明“许多在国外得奖的中国电影,都是靠抖弄家里的三寸金莲,来博得外国观众”。
凡此种种,他是不屑的。
他说,演员吃苦是职业需要——
“我觉得问题不出在他们年轻上,也不出在貌美上,是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职业观。
你干这个职业,现在动不动,什么手破了,什么哪儿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什么夏天穿着大皮袄,变成了一个演员的功劳。
这不是事迹,所以我一直觉得,有些人把这个当事迹,我觉得博得一个廉价的同情和对职业的一种关照,我觉得没意思。”
他说,工作忙不是缺席人伦的借口——
“许多人,包括一些文章,把对父母的愧疚,基本上都是当故事在讲。
你们早干嘛去了?找各种理由,然后还感动自己,好奇怪。
后悔,说明你犯了错误。
我觉得对于父母的守候,并不是说你天天陪着他,这不是一个量化的事情。别人问我为什么不怎么拍戏,我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母在子不远游。”
他说,中国电影要站着走出去——
“我们中国很多在国外得奖的电影,都是靠抖弄自己的破烂,抖弄自己家里那些三寸金莲,来博得外国观众。”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人要有原则、有底线,超越底线的事情,即使利字当头,也不应该去做。
“卖惨”并不是十恶不赦的事情,但本质上属于欺骗行为——别有用心之人,用夸张的手法对事情进行渲染,从而为自己谋得好处。
“勿以恶小而为之”,大多数人的沦陷,都是从小事情开始的。大多中国人都对“志士不饮盗泉之水”、“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的典故耳熟能详,古人爱惜自己的羽毛因而慎独至此,这种精神是不应当被时代所抛弃的。
“自重则威,知止有定”,要想赢得他人的尊重和尊敬,首先需要做到自重。
02 文人的骄傲下放不松“专业”这根弦
陈道明认为演员是一种职业,认真对待是本分,专业是根本。
作为演员,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个角色,力求专研得透彻、明了,这样才能把人物演活;坐上评委席后,他也并没有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天马行空地“妄言”,而是力求在表演范畴内给出专业的评价。
他说,点评是需要做功课的——
“整体性节目就是整体性的,它需要整齐划一的,仪仗队,体现个性行吗?
它的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这么多的人,让他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
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对于有些文化,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你们看过多少鼓?你们做过功课吗?你们就根据这一个鼓就否定了中国鼓文化,你们好大的胆!”
他说,我只从专业的角度点评——
“我就是理性地看整个舞剧,它的汉宫味,它的匈奴味,是可以呼吸到的。”
他说,我不愿敷衍——
“小说里是走到雪地,一边吟唱着《青衣》的唱腔,我觉得它文学纵深的含义是,这个人疯了。
我看到了美,我看到了舞蹈编排,但是我没有看到你的人物纵深,一个青衣,半癫半疯半痴半迷的,那种苍凉。
舞剧嘛,就不光是舞,它还一定要有戏剧元素,所以这个人物的命运,最后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思考,我觉得这是舞者,应该承担的。”
有人说陈道明对王亚彬的水袖表演的点评太过苛刻,每个人对角色都有自己的理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何必太挑刺。可这就是陈道明,“吹毛求疵”不是因为他耍大牌,而是他的专业素养,他从来都是一个高要求的人,同时,他还是一个不愿意“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人,所以,即使对方梨花带雨,他也不会因此就发表违心之论。
君子之交坦荡荡,宁肯将来为自己错误的言论道歉,也绝愿意含糊其词地敷衍。
03 文人的“乌托邦”里容不下一切“塑料感”的东西
陈道明是幸运的,他不仅有一个“文人”父亲,还因为《围城》这部电影与钱钟书先生结缘。他曾说过,自己在90年代后,因为名气渐大,有一段时间很浮躁,与钱老先生相识,让他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之后便不再热衷于饭局酒局和各种聚会,而是把工作之外的时间,用来读书、弹琴、练书法、作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他说,有些剧我不拍——
“有些剧我不拍,抗日神剧我就不拍。
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它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的问题。
我想“90后”“00后”“10后”看现在的抗日神剧,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拿着驳壳枪,穿着皮大衣,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
这种剧是完完全全不靠边的。”
他说,流量明星不是文艺界的——
“他们不是文艺界的,他们是流量界的,他们是被包装炒作出来的塑料演员。
从形态上,好像是在我们这一行里活动,但是我觉得他们确实对我们摧毁不小,影响了我们很多优秀的创作者的名誉、声誉。”
他说,在文化面前,名气和钱狗屁不是——
“钱家唯一响的东西就是药罐子,在钱家能闻到的是书香。
那时突然感觉到在这种文化老人面前,你的摇头晃脑啊、自以为是,挺可怜的,因为那个时候正是自己觉得自己像个人物,突然感觉人家是真正的文化人,我们只是饰演文化的人。”
陈道明曾说:“
我还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可以拥有好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只是物质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状态。
我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商业当成了文化。”
陈道明一直被誉为行业的一股清流,他不仅敢说,还总能说破问题的本质,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这些言论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他的文人“脾气”,更是他的文人情怀,是他对整个行业和社会的关心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