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和精英的选择！

作者：温伯陵
来源：温伯陵的烟火人间（ID: wenbol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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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某985的博士，学的还是很重要的专业，因为涉及个人隐私，具体的学校和专业就不说了。

他和我说，原本对国家非常有信心，本人也很热血，但是这两年开始有些心灰意冷。

出现这种转变，倒不完全是疫情的原因，而是随着年龄和社会接触面的增长，发现了很多社会的阴暗面，例如评职称要花钱、有背景的年轻人容易空降、学术成果比国外落后五十年等等。

他觉得这些阴暗面不可能改变，心态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博士同学们也是这样，都在想办法润出去，他本人也在纠结要不要润。

其实要较真的话，哪个国家没有些阴暗面呢，但只要这些阴暗面在可控范围内，就不影响整个国家的运行。

因为国家和社会是由百十个行业、千千万万的个体组成，这些行业、个体自有其运行的惯性，结合在一起就是国家社会的大趋势。

只要行业和个体造成的大趋势是良性的，没有突破不可挽回的临界值，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不会出大问题。

留也好、润也罢，都是个人的利益选择罢了，对整体来说没什么影响。

不过这个博士的想法，也说明了一种现象，有知识有资本的人，面临对自己不利的选择时，更容易变得“不爱国”，而铁打的爱国者，基本都是我们这些普通劳动人民。

出现这种现象，我总结了一下，基本有这么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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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意思就是人学到知识、见了世面、有了智慧，便会产生更多的欲望，不再满足现有的地位，而是想用已有的知识智慧，来满足更多的欲望、追求更高的地位。

所以老子便要求人民群众“弃智”，法家要求治国者愚民，目的就是控制人的知识，进而控制人的欲望，让人民群众安分守己。

老子让人民群众弃智的政治理论，当然是不对的，但从分析问题的角度来看，老子说的有道理。

就像现在的劳动工种，基本都是低学历的人在做，但凡读过本科都不愿意做农民工，一来拉不下脸面，二来和读书的预期不匹配。

于是呢，本科生一定要做白领，硕士生想做金领高管，博士生的预期就更高了。

一旦现实达不到预期，有的人能主动调整生活目标，有的人便怨天尤人，紧接着就有了不爱国、想润的情绪。

搞资本的也差不多。

经济环境好的时候，都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等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早已提高的欲望便降不下来了，便说“国家不行了、国家不让我们挣钱”之类的话，开始骂国家、骂政府、带资跑路等等。

欲望得不到满足是第一个原因。

中国有集体主义的传统。

古代皇帝征战建国，要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将军打赢战争凯旋回朝，要说都是众将士的功劳，我们现在防疫有效，要说是医护人员努力、社区工作人员协助、全体人民群众配合。

从来没有哪个人敢说，这些事都是我一个人做成的，其他人什么功劳都没有。

既然要讲集体主义，那么在现实工作中，必然要刻意降低个人英雄主义的因素，即便要表彰个人英雄，往往也是基层的代表，如雷锋、王进喜，很少选中高层的领导干部做英雄代表。

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人，潜意识里可能是不满意的：

“我的能力比大多数人都强，做出的成绩比大多数人都多，凭什么只给我这么一点回报，凭什么要求我和大多数人一样？”

当这种想法冒出来，他们的欲望便和集体主义的传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总觉得国家亏待了自己。

而外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中国相比，不太保护集体的利益，更愿意保护个人的利益，你创造了价值就给你等值的回报，你创造不了价值就在底层混着，贫富贵贱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虽然这种理论容易造成贫富差距，但那些个人能力突出的人，反而可以在自由竞争的环境里如鱼得水。

能力得不到等价回报是第二个原因。

知识激发欲望也好、集体主义束缚个人也罢，爱国、不爱国还是润，终归还是要受制于国际大气候。

自古以来，中国即是天下，只有周边蛮夷润到中国，从来没有中国精英润到蛮夷之地的事，除非犯了大罪，在中国混不下去了。

在这种国际大气候下，要恨也只能恨贪官污吏，不能恨皇帝老子，更不能恨祖宗的江山。那些精英们也只能在中国卷，从来没有润的想法。

也就是说，不管你的内心怎么想，现实环境逼着你爱国。

但是现在和古代不一样了。

现在的交通和信息都很发达，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环境不比中国差，那些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各有各的长处，总有一款能满足精英们的需求。

尤其是以移民立国的美国，做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成为世界各国精英的最后退路。

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因各种原因对中国不满意的人，很容易出现不爱国、然后润到国外的想法。

有退路是第三个原因。

03

归根到底，有知识和资本的人产生了更多的欲望，中国的集体主义满足不了太多的个人欲望，国外的社会环境可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我们这种普罗大众，知识和资本都有限，便没有超出能力的欲望，能做到家庭小康生活顺遂就心满意足了。而且由于知识和资本有限，在自由竞争中大概率要落入下风，便需要集体主义给我们的生活兜底。

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生活依赖于国家，和国家的联系更深，所以只能选择爱国。

精英们不依赖国家生存，所以可以选择爱国，也可以选择不爱国，可以留在中国，也可以润到外国。

不论做出什么选择，都是基于个人利益的选择。

既然精英们和国家的联系不深，如果都因为个人利益的选择跑了，是不是国家就运行不下去了？

国家培养的精英跑了，当然是国家的损失，但其实也至于太严重。

那些精英们都是来自人民群众，而每个国家都是人民群众占大多数，只要国家在进步，必然会有博弈斗争，经过大风大浪锻炼，基数庞大的人民群众里会继续出人才。

就像汉朝初年的布衣将相，沛县人占到三分之一，刘邦从沛县进咸阳的路上又收编了三分之一，剩下就是主动投奔刘邦的。

难道精英们都生在沛县，或者生在河南等刘邦？

当然不是，汉初的布衣将相之所以是精英，主要原因是楚汉乱世锻炼出来的，次要原因是他们跟着刘邦，得到了锻炼的机会。

隋唐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祖上大都是武川人，再不济也是出自代北六镇中的其他几镇，难道真的是王气所聚？

肯定不是什么王气了，那些人能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主要原因是生在动荡不休的南北朝乱世，次要原因是跟着宇文泰、杨坚、李世民等猛人。

所以现在的精英们跑了，国家的损失也不是太严重，留下的人民群众里照样能出人才，照样建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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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个问题是，人民群众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人才，按照历史的惯性，极有可能蜕化的和上一代精英一样，觉得自己的能力出众，国家亏待了自己，然后便不爱国、想润。

这就又绕回问题的起点。

所以在培养出精英人才之后，国家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留住精英人才，要不然就和套娃似的，培养一波润一波，没完没了，即便不润的也未必真心爱国。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集体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之间，做一些妥协平衡。

比如做出重大贡献的院士，不要总是宣传人家住着百来平米的房子，吃着粗茶淡饭，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如白领。

比如重要项目的领军人物，数十年得不到晋升，被外行的官僚压着，心里抑郁的不得了，偏要宣传人家甘于平凡。

这就是集体主义搞过火了。

艰苦朴素确实是美德，但想为国家做贡献的年轻人看到这些，实在太劝退了。

他们难免会想，这么牛逼的人物都待遇不好，我这种年轻晚辈更没戏，这个国家容不下我，还是去国外拿高薪吧。

人心就是这么受伤的，人才就是这么流失的。

这个问题不解决，有知识有资本的人不爱国，是解决不了的。爱国的普通人成长起来想润出去，也是解决不了的。

我们国家要发展，不能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信仰和节操，必须打通经济基础和上升通道，才能形成培养—使用精英人才的正循环。

只讲奉献不要回报，是物质匮乏年代的无奈之举，现在已经过时了。

“比待遇越比心胸越窄，讲奉献越讲境界越高”，更是没有廉耻的混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