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索马里购买歼6战机赖账，不料我方用一个妙计追回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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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索马里突然向国际市场发出了采买战斗机的紧急信息，但没想到一向“见钱眼开”的西方国家却并不感兴趣，无奈之下，只好转求于中国。

索马里

中国本来也不感兴趣，但发现索马里境内竟然还有“宝贝”之后，就欣然同意了索方的要求，最终以成本价出售给了索方26架军机，大大缓解了索方的囧境。

但意想不到的是，索方后来竟然背信弃义，故意拖欠我方的合同欠款。

我方屡次催要不成的情况下，最后用了一条妙计，既追回了欠款，又加深了中索关系，受到索方政府和人民的交口称赞。

索马里为什么要采买军机？西方为什么不接索方的订单？是索方什么“宝贝”最终打动了中国？中国又是如何追回欠款的？

索马里位置

殖民统治留争端，为建空军购战机

索马里位于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半岛，在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地区性大国。但从19世纪开始，就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接连入侵，索马里也最终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所瓜分。

但到了二战的时候，埃塞俄比亚打败了驻扎北非的意大利，从而控制了意属索马里的欧加登地区。

到了1960年，英属索马里也获得了独立，建立了“正统”的索马里共和国。

索马里一建国，就向埃塞俄比亚提出了归还欧加登的要求。但埃塞俄比亚并不想归还，所以双方矛盾摩擦一直不断。

欧加登位置

但由于两国都是苏联的“盟国”，所以苏联就采取了“地区平衡”的政策，对两国都进行了同等规模的军事援助。

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两国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就保持了“小摩擦不断，大冲突没有”的相对和平状态。

但到了1969年，索马里发生了军事政变，军人出身的西亚德·巴雷一举夺取索马里的领导权。

巴雷为人激进，刚一上台就提出了所谓的 “大索马里计划”，宣称要把欧加登从“埃塞俄比亚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地区局势日趋紧张。

西亚德·巴雷

到了1974年，欧加登地区又发现了石油，这极大刺激了本来就贫油的索马里的神经。

到了1977年，巴雷忍无可忍，突然发动了攻取欧加登的战争。

由于埃塞俄比亚没有防备，索马里势如破竹，几天之内就占领了欧加登60%以上的地区。

但索马里的举动是在打破苏联的“地区平衡”政策，肯定不会被苏联所容忍，所以苏联就取消了对索马里的所有军事援助，转而全力支持埃塞俄比亚。

在苏联的强力支持下，埃方很快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索方却兵败如山倒，不但最终撤出了欧加登，原有的空军力量也几乎损失殆尽。

欧加登战争期间的西索马里解放阵线民兵

为了重建空军，索方急需补充战斗机，所以就向国际市场发出紧急求购信息，但西方国家却对此视而不见。

这是因为巴雷之前一直是“亲苏反西”，如今他被苏联抛弃，走投无路才想到了西方，西方肯定要趁此给他一个下马威。

无奈之下，巴雷只好转而求助于中国。

转向中国买军机，有买有卖得所需

中国本无意于介入地区争端。但现在索方已经退守国内，而埃方和苏方还是咄咄逼人，随时都会侵犯索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欧加登战争

这既不符合国际公理，也不符合中国一贯主张的外交原则，所以索方既然向中国提出了请求，中国理应在适当的范围内予以相助。

除了外交上的考虑之外，中国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

当时索方空军使用的大都是苏联最先进的苏-22战斗机，后来虽然被埃方打残，但遗留下来的发动机却还完好无损，这对中国来说，可是一个无价的“宝贝”。

因为在当时，苏联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要远强于中国。如果我国能借卖战斗机，把这些发动机买回来，那对提升我国的战斗机水平会有重大的意义。

苏-22战斗机

基于这两层考虑，1979年，我国派出由中航牵头组成的强大代表团，飞赴索马里开始了合同谈判。

但谈判过程并不顺利，索方表面是想购买飞机，但其实是想让中国给它无偿援助。

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向来不吝啬，在此之前，就已经给了索马里很多经济援助。

但援助军机却属于军事援助，中国如果答应索方的要求，那就等于是介入到了地区冲突，这既不符合中国的外交理念，也会引来中国苏联的摩擦，所以中国就动之以理，晓之以情，拒绝了索方的要求。

但考虑到索方的经济困难，我国表示愿意以成本价出售，并且在付款方式等方面都向索方作出了让步。

索方也理解了中方的顾虑，最终与中国签订了购买合同。

按照合同规定，中国向索方出售歼-6战斗机20架，教练机6架，外加涡喷7台，合同金额共计3310万美元，这样算下来，平均每架飞机的价格还不到130万美元，相比于美苏等国的战机来说，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白菜价了。

在付款方式上，中方也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索方的困难。

购买清单

合同规定，索方前期只需交纳20％的货款，即使我方军机交货后，也只需要再付40%的货款，剩余40%货款只在试飞合格后18个月内交齐即可，此外，我方还承担了全部的运费和保险费。

谈完索方向我方购买军机的事情，接下来就要谈我方购买索方发动机的事情了。

但索方看到我方有求于它之后，立马就变了脸，丝毫也不感念我方在出售军机时所做的让步。

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我方先后与其进行了11轮谈判，但不管怎么谈，索方咬死就是500万美元一台，这远远超过了苏-22发动机的市场价格，我方自然是不能同意。

代表团合影 （后排左6 刘文，左1 卢贵智）

所以，我方代表在请示上级领导后，采取了“欲擒故纵”的谈判方式，果断中止了与索方的谈判。

索方的苏-22发动机如果不卖给中国，留在他们自己手里，就只是一堆废铁，所以索方在看到中方中止谈判之后，立即就着急了起来。

没过几天，就主动找到中方，提出可以以他们的“进价”将这批发动机转让给中国。

当时索方报出的“进价”是180万美元，但中方在看过合同之后，就发现当年索方仅支付给苏联50%的货款，而且这些发动机还都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

因此，中方据理力争，最后提出，用四架歼-6换四台发动机。

歼-6

对索方来说，这相当于是用一堆废铁换来了四架飞机，自然是非常满意，对中国来说，也省去了在当时外汇紧缺的情况下动用外汇的麻烦。

随后，双方在愉快的氛围下签订了合同。索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阿旦甚至还风趣地说：“今天晚上可以举杯喝茅台了!”

合同签订以后，我国立即就把四台“宝贝”运回了国，交由各大军工厂和科研院所进行了拆解，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技术要领，为我国战斗机的升级换代做出巨大贡献。

背信弃义不付款，债权换来捕渔权

同时，我国也按照合同要求，及时把30架军机交付给了索马里，但索马里在收到军机之后，却迟迟不付尾款。

中航派出代表常驻索马里，克服脏乱差的环境，忍受疾病和酷暑，前仆后继，用尽“面催”、“坐等”等各种方式，连续催讨了十年，但收效甚微，到1988年时，索方仍欠货款1700余万美元。

以致当时中方代表卢贵智在日记中愤慨地说，“艰苦的环境与困难都能克服，让我感到讨债中最头疼的是索马里人不遵守承诺，他们经常‘说得很好，但不兑现’，今后不能轻易地相信他们，定要听其言观其行。”

经过多次催讨，中航已经意识到直接讨要估计是不可能要回来了，就开始从其他方面想办法。

当他们发现索马里附近海域渔业资源丰富之后，就有了“债权换捕渔权”的想法。

捕鱼谈判 合影

恰在此时，索马里国防部部长率团访华，中航向其提出了这项计划，具体操作是，由中方派船去该国海域捕捞海产品销售，所得收益由双方按比例分配。

索方听说不但不用再归还欠款，还能坐收一大笔红利，所以就痛快地同意了这项计划。

1989年2月15日，中航与索马里国防部的空、海军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合作捕鱼协议，并立即生效。

协议规定，索方提供捕捞、销售等各项免税优惠条件，中方积极筹备，尽早派出渔船赴索投入海上作业。

随后，中航选定宁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作为合作伙伴，派出捕渔船远赴索马里开展了作业。

捕鱼谈判 合影

但捕渔过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由于索军方在与中方签订捕鱼协议之前，根本就没有知会它们的渔业部门，导致索方渔业部对此意见很大，所以处处对中国渔船设卡，最终索军方找到了索马里总统，拿到了总统签发的特许报告批示，这才算解决了问题。

有了特许之后，中方捕渔作业开始步入正轨，由于没有经验，中航还比较谨慎，在第一年的试捕期中，仅组织了5次捕捞，派出去的也只是260吨位的小船，但即使这样，也获得了近20万美元的利润。

看到有利可图之后，中航扩大了捕捞规模，但在渔业合作中，却始终坚持合作共赢，不但向索马里人传授了最新的捕鱼技术，而且还帮他们在埃勒地区打造了现代化的渔港。因此而赢得了索方的信任和支持。

以致到后期，我国渔船每次返港，索方海军都会派专人协助我方做好入港联检等工作，我方的人员、车辆出入港口也从来不用检查。

有一次，我方的电台出现了故障，不能与远海作业渔船进行联系，索马里海军司令部得知情况后，直接就把他们的军用电台借给了我方使用。

1990年索马里暴乱后，巴雷政府被推翻。后来的地方军阀赶走了所有的外国船只，却唯独留下中国渔船。

目前，我国已有三十多艘渔船获得了该索马里颁发的捕捞作业许可证，不但早就赚回了合同欠款，而且还促进了中索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