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后回看海商女事件，自杀前一天，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仍在继续

2009年11月底，一起不寻常的案件，引起了全国的热议。

在上海海事大学，一名女学生在宿舍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将身体悬挂在水龙头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事发之后，该案件一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遗言中的那句“知识难改变命运”，更是让网友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海商女”事件。

自杀的女学生名叫杨元元，是该校海商法专业的研究生，案发时距离她踏入校门仅过去不到70天。

通常来说，像杨元元这样的高材生，不说前途无量，但最起码也是未来可期，她为何要自寻短见。

更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杨元元自缢时是半蹲着的，盥洗池离地面则不足一米，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她只要有一丝丝生存的欲望，随时可以重回生门。

但杨元元始终没有站起来，而是异常坚决地与这个世界告别。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宁愿用如此绝望痛苦的方式离开人世，也不肯继续活下去？

时隔13年，当我们再度回看“海商女”事件，也许能从相关的大量信息中，找到最接近真相的那个答案。

1979年11月，杨元元出生在湖北省枝江市的一个工人家庭。

她是家里的长女，后面还有一个弟弟。

杨元元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是枝江酒厂的一名工程师，母亲望瑞玲仅有小学学历，在当地一家兵工厂当车工。

从父母结婚开始，她们一家人便居住在兵工厂旁边的职工家属区，据说那里地处山区，周围盘踞着几棵被藤条紧紧缠绕却又不断生长的参天大树

它们的存在，似乎预示着杨元元努力且悲剧的一生。

6岁那年，杨元元的父亲被诊断出肝炎，尽管家里掏光积蓄为其治病，但还是无力回天，留下她和寡母幼弟相依为命。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杨元元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偏移：从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孩子，变成肩负起了家庭责任的单亲长女。

彼时，母亲望瑞玲忙于工作，家里许多活儿都是杨元元在负责，刚上学不久的她，每天都会主动把家里打扫干净、照顾年幼的弟弟，乃至在母亲下班回家后，帮其捶背揉腿。

孝顺和懂事，是杨元元留给外界最深刻的印象，但也有部分邻居认为，她对母亲的态度有些“懦弱”：“不管她妈妈说什么，她都不会反驳。”

孩子小的时候不敢和父母顶嘴可以理解，但随着年纪的长大，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难免会有和父母意见相左的时候，但在邻居的印象中，杨元元几乎从未与母亲争吵，基本是母亲说什么她就做什么。

这一点，从她对大学的选择就可以看得出来。

据悉，杨元元高考结束后，原本能获得“市三好学生”的荣誉，但某个领导的孩子却通过走关系，将名额从她手上夺走。

这件事之后，杨元元便下定决心学习法律知识，“帮助那些不富裕的人维护公平”，为此，她将心仪大学的目标投向了大连海事学院法律系。

让杨元元没有想到的是，当她向母亲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却遭到了对方的无情拒绝：“大连离家那么远，路费太贵了，再说了，做律师能赚几个钱？还不如选择能挣大钱的专业。”

通常来说，孩子选择就读哪个大学乃至什么专业，都是根据自身兴趣和特长所决定的，做父母的除了给出一些建议之外，不应该过多干涉。

但望瑞玲不仅干涉杨元元对大学的选择，而且还给她划定了一个上学“范围”——不能离家太远还得能赚大钱。

杨元元想反驳，可一想到是母亲含辛茹苦将她和弟弟养大，她顿时觉得自己没有了选择的底气。

最终，她选择了一个符合母亲要求的大学：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

杨元元自缢身亡之前，曾对母亲说道：“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读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听上去，她似乎在感叹贫穷中的挣扎，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更准确地说，除此之外，她口中的“命运”，是否还有别的意思？

随着媒体对杨元元生前经历的细节披露越来越多，这句话的含义也逐渐被揭开。

在笔者看来，杨元元口中的“命运”，更可能是指母亲对她的束缚。

这也就能够解释得清楚，学习法律专业的大学那么多，为何她偏偏选择了离家很远的大连。

杨元元想用这种方式离开充满束缚的原生家庭，离开母亲，拥抱独立自由的生活。

事实上，她的这一想法，在其大学生涯中也有所体现。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待在自己不喜欢的大学，乃至学习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杨元元却是个“例外”。

虽然武大商学院经济学和她的梦想相差甚远，但她不仅就此“摆烂”，反而在入学后迅速调整好心态，开始夜以继日地奋斗。

除了在学习上孜孜不倦之外，杨元元还一直超负荷地兼职，以至于她大学期间没和母亲要过一分钱，反而还把赚到的收入悉数交给母亲，支持弟弟求学。

也正是在杨元元的鼎力支持下，弟弟杨平平在她大三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

而在同学们的印象中，杨元元为人大方，在学校一直是学生干部，平日里大家有什么矛盾，她还帮忙调解。

总而言之，杨元元在大学前期的上进表现，完全不像“迫于无奈”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而她之所以如此活跃，原因就是母亲不在身边。

在不考虑专业兴趣的前提下，对于杨元元来说，只要能脱离母亲的束缚，武汉大学和大连海事学院其实没什么区别。

说到这，或许会有读者不认同这个观点：“说不定是杨元元懂事，体恤母亲的不容易，才会如此上进呢？”

别急，我们接着往下看。

2001年，望瑞玲所在兵工厂的职工宿舍计划迁到宜昌市区，工人们想要搬进新房子，需要交3.5万元赎买费。

望瑞玲拿不出这笔钱，又不想住在旧厂区，思忖良久，她最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元元在学校有得住，我干嘛不去和她会合呢？”

这里要注意的是，望瑞玲并非没有住处才去投奔杨元元，只是单纯不想住在旧房子，而她随后的举动，更令人头皮发麻。

在没有和儿女商量过的情况下，望瑞玲直接在厂里办理了内退，甚至她连事先和女儿打一声招呼都没有，便拉着行李只身前往武汉。

等杨元元得知母亲来学校找她时，望瑞玲已经拿着行李在她的宿舍楼下了。

见到女儿后，望瑞玲简单地说了她来这里的原因，以及她的想法：“我想和你一起住在学生宿舍，这样也能省点钱。”

面对母亲的要求，杨元元并没有立即同意，她的舍友回忆道：“当时杨元元有些犹豫，我们都看得出来，她其实很抗拒和母亲住在一起，更何况这里还是学生宿舍。”

然而，对母亲的“服从”，还是战胜了杨元元的主见，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挣扎，她最终点了点头，再次选择了妥协。

就这样，杨元元和母亲挤在了宿舍那张只有两尺二的小床上，半夜想翻个身都难。

同样被占据的，还有她自由独立的生活。

纵观杨元元的本科生涯，我们不难发现，她的大学生活其实被分成了两个阶段。

而划分的标志，正是望瑞玲的到来。

不出所料，与母亲同住一个宿舍，对杨元元的大学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本就不宽敞的宿舍空间变得愈发拥挤，舍友们也因为各种不自在，开始对杨元元抱有意见，乃至疏远她。

久而久之，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不影响舍友的生活，她找到学校领导，希望对方能够提供帮助。

据资料显示，学校领导们因为同情望瑞玲母女的遭遇，又看在杨元元学习成绩优异的份上，于是便单独拨出来一间闲置的宿舍，供她们二人居住。

至此，望瑞玲算是在武汉大学定居了下来。

在此之后的日子里，她每天都会在宿舍做饭给两个孩子吃，闲暇之余还在学校里摆摊做起了小生意，每天赚个十几二十块钱。

杨元元的身上也多了一份任务：每天放学后帮母亲看摊子。

在求学的路途还有母亲照顾，杨元元的大学生活看起来确实很不错，但渐渐地，许多人却发现她变了。

杨元元读本科时的同学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杨元元原本性格还算开朗，但自从她妈妈搬过来后，她就很少和别人交往了，她看上去有些自卑，但又不是真正的自卑，而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像是羡慕和绝望。”

不仅如此，杨元元的辅导员也表示：“杨元元自从母亲过来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项集体活动，每次在路上遇到她，她都是沉默地跟在母亲身后，听她母亲说话。”

这些“变化”是不是母亲的到来所产生的？恐怕只有杨元元自己知道了。

杨元元帮母亲看摊子时，同学经过时也会和她打招呼、聊聊天，但杨元元经常说不到一两句就不再开口，有时甚至一言不发，直盯盯地看着同学。

或许正如同学说的那样：“杨元元的眼神里，藏着对身边人的羡慕，以及对自身遭遇的绝望，她明白自己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进入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作为一个立志学习法律帮助他人的女孩，杨元元的梦想如同大海般宽广，但在现实生活中，她所拥有的自由空间却无比狭小。

在学校里摆摊、在宿舍里同挤一张床的母亲，已经将杨元元的世界关闭，她似乎只能通过跟在母亲身边，才能和外界有一点联系。

春去秋来，不知不觉中，望瑞玲已经在学校住了一年多了，也到了她不得不搬走的时候，因为杨元元毕业了。

为了给母亲和弟弟更好的生活，她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外出寻找工作。杨元元本以为凭借着自己的学历，很快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天不遂人愿”，她的求职之路，远比本科生活来得更加艰难。

杨元元的人生，就像由一个个环环相扣的悲剧组成。

父亲的英年早逝，让她形成了不敢忤逆的心理；随后又因为“听母亲的话”，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武汉大学，以至于母亲赶到学校与其同住。

大学毕业后，面对“无处可去”的母亲，杨元元只能继续选择将其带在身边。

与此同时，在和母亲朝夕相处的工作生活中，她再度迎来了另一场悲剧。

由于杨元元大学期间将自己赚来的钱悉数交给了母亲，因此直到毕业，她还欠着武汉大学3900多元的助学贷款。

按照规定，学校暂时扣押了她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没有这两本证书，杨元元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屡屡碰壁，但在望瑞玲看来，女儿之所以迟迟找不到工作，纯粹是因为不想工作。

当杨平平和母亲解释姐姐为何找不到工作时，望瑞玲还万分诧异地说道：“不可能啊，我小学毕业都能进厂找到工作。”

与母亲之间的代沟，让杨元元身心俱疲，可生活还要继续。

没办法，她只好白天去别人家当家教，晚上结束后，再花两个小时的路程到母亲那，帮母亲摆摊。

毕业之前，杨元元向往月薪3000元的工作，但毕业后，她每个月基本上赚不到1000块钱。

堂堂一个本科生，竟然沦落至此，杨元元心中的悲伤可见一斑，更让她感到焦虑的是，昔日一起读书的同学们都走出了自己的人生。

有的读博、有的进入国企，还有的自己出来创业。

虽然工作不顺利，但杨元元却从未在母亲面前说过一句累，甚至还将自己赚来的大部分钱，全部交给了母亲，以及补贴弟弟读书。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一直到毕业后第5年，才把3900元的助学贷款还清。

从2002年到2009年，杨元元基本处在“间接性就业，持续性失业”的状态，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她的工作愈发不稳定。

说到这，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难不成杨元元的工作能力真就那么差？还是说她运气很不好？”

当然不是，杨元元之所以一直找不到工作，除了和两证有关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她的母亲。

杨元元的梦想是什么？

也许是努力赚钱，让家人过上好生活；又或者是脱离母亲的束缚，获得独立的人生。

但这只是她的梦想，而不是母亲望瑞玲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有很多机会摆在杨元元的面前，但这些机会都因为与母亲的“梦想”不符，而被她一次次放弃。

第一次，杨元元考取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自费研究生，她想继续去读研，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学费1年3万多，咱家可供不起你。”

迫于无奈，杨元元只好放弃。

第二次，杨元元考取了枝江和广西青州的两份公务员工作，正当杨元元考虑去哪里好时，望瑞玲却大发雷霆地说道：“我好不容易来到大城市，就算是饿死在街头，你也别想我回去那种小地方生活。”

不得已，杨元元再度放弃了。

第三次，西北大学向杨元元发来了面试邀请，只要她通过面试，就能获得一份薪资待遇不错的工作。

当时，杨元元连火车票都买好了，可没等她踏出家门，母亲望瑞玲又站出来反对：“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你别被骗了，不许去！”

第四次，广西钦州港经贸公司和义乌工厂分别向杨元元发来消息，希望她能去应聘，但望瑞玲觉得不靠谱，再度阻止她前往。

一次次与机会失之交臂，让杨元元仿佛陷入了就业的困局中。

一方面，她拼尽全力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另一方面，她每次找到的工作，均因为母亲的不满意而放弃。

转眼间，杨元元快30岁了，可她别说工作有着落，就连恋爱都没烫过一次。

杨元元的舅舅曾劝过姐姐，认为望瑞玲应该考虑一下女儿的终身大事，但望瑞玲却反驳道：“楼上30多岁没结婚的一大把。”

在和母亲朝夕相处的这么多年时间里，杨元元的内心想法是怎样的，或许能从她对弟弟的态度看出来。

据悉，杨平平本科毕业后，本打算听从母亲的建议，在武汉大学继续读研究生，但一向支持弟弟的杨元元却对此反对不已，她在寄给弟弟的信里写道：

“你以后不要听妈的，要读研究生可以，但必须去北京大学。”

杨元元为何要让弟弟离家越远越好？

也许是希望弟弟能替她实现“到遥远的地方”读书的梦想，又或者是害怕弟弟重蹈她的悲剧，被母亲束缚一生，更大的可能是二者皆有。

杨平平没有辜负姐姐的希望，经过不懈的努力，成功考上了北大直博，而他的成功，也激起了杨元元内心的希望。

更准确地说，是她内心最后的寄托。

在事业与爱情双双无望的情况下，杨元元将希望放在了自己曾经的梦想上，她想继续读法律，做一名“行侠仗义”的律师！

苍天不负苦心人，经过没日没夜的学习，2009年，杨元元成功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学公费研究生。

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她为何要将读研的目标放在上海？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选择前往繁华的城市读书，是人的天性。

但从其中的种种细节来看，事情并非我们想得那么简单。

前往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读研究生，看似是杨元元的梦想，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她的梦想只是成为法律系的研究生，至于选择到上海，却是母亲望瑞玲的梦想。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望瑞玲曾到上海进修过5年船舶技工，她会一点上海话，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

因此，当得知杨元元要读研究生时，望瑞玲毫不犹豫地替她选择了上海海事大学，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上海情结”。

值得一提的是，杨平平为了让姐姐能够专心读书，曾提出让母亲跟他一起到北京。

但望瑞玲拒绝了，当然，她的拒绝并不奇怪。

真正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面对这个“脱离母亲”的大好机会，杨元元不仅没有同意弟弟的建议，甚至还明确表示反对。

她始终担心弟弟会因为过于“靠近母亲”，导致发生另一场和自己相似的悲剧，

就这样，母女二人“默契”般地做出了选择，一同前往上海海事大学，一同挤在宿舍的单人床上。

但和8年前的武汉大学不同，上海海事大学禁止望瑞玲进入宿舍借住。

因为自从望瑞玲住进宿舍之后，杨元元的舍友们都觉得不方便，一个个申请转宿或直接搬走。

无奈，拗不过母亲的杨元元，只好再度向学校提出安排住处的申请。

但这一次，她的请求被学校拒绝了，理由是不利于宿舍的管理，同时对其他贫困生也不公平。

杨元元去世后，有人认为是学校这种不近人情的做法，导致她自寻短见，但真相并非如此。

事实上，虽然学校拒绝为杨元元和望瑞玲提供新的宿舍，但事后还是为母女俩在校外找到一间空房子，房租每个月500块钱。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房子要等两天后才能入住。

从媒体披露的大量资料来看，杨元元在这两天所经历的事情，或许才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悉，杨元元和母亲交完房租后，由于望瑞玲没有住处，于是她便带着母亲来到一家宾馆暂住，一个晚上100元。

在杨元元看来，这样的价格在上海已经算是很便宜了，但望瑞玲却心疼得一夜未满。

第二天，望瑞玲骗杨元元，说自己找到了一家50元的宾馆，就是位置有点远，让她先回宿舍。

让杨元元没有想到的是，当天晚上，母亲望瑞玲并没去所谓“50元一夜”的宾馆，而是在上海海事大学的电影院住了一晚上。

当晚最低气温只有4°，第二天早晨，杨元元从同学口中得知这件事，连忙赶到电影院，刚好看到蜷缩在座椅上的母亲。

那一刻，她的心都碎了。

后来，望瑞玲才从其他学生口中得知，她在学校电影院住的那天晚上，杨元元其实也彻夜未眠，一直盯着母亲住过的床位流泪。

至于说她是为母亲在外孤独伶仃独自过夜而流泪，还是为自己拼尽全力却依旧无法改变被束缚的人生而哭泣，不得而知。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发生之后的当天中午，杨元元便拿到了出租房的钥匙，带着母亲来到那个仅有一张桌子的房子。

没有床垫、没有被子，母女俩将水泥地面收拾干净，就这样度过了又一个夜晚，这也是杨元元陪母亲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

彼时正值11月底，上海的气温已经转凉了，朦胧的睡意中，杨元元发现母亲被冻得直哆嗦，她连忙抱住母亲，眼泪再一次控制不足地流了下来。

从2009年11月22日到11月24日，这三天所发生的一切，让杨元元顿时感到无比绝望。

25日清晨，她起床后罕见地没有和母亲一起吃早餐，而是直接返回学校，临走前，杨元元对母亲说：“妈，我们还是得回学校住，我去找校领导谈谈”。

这一去，她再也没有回来。

2009年11月26日清晨，杨元元在宿舍卫生间，用两条毛巾收尾相连，一头挂在洗手盆的水龙头上，一头套在脖子上。

半蹲着以一种极度痛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杨元元去世后，人们对她自杀的原因议论纷纷，部分网友认为，是贫穷让她走上了绝路，其根据就是她对母亲说的那句：“知识难改变命运”。

事实上，当时杨元元的经济条件确实不宽裕，但也没有人们想得那么艰难，她每个月都能领到300块钱的补助金，而且闲暇之余还出去兼职。

除此之外，望瑞玲也到了退休的年纪，每个月都能领到将近1000块钱的退休金。

由此来看，贫穷并不是杨元元自寻短见的主要原因。

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杨元元在自杀前几天，也就是她和母亲入住那家100元一晚的宾馆的当天晚上，她罕见地向母亲回忆起自己从小到大，所经历的全部事情。

期间，杨元元用一种开玩笑似的语气对母亲望瑞玲说道：“妈，要是当初你不阻止我到大连海事学院读书，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

说完，她还发出自嘲般的笑声。

文章前面说过，杨元元将考研视为自己内心最后的寄托，而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她也认为研究生这一身份能够扭转自己的“事业逆境”。

但在经历了与本科时相似的住宿经历后，杨元元却发现即便自己考上了研究生，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束缚。

尤其是望瑞玲明明身上有钱，却不愿到外面住宿，甚至瞒着杨元元在电影院冻了一晚上，这对于她的打击之大，不言而喻。

为人子女的孝顺，让杨元元始终无法责怪母亲，而向往自由的天性，又让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痛苦不已。

这或许才是她结束自己生命的真正原因。

在杨元元自缢身亡的前一天下午五点，她曾瞒着宿管偷偷将母亲带入宿舍洗漱，彼时，杨元元用满是疲倦的语气对母亲说道：

“妈，您洗好了就在我床上休息一下，记得不要超过晚上八点，不然宿管会发现的。”

望瑞玲坐在一旁，颇为不屑地点了点头，嘴里还喃喃道：“发现了又怎样，难不成她能把我赶出去？”

直至这一刻，杨元元仍在为母亲的行为买单，而作为母亲的望瑞玲，始终没有发现她对女儿的伤害已经到了极致。

更可悲的是，杨元元去世后，央视“大家看法”的记者曾问望瑞玲：“时至今日，你是否后悔当初对女儿去上海的安排？”

她想到的不是女儿的可怜，而是一个市侩的经济帐：“划不来...”

杨元元的悲剧看似是特例，但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并不罕见。

心理学中有一个术语，名曰“共生”。

指的是两个人无法离开彼此，他们之间或许会有很多痛苦甚至仇恨，但就是无法离开，而要紧密、病态地纠缠到一起。

发展出这一术语的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勒说：“对于6个月前的婴儿，共生是正常的，之后的共生，都是病态的。”

而这种病态的共生，大多出现在家庭亲子关系中，通常表现为：

父母从心理上离不开孩子，假若孩子离开，就像失去自我一样，会空虚，找不到存在感，所以会死死抓住孩子不放；
对于孩子而言，他们常常在意识上会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但他们的内心会非常痛苦，会很渴望走向独立，但意识上会认为这是错误的，甚至他们自己都不接受自己走向独立的动力。

“共生”这一心理术语，也许是对杨元元与母亲望瑞玲之间关系的最好诠释。

她的一生就像一棵茁壮成长的大树，却又被一株名为“母爱”的藤蔓紧紧束缚着，得不到想要的未来，看不见人生的希望。

不可否认，疼爱子女是作为父母的基本责任，但学会对子女放手，让他们选择自己的人生，同样是人为父母的另一种责任。

13年后，当我们再来看“海商女”事件，看到的不只是一条年轻生命的陨落，更多的是错误家庭教育下，一个孩子的悲剧。

13年后，希望从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我们能尽可能还原杨元元背后的故事，从中正视自己的教育方式。

希望杨元元式的悲剧，不会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