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我写美国国内政治及社会主义，写到第八篇，我今天要稍息，折回一点，回顾一下香港。首先我希望强调，写这个系列的根本，是因为我认为分析中美关系主要应该围绕美国国内政治展开。中美关系很大程度是美国国内矛盾的外化。如果美国国内矛盾不解决，就有将国内问题转移到中国的动力和风险。一方面，右翼政客会这么做（参考Trump及目前的共和党），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可能有集体右翼的风险。在一个多世纪的帝国年代、极端年代，发达国家通过对外侵略转移压抑的国内问题是一个非常惯常且在国际上可以被接受的手段。对外侵略及对国内少数族群的压制（例如纳粹对犹太人）彼时还有“科学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支持，认为对外侵略是传播文明。二战之后，侵略他国领土和战争已经不再是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外交手段。种族主义也退出历史舞台，至少在明面上被唾弃。但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没有消失。——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全球化及人工智能/自动化，使得中低阶层在全球竞争之下丢失了过往的工作机会）。这种问题在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里（例如美国）尤其严重，因为社会再分配和福利资源非常有限；——移民问题，让人觉得社会及族群的稳定性、同质性、传统受到外族威胁，这个在所有欧美国家，不分大小，都存在，小国（即便有社会主义/福利主义在经济上安抚大众），情况反而可能更严重。——政治精英在利益上、阶层上、认识上、观念上脱离广大民众，使得广大民众觉得政治精英、政党不能再代表自己的利益）……这些问题可以被看作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双重“失灵”。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和代议民主/选举政治就因此“失败”。其一，右翼政治/右翼民粹主义可以通过族群/身份问题来转移矛盾。经典手段故技重施。只不过今天不再用军舰和大炮，而采用其他手段（例如科技战、金融战、贸易战），藉此转移国内矛盾。其二，西方民众反对的是精英政客，认为当代制度存在失灵，但他们又不反对选举政治本身。选举政治也为新的政治力量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新的政治力量可以通过赢取选票登上政治舞台。在欧洲的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里，新兴的右翼民粹政党通过赢得选票进入立法机构。在英美的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里，右翼民粹政党通过固有的右翼政党登上舞台（例如Trump通过共和党这个平台当上总统），或右翼政党进一步响应右翼民粹（例如英国的保守党）。右翼民粹化，就是本世纪1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解决全球化之下积累的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的手段。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去年的香港闹事，会发现情况非常相似。我在去年运动早期就做过如此分析，指出香港问题也是全球化问题的一个缩影，呼应的是英国脱欧与Trump当选。1、全球资本主义：在大陆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也在经历“产业升级”，出现了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向内地的问题。资本家将工厂转投设立在内地，内地工人取代香港工人。香港的大众开始转向各类服务行业。稳定的制造业/产业工人消失，工会力量逐渐淡出，劳动者的雇主中小型企业化。香港制造业水平不高，产业转型发生得更早，也不受后来的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因素的影响，时间上早于欧美国家90年代以来才大规模经历的大规模工作岗位离岸化。2、高度金融化。香港发展成为金融中心，而金融产业能提供的就业是有限的，只能惠及极少数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群，无法直接惠及普罗大众。如果导一个图，一定可以发现过去几年金融行业在香港GDP的占比与香港的基尼系数（社会经济不平等情况）成正比。3、移民问题：从内地来到香港的各种移民，包括一百万单程证移民，其中中低技能劳动者会分流本地的中低技能工作岗位及有限的社会福利资源。高端人才移民（内地背景出身，在中环上班的金融或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则在抢占香港核心产业的岗位。移民给本地人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有文化、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即本地人认为大量的内地人前来会影响、稀释香港固有的核心价值观及生活方式（Way of Life，包括粤语和繁体字），给当地人带来很大的不安全感。这种抵触有狭隘的地方主义族群意识，也有过去大半个世纪香港与内地意识形态分野及不少人口及先辈的逃港经历，在21世纪仍然将内地妖魔化。4、原教旨/野蛮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显然，上面这些问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遇到的颇有相似之处。解决方案方面，如果不能源头上解决问题，只能通过社会再分配来解决，就是采用某种形式的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制度。但香港有一个坚定的、以原教旨主义方式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低税收低福利等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政府和精英。在此点上，没有什么比香港政府采取的市场化的、资本家利益先导的房地产政策更能说明问题，与政府主导、社会主义化的新加坡形成极度强烈的反差。在自由市场和积极不干预的小政府制度下，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发达经济体中经济最不平等者，中低层民众与上层精英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无法分享香港繁荣的果实。年轻人更看不到希望。在欧洲大陆人看来，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小政府是野蛮、粗俗、没有品味的，是一个多世纪前不开化的资本主义。美国就是这种野蛮生长制度的代表。欧洲则是开化的社会主义（social 
democracy）的乐土。英国始终介乎于美国和欧洲之间，因为发明了NHS（英国的全民医疗体系），也算有了国民骄傲，离欧洲大陆的福利国家拉近了一点，比美国更加“文明”。而作为远东自由港、飞地的香港，就野蛮生长了，当然这么说也不公平，因为“六七”之后，英国殖民者在香港也推出了一些社会福利政策，例如修建了一些公屋，但毕竟还非常有限。香港社会仍然由盎格鲁-美利坚经济意识形态主导，并且认为这种制度就是香港发展和繁荣的原因。在回归后，香港继续坚持右翼经济政策，其不但没能摆脱过往的政治经济价值形态，还将这种政治经济价值形态视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用来将自己与内地进行区分和隔阂（在经济上也无限放大“两制”）。结果，在这种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经济闹矛盾越来越尖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罗大众苦不堪言。5、对政府的不信任。香港老百姓对港府精英有严重的不信任。这种对政客的不信任在发达经济体里普遍存在：过去几十年来，政客/官僚的成长背景、“所属阶层”、教育水平、价值观念、社会网络等与普罗大众的差距越来越大，用内地话说，“不接地气”，用香港本地说法，越来越“离地”。他们发自内心无法理解和体恤普罗大众的痛点，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实际上也并不尊重，始终拿出高高在上的姿态。美国民众不喜欢希拉里，和香港民众不喜欢林郑，可能有类似的原因，都觉得她们太精英，太职业化，专业化，太自以为是，不接地气，不尊重老百姓所想。（我再回想起去年香港闹事高峰时林郑与市民的对话，就是这个感觉。对话效果非常不好，在老百姓看来完全就是走走形式，结果起到反作用。）香港老百姓对特区政府和建制派政客/政党的不满，其实与西方民众对主流政治家的不满非常相似，是人们对政客和官僚根本上的不信任。这时就为新的政治力量出场提供了空间。是用左翼政治（社会主义）改革现有体制，还是走右翼政治的道路？读者们肯定已经有了答案——右翼政治。美国面临着有许多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使得它成为西方国家中最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香港也有类似的问题——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与内地的复杂关系。我曾经回顾六七以来的历史，写过一篇左翼政治在香港“透支”的问题。结果，香港和欧美一样，选择了右翼民粹政治。一些更加敏锐、更能贴近民众的人抓住了老百姓反移民、反精英政府、严重缺乏安全感、对“香港文化”及“香港人族群身份“的关注，搞起了反中政治，将香港本地经济社会矛盾外部化。他们最初完全是一支新的政治力量（“本土派”），独立于甚至挑战传统的民主派（认为民主派也是建制派的一部分），但逐渐被走向并纳入主流，并开始塑造和影响反对派政治。这个情况和Trump在美国及右翼民粹政党在欧洲一样。香港许多建制派政党和政治家其实很关注民生，希望指向香港的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赢来更大的民众支持。在政治冲突下，建制派精英政府选择和内地站在一起（他们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则进一步加大了本地人的不满，人们可以把所有的矛盾和不满都集中发泄在本地政府身上，并在最后集中发泄在香港警察身上：警察一度成为香港右翼民粹政治的宣泄口。这表面费解，但看看其他地方，很容易找到可比案例：美国的中低层白人认为民主党不能再理解和代言他们的利益时——特别在文化价值、移民问题、种族问题等——他们就集体转向共和党，拥抱右翼民粹政治——即便共和党提出的是代言权贵、伤害中低层民众经济利益的各种反动政策（reactionary policies），中低层白人似乎选择了一个在经济上更不利于自己的政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英国中低层白人与工党身上。一旦从全球范围看，香港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它是欧美政治右翼化、民粹化的一个呼应。中央政府总说要关注香港深层次的民生问题，是正确的。深层次的民生问题一定要解决，但政治的驱动力量是非常复杂的。老百姓的不满来自经济，但并不限于经济，不能完全从经济角度去理解和解决。如果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那么代言中低阶层利益，提倡全民医保、提高社会最低工资、要求对富人加大增税、减免学生贷款的民主党左翼们为什么不能获得美国中低层白人的青睐呢？显然，问题那么没有简单，人类是非常复杂的动物，诉求非常多样，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但人们的政治选择不能仅从经济维度去解释和预测。对政治背后的民众，需要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分析，要深入他们的内心，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诉求，高高在上，自认为比他们更懂得他们的真正利益（“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认为民众就会算经济账，只要通过经济施惠就可以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深隔阂，带来反效果。左翼政治始终从经济和阶层入手，而右翼政治始终从族群和身份入手。从一百多年的现实政治看来，右翼政治更能贴近普罗大众，是更好的政治工具。我在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这里的社会主义泛指一种更加崇尚结果公平、正义、公共及合作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里，可以有私人产权，市场经济可以运行，但政府要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去消除、消解资本及自由市场带来的问题。政府要在经济和社会资源分配与再分配中要占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欧洲，这叫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在美国，这叫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及进步主义（the contemporary‘Progressives’）。中国也有从自己政治传统发展出来的版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一个分支组成部分。我以为，资本和金融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矛盾不会在全球范围推动社会主义，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有可能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社会主义的真正力量。到那个时候，不同社会制度会开始趋同，殊途同归。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或香港的问题，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