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战略才是当前矛盾的根本出路！

作者：以明惊人
来源：点DAO为止

本想说说人民币升值之下房地产的走向。毕竟其涉及到亿万家庭的利益和资本的流向问题。

就如同日元升值之后房地产泡沫的教训，在大多数人的心上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可昨天下午阿里巴巴发布的房地产数字化峰会，估计会给大多数人打上一针稳定剂。

毕竟上有房产建设“三道红线”，下有数字化销售过滤，短期内房地产注定是要被摁住的存在。就算资本真的来了，也会考虑其中的行业风险。如果有房产计划，也就是真正有刚需的情况下，在国内建总部的那种。

所以，问题就又回到了前文所问：房地产被摁住的前提下，人民币的升值会是一个怎样的方向？

先说关于人民币升值这个假设，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抛开资本国际水进来之后的流向以及民生问题的担心，就是对制造业的不利，进而导致外贸企业链倒闭、影响就业等问题，甚至可以用自己挖自己的墙角来形容。

但他们从没有想过的更深一层就是：人民币升值首先影响的是低端制造业，但就算他们不倒闭，那微薄的利润该怎么提升其工人的收入水平？低端制造业跟百姓高收入也是一个悖论。

如果往深了说，他们算不算“挟就业以令汇率”？可这低端就业究竟是缩小了还是拉大了PF差距？现在的年轻人愿意从事与否不说，等老龄化社会来临后，就又是更大的问题。

可就算国家没有深远考虑，为了保护制造业出口选择人民币不升值。他们也不能开心的继续做下去。如果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定要多看看外国疫情期间的新闻。

那些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大方向不说，单说疫情初期，那些“抢不到卫生纸”等民生用品的国家社会心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他们在疫情期间无法组织恢复生产和产业链回迁。疫苗出现，疫情问题被控制住之后必然又会是另外一种反思。

借着疫情退去、恢复民生和经济的旗帜，将基础行业重新建设起来既拉动经济又解决就业。更进一步就是为自己拉了选票。这对西方某些政客来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唬人政绩。

如果这种国家有一两个，我们可以交涉，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可当全世界都是这一种思潮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继续占领这些市场。与全世界为敌，从来不是做人之道。

也正是看到了这些更深层的矛盾与之后某些国家的必然反映，所以才有了上位者的通盘考虑。那就是除了人民币升值缔造国内市场以外，制造业和产业链升级就是这战略组合拳的另外一个核心点。

在这个核心点下，首先要改动的就是路径依赖问题。

过去在全球化贸易体系下，我们是全球化的第二受益者。现在的客观是已经有了与世界脱钩的风险，再依赖过去的路径，出了任何问题都不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在未来，如何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第一大市场就是我们必须做出的抉择。

出于对未来道路的思考，如何化“将来的被动”为“现在的主动”就是我们必须做的功课。尤其是在这制造业上，一方面借着疫情的封锁给出口企业必须调整的客观理由，另一方面通过“疫苗+短期出口+长期投资”的模式让跟随者从中受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走的道路。

其次就是，人民币升值后，必然对社会各个产业链条进行倒逼式的调整。

这个调整对我兔来说，最优选择并不是要放弃过去的低端制造业，而是通过技术革命升级转变盈利模式。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增加可支配收入，毕竟，高低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在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太理解这个思路。其实就像前文所预告的阿里的“犀牛智造”一样，工业4.0不仅仅德国在追求，我兔才是发力最猛的那个。

就像原本的成衣制造，在今天之前是怎么都和高端联系不上的。可当成衣制造加上个性化、网络化定制，从需求到生产、销售的商业链条升级之后，它想不高端都没人信了。

过去低端制造业利润薄弱，可当被科技赋能之后，又有哪个资本会说不心动？在这个长期的趋势下，房地产和工业4.0哪个是资本的选择用屁股想想都知道。

最后、也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问题。

前面文章虽然一直说，现在的经济问题是由疫情引发的社会链条脱节引起的。但这里面忽略了一个潜在问题，就是疫情加速前的经济问题。在没有疫情发生的正常情况下，我们已经在说经济存量博弈了。

也正是在这个经济存量博弈的大背景下，才有了中美毛衣战等。按照资本主义的尿性来说，这毛衣战就是丑国解决经济危机的常规方法。

他们无视这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产业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经济投机性增强等。继续一贯的企业减税、增加社会福利之外，就是对外的扩张吞并。妄图通过吞并我兔的国民财富来弥补他们的亏空。

原本这常规思路会有什么结果不说，但整个世界被疫情加速后，他们就真的陷入了自己挖的深坑当中。而我兔则是从疫情最初的“更危险”化危为机，在与世界脱钩的风险当中走了出来。也就有了我兔为了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组合拳。

局势虽然有疫情影响，让世界局势变的更加复杂化。但我兔从未改变的一个解决思路就是，经济危机的解决要从根本问题出发。

即，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的根本方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

首先，要不断推动新的技术变革来创造新增长点和新需求，给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并带动经济走出危机。二战后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出现最终使得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时期。这次危机中，处于孕育期的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实现，也将使得经济最终从危机中走出。

第二，要与时俱进地调整社会政策、变革社会制度，来实现收入水平的均衡提高和弥合社会分化，这样才能保持和扩大总需求，防止危机发生或缓解危机的影响程度。繁荣期没有及时进行的社会制度调整在危机后被迫实现。大萧条推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深层次制度改革，应对大萧条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的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最低工资、工会集体谈判等制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本次危机可能再次为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完善提供契机。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忍受社会阵痛，在缓解劳资分化、弥合实虚裂痕、改革社保制度等方面艰难推进改革。

在这个思路下，其实就又回到了上篇《大战略下的统一战线》文章所说的资本问题。

资本有规避风险和赚取超额利润的本能，但在某些“小资”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资本之前，他们还有着人类身上“贪逸恶劳”的本能。在这种本能下，他们赚取超额利润更多的是通过垄断和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得。

在这种没有外来风险倒逼的情况下，不管是上面国家对真正高科技企业的需要，还是下面底层百姓的高收入增长，都是无解的存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放“资本鳄鱼”进来“帮他们体面”反而是解决悖论问题的新思路。

更何况，只要屁股不是歪的，谁为谁服务是一定可以想明白的。

当然，这种大战略下的社会变革肯定会有阵痛，但这中间的微妙度量，上位者肯定会有尺度。更何况，在新的科技革命下，旧时代原本的凭借都会被科技一一降维打击。

新国家治理体系可从来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