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天:发动群众,大疫武汉今天才明白了毛主席这句话
作者 :徐明天 2020-02-22 20:24:05 审稿人 : admin 围观 : 次 评论
全国形势大为好转,但湖北和武汉形势仍然严峻。19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349例,武汉新增615例,20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411例,其中武汉新增319例。
自“封城”以来,武汉的疫情防控战已近一个月时间,为什么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的疫情,至今仍处于高位运行的持续增长期?
中央下达死命令!
武汉的问题,有人分析原因,关键是,“四类人员”的底数一直搞不清。
所谓“四类人员”,即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两次摸排,对象都是“四类人员”。
如果这些人,就算有一例放任在外,没有做到“应收尽收”,那病毒的传播就会继续,疫情防控就没有尽头。病患不能收到治疗地点,病情因拖延加重的几率自然也会变大。
换句话说,一切防疫工作的基础,都在“四类人员”的摸排。这是整体疫情防控的需要,更是救治每一个普通生命的需要。
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武汉肺炎疫情全面排查动员会时指出,要全力抓好源头防控,武汉市要举全市之力入户上门排查“四类”人员,测体温、询问密切接触者,全面落实辖区、行业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强化网格化管理,要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孙春兰强调,要以战时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来抓,坚决履行好属地责任,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设立24小时值班制度,战时状态决不能当逃兵,否则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大家要心无旁骛、争分夺秒,全力以赴解决措施不精确、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月9日,武汉曾开展过一次“应收尽收”大决战。10日,时任市委书记马国强宣布,全市实现了99%的排查率。
2月18号,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放出狠话:“如果再发现一例(居家患者),就拿区委书记、区长是问。”19日晚是最近这轮排查定下的截止时间。王忠林要求各区区委书记、区长都要签“责任状”,对确诊病例一个都不居家等问题进行承诺,如果出现疏漏,立马追责问责。
疫情防控体系为什么不灵了?
武汉最大的挑战是疫情防控体系不适应,甚至失灵。
中央指导组20日在武汉指出:在工作协调的过程中,整个指挥系统需要提升,需要提高效率,如果指挥系统的工作依然是常态下的节奏,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战时,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挥这场战役和战争。
灾害治理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要治疗灾害,仅靠常规体系是搞不定的,必须动用“运动式”机制。但“运动”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动员的力度,更取决于常规体系是否长期处于“准备”状态。
显然,武汉的常规体系没有处于“准备”状态,难于一下子转入战役和战争状态,不适应战役和战争状态。
从湖北省启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响应机制开始,武汉就面临一个矛盾: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几近“无限”的扩张性。尤其是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疫情防控的主要矛盾,几乎一直是医疗资源“挤兑”。武汉的社区工作者频频反映,他们只能不断地接电话、无穷无尽的电话;他们能给病患登记、排队,但是无法给病患安排住院——因为医院没有床位。
更大的挑战是,在“战时体制”下,城市功能其实是不完备的。很多之前由家庭、社会和市场解决的问题,现在都变成了政府责任,政府就不适应,难转变。
疫情防控体系为什么不灵了?
第一,有没有防疫预案?如果有预案,平常的资源就可迅速转入战时资源状态,人员排查、集中或疏散,比如临时医院、床位、医疗人员、物资等都会有所储备,战时迅速转换到位。
第二,关键是领导。湖北自疫情以来已经撤换了五个市级卫健委主任,他们只会做官,不会做事,根本不懂医疗和防疫,对基本情况、基本常识都一问三不知,如何会有防疫预案?如何指挥调动防疫体系?
大排查主力为什么是社区工作者?
工作量大,人手少,是武汉大排查最大的难题。
看到一个说法,武汉的大排查工作主要靠谁呢?
从专业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四早”原则里,“早诊断”和“早治疗”是医护人员的职责;“早发现”和“早隔离”,则主要依赖社区工作者。
从数据看,武汉市每个社区大概万人,配备社区工作者只有1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武汉市的社区工作基础并不算扎实,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社区除了完成社保、民政、计生等必要的行政工作外,只能为老人、残疾人、流动人口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
看到资料,武汉绝大多数社区工作者都是本科以下学历,拿着2000多元的月薪。在“备战”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让他们突然成为大战前线的“职业士兵”,前期混乱是免不了的。
什么是社区工作者?
社区工作者没有编制,不是公务员,叫雇员。
社区工作人员属非在编的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不具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在城市街道社区岗位从事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
社区的功能设置只是“服务”或“办事”,并没有“统筹协调资源”或“独自处置问题”之权。社区工作者而言,疫情防控是“额外事务”“新增事务”。
在很多国家,所谓社区工作者就是志愿者,是不拿工资,义务为社区服务的。
中国城市的社区管理人员不是公务员,但依然是吃财政的钱的,是准公务员,因此就被用来做了大排查和防疫的主力。
我们现在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疫情来了,完成大排查艰巨任务的为什么是志愿者的社区人员,而不是公务员。
平时做社区管理的,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保安,保安是属于物业管的。这些人数并不少。而且居民是每月、每年交管理费的。他们为什么不加入防疫工作?
深圳还有社区诊所,也有10多个人,不知道武汉有没有?
另外就是满大街的城管、巡警。这是归街道办事处管的。一个街道办会有上百人吧,街道办还有派出所。社区管理只是街道办的延伸,以前是没有的。
街道办上面是区委区政府,吃政府财政的不会少于万八人,党政干部也有三四千,即使是老师,这时候吃财政饭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都应该动员起来。
武汉是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所在地,不可能全部分散到全省去搞防疫,大部分是不是可以加入武汉的防疫,是不是也有万八人?
看到的消息,新的武汉大排查动员了1.6万余名机关党员干部、国企职工和教师下沉社区。这一举措极大加强了社区工作的力量,社区的人力物力都有了较好保障。一位曾参加过2月9日排查的工作人员说:“这次排查在时间上更充分些,人手上更充足些,干部也下沉了。”
官员、公务员在干什么?
大疫当前,很多干部站在一线,成为搞疫英雄,有的干部和医护人员牺牲生命,但是抗疫中的形式主义就令人生厌。
有媒体写了一篇评论《对形式主义来一场大扫除》
“来了一拨又一拨检查的,就没看到一瓶消毒水、一只口罩发下来”“一半的人晚上都在填表,8个人从早上填到凌晨2点,都没填完”“各级领导一天到医院开了三拨会,每次都长篇大论,我们是继续抢救病人还是继续和你们开会”……新华社近日披露一些地方抗疫中的形式主义,让人五味杂陈。
搞形式主义的,一些是能力不行。面对疫情大考,抓不住重点,不切实际乱提要求。有的热衷于拉条幅喊口号,却无法为群众协调到一只口罩;有的连发多个通知、紧催各种报表,却不懂得基层干部疲于奔命、分身乏术。有的更严重,属于思想问题。他们并非真正替基层着想,而是“眼睛朝上”,刷存在感、秀形象,只求上面“注意”。有的检查就是拍拍照、发发稿;有的会议就是我开了、我做了、我传达了。打着抗击疫情名号,四处奔波“亮相”,春晚小品《走过场》中的郝科长,是他们的真实画像。
战争容不得半点虚假。在这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中,越来越多基层工作者开始勇于向形式主义开炮。面对冗长会议,急诊科主任愤然带走医生护士;社区志愿者主动向媒体反映,有干部频频组织集中宣誓、拍照、陪同。
形式主义的危害,于平时,是“温水煮青蛙”,非常之期,则是“烈火烹油”。危急关头要敢于向问题亮剑,重大灾难时的好做法,更需要形成良性制度积累。眼前,从中央到地方,对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都在严肃查处,也为自下而上的监督夯实基础。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领导干部要勇于正视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相关考核机制更要从实际出发,让更多基层工作者敢说话、说实话,对形式主义来一场大扫除,凝聚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形式主义的根源是官僚主义。官太多了,官僚机构太多太大,又不能下沉到基层搞大排查在一线防疫,不了解一线情况实际困难,解决实际问题太难,就只好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反而干扰了一线抗疫。
当然,抗疫中的形式主义不只是武汉有,各地都有,但如果说武汉不严重,可能就没人信。
群众为什么不理解、不配合?
有媒体称,武汉的社区干部交流时,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奈和委屈。
比如社区书记/主任。他们常常被称作“小巷总理”,似乎什么都管。此次疫情防控,上级指挥部的各种命令、措施,确实也都一股脑儿地丢给他们。
但在城市生活的朋友都有感受:日常生活中,“原子化”的绝大多数居民,平时几乎不怎么和社区打交道,相当部分居民甚至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社区干部。
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社区干部平时下沉和接触居民也不够。一个社区1万人,10个社区工作者,每人1000,就是一个团。战士不认识团长的还真不多。
参加这次排查的一个工作人员说:大部分居民都比较配合,也有不配合的,有些不愿意开门,我们就跟他们反复劝说,有些甚至吵架。
更别提那些抱怨封闭管理的、硬“闯关”的、不戴口罩的,更难管。
武汉封城,因出行不便,居民的日常生活物资也成了社区的责任。小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得社区帮忙配备。尤其是早期居家隔离患者,被服务的需求极高,但社区又缺乏必要的防护物资去上门服务。
有人举了一个例子,某位确诊患者在家中不幸离世,由于殡仪馆的特殊车辆有限,家属在家等了几个小时,车还没到。情急之下,家属对社区干部大发雷霆。社区干部说,情绪我们可以理解,被骂也没有怨言,但协调车辆这种事,真不是普通社区干部能解决的。
这时候,社区干部也要权力了。他们说:有责而无权、位卑而事众,这就让社区干部成了“夹心饼干”。
一位社区工作者对我们说,医护人员辛苦,大家都理解;但社区干部的辛苦,上级不一定理解,群众也不一定同情。
那么医护人员为什么会被大家理解呢?
因为医院的医护人员天天在病房里为众多病人治病护理,大家都认识,护理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是一个官。而社区干部就是一个官,官要做官事,不能混成普通老百姓,虽身在社区最基层,也远离老百姓,老百姓就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干啥的,不听他招呼。
这就让人想起了以前的片警,也管着一大片,几千人,但大家就都认识。以前的公社干部,10多个干部也管几万人,一个管区也近万人,就是两个主任一个文书,可以说每个乡亲都认识。因为那时的干部天天串村入户,条件好的骑自行车,很多人就是下步走,有什么事,他们到老乡家里办。
这样一比较,上万人社区10多个社区干部,数量不少了。可能他们认为平时接触群众为群众办事的机会少,也此与居民不认识。
那么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社区干部呢?
有人说,社区干部职能也是多在管理,很少服务,要正规化和专业化,也是官僚化、行政化,“在群众身边、离群众很远”。
如何发动群众?
武汉的问题在哪里?
根本问题是没有把群众真正动员起来、发动起来,广大群众没有参与进来。
有人说,一个小区近万人,哪怕社区工作者从10个人充实到100人,这个比例依然是悬殊的;但如果真正把居民动员起来,每个单元、门栋都出人,这个比例是多少?
难道平时也要养100个社区干部准备灾难时?
问题是,武汉市的干部和公务员就完全发动动员起来了吗?
因此,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呼吁,“要在发动群众上持续加力,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小区防控”。
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创造的共产党的领导路线,战争年代打仗,和平时期搞建设,都发动群众。遇到重大事情,更要发动群众,事事处处都发动群众。
可是这些年,官僚主义横行,已经远离了党的群众路线,武汉大疫就是一个教训。
那么怎样发动群众呢?
首先要群众利益第一。
这次武汉疫情,最先被人们批评的是红十字会,它是一个披着慈善外衣的官僚机构,大疫当前,不只是效率极低,更主要的是仍然借疫谋利。
事实上,有很多官员并没有把人民的利益、甚至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时有发生,大疫到来,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安危,失职渎职并不是个案,有的干部甚至不到岗。
而老百姓认为住房、医疗、教育生意化,成了政府赚钱的生意,是侵犯了群众利益。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动群众?
连干部公务员都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如何发动群众?
其次,消除官员特权。
前几天爆出湖北省司法厅退休副厅长感染病毒,要求住干部病房,没有干部病房就不去住院,坚决不和群众一起去住方舱隔离。答应去医院了,还要求必须是政府公务小车送他去。
刚刚又有一个警察的妻子在网上晒警察单位分发的各种东西,非常丰富,有蔬菜、水果、鸡蛋等吃不完,当有人发羡慕之声时,这个女子回复谁让你老公不是当官的。
刚刚又看到,湖北市监管局干部无端训斥医护人员,态度蛮横无理,颐指气使,性质恶劣,官司威好大,被停职检查。
前段有荆州干部的儿子在网上煊耀当官的老爸把他用车从外地接回家,结果老爸被处分,网友戏称“大意失荆州”。哪里是大意,官僚特权已经深入骨髓,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没有特权,没有好处,谁会当官?
拥有特权和地位的官员如何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如何发动群众?
再次,官兵一致,官员也是普通群众。
毛泽东倡导群众路线,最重要的就是官兵一致,地位再高也是普通一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果你把自己看作高于群众,特权地位高于群众,甚至侵犯群众利益,维护官僚利益,你能发动起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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