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爆发的“神秘疫情”被美国酿成人祸，艾滋病险让NBA遭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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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历史，无疑都可以分解为几个勇敢赤诚之士的传记。

——《论自助》（爱默生）

以湖北武汉为中心的新冠疫情，如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

目前，受影响较严重的华盛顿州（西雅图所在地）已报告有至少9个死亡病例。人心惶惶之下，开拓者（波特兰距离华盛顿州非常近）球星CJ-麦科勒姆也率先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声明，表示自己将暂时不再与来现场看球的球迷有肢体接触，并呼吁民众注意预防病毒。

NBA密切关注着疫情在美国的变化以及白宫和CDC（疾病防治中心）的表态，向各支球队下达备忘录，并决定暂缓非洲联赛的举办日期。

而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了保证球员的健康，NBA已经向多位资深医疗学者寻求合作，其中包括传染病专家何大一（David Ho）。

在美国医学界，地位崇高的华人不少，曾经湖人小老板（现《洛杉矶时报》老板）黄馨祥就是从外科医生做起并发家成为世界知名富豪；而这位何大一虽然没那么出名，但他也是医学界传奇，而且对NBA有格外特别的意义，甚至说是“大救星”也不为过。

因为他正是帮助魔术师约翰逊保住命的人之一。

1991年11月8日，魔术师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感染了HIV病毒。这一里程碑事件在当时看来，对NBA不啻毁灭性打击，连斯特恩在多年之后都忍不住感慨称，那是他总裁任内遇到的最大危机。

当时魔术师是刚走上商业正轨的NBA的门面球星，而艾滋病被普遍认为是不治之症。当打之年的最大牌球星因为艾滋病去世？斯特恩觉得这直接等同给他的联盟宣判死刑。

在这样的恐慌之中，魔术师的医生们很快就找到了全国最顶尖的艾滋病科研团队——位于纽约的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该中心的创始人，就是何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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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一1952年生于台湾，父亲是祖籍江西的知识分子，毕业于浙江大学，1948年赴台湾教书。1964年，他们全家移民至美国加州。

何大一的名字很特别，来源于道家思想，他的父亲希望他作为人的“气量”可以大无边际。

他确实是典型的“亚洲神童”，22岁时以最优等成绩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四年后获得麻省理工-哈佛大学HST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开始在综合医院进行临床实践，其时，艾滋病在美国正初现端倪。

在魔术师自爆HIV的十年前，何大一就已经成为美国最早接触艾滋病例的医生之一了。在随后艾滋病肆虐的狂潮中，何大一发现了鸡尾酒疗法，有效降低了死亡率，也因此成为当时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获得“年度人物”称号的医学研究者（直到2014年，《时代》才又提名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务人员为年度人物）。

何大一的助力，让魔术师很快走出了绝望情绪。2016年11月8日，魔术师在推特上纪念这一天的时候，专门感谢了何大一，称他为自己开发了治疗方案，包括药物、锻炼和积极态度。直到现在，魔术师也仍然是何大一关注的患者之一。

因为成长在加州，何大一本就是资深湖人球迷。当他得知魔术师患病的时候，也知道未来的形势有多么严峻。“那时候虽然我们已知艾滋病流行已有10年，但仍然只有少数药物可以用来治疗感染，大多数人在确诊几年内就会死亡。魔术师看起来也不会是例外。”他说。

的确，就在魔术师宣布自己感染病毒的半个月之后，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默丘里就因为艾滋病并发症去世了。

这两人可以说是当时西方社会非常重要的文化符号，而他们都染上艾滋病的事实，颠覆了无数人的认知，也迫使政府和主流公众必须更加重视这种病毒。

《体育画报》就这样评论：“魔术师改变了这个议题。体育世界当时正处于HIV病毒和艾滋病肆虐的中世纪，而这个病降临到了这圈子里最具吸引力的那个人身上。说实话，这应该是我们的社会第一次被逼迫去正视这个问题。”

但事实上，1991年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来说，已经算得上“为时已晚”了。

何大一在1981年当见习医生的时候就接触了艾滋病例，然而在疫情出现早期，根本没有被大多数人放在心上。长达几年的潜伏期，麻痹了几乎所有人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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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周刊何大一年度人物的专题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些时代是被流行病所定义的。

14世纪黑死病横扫欧亚大陆；16世纪新大陆有了天花；20世纪初，西班牙流感肆虐。

而从1969年“石墙运动”以来，美国同性恋群体也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平权大潮之中。他们喊出了愈发响亮的口号，游行活动愈加热闹，与此同时，性解放的思潮也让整整一代人彻底开始了“性狂欢”。

如今奥多姆自曝他有2000来个性伴侣让不少人咋舌，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用身体践行性自由准则、“打一炮换一个”拥有成百上千性伴侣的人可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

那个时代的人们重新定义了人权和自由，但却最终被艾滋病的死亡阴影所笼罩至今。

而在经历冷战时期军事科技竞赛之后的人类，竟然还能让一种病毒平白无故的蔓延，夺走几千万条生命，一句简单的“滥交”绝不可能彻底概括其背后的因果。

性解放运动，催生了性产业链的成熟。1970年，美国国会成立的专门委员会调查了淫秽色情品问题，结果发现“接触淫秽色情品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大体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害。淫秽色情出版物与性犯罪、性过失没有必然联系。”

在对同性恋态度宽容的加州，供同性交友的酒吧、公共浴场和性爱俱乐部生意发展得如火如荼。在这种场合，性关系的开放程度是现在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

但从医学角度看，这些地方也是滋生疾病的温床。当时西雅图的一项针对男同性恋的志贺杆菌病（Shigellosis）感染的研究，发现69%的患者都从公共浴场挑选性伴侣。另一项研究表明，公共浴场的普通顾客一晚上通常有2.7个性接触者，当他走出浴场时，感染梅毒和淋病的机率达33%。

疾病不会对任何社会群体搞特殊对待。在这样的背景下，NBA不可能幸免，尤其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那些经常游走于声色场、口袋里有大把钞票的超级巨星。

80年代初已有不少艾滋病感染者出现，但病人自己对这一病毒几乎没有认知。这是因为公共卫生部门的不作为，再加上媒体及医疗系统的偏见，导致医生具备的常识没有向大众传播的渠道。

那时候，人们管感染艾滋后出现的神秘并发症叫做“不明情况的病症”，这些症状包括发烧盗汗、淋巴和皮肤问题，严重者会死于肺囊虫肺炎。人们怀疑这是什么奇怪的癌症、猫白血病、弓形虫病或者霍奇金病，甚至还有“男同性恋的肠胃疾病”的说法。

1980年2月，刚刚当选总统的里根宣布大规模削减联邦预算，在提案中进一步减少医疗预算，顿时让美国疾病防控中心陷入头疼处境。

当时疾控中心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不明疾病恐慌，主要是担忧激起社会上恐同的声音。哪怕一些前线医生已经明白，一些性行为会对健康造成巨大危害，但也不愿担起“政治不正确”的帽子。

一方面是恐同的禁忌，一方面是同性恋的自由，科学道理反而要后退一步了。

到1981年中，疾控中心才发布了关于这种传染病的第一份报告，而且所有有关同性恋的字眼在刊登时都被删除，只被简单概括为“洛杉矶：肺囊虫肺炎”。

《纽约时报》等全国级主流媒体也仅仅做了义务性报道，谁都不想在文章里冒犯任何人，也不愿引起恐慌。当时有记者透露，编辑毙掉这类文章，就是不想报纸被同性恋以及他们令人厌恶的性行为污染。

到1982年初，死亡病例已经接近100人的时候，部分科学家才开始为这种传染病想名字。有人称之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GRID）”，有人称之为“获得性社区免疫缺陷综合征（ACIDS）”，还有“社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CAIDS）”的说法。

疾控中心不允许这类带有针对同性恋的称呼，最终确定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这个名称，也就是AIDS。

在疫情早期，很多死于艾滋的人其死亡通知书上都隐瞒了诊断结果，大部分（尤其是富豪阶层）都语焉不详地写着“久病不治”，或者是突然患上肺炎或皮肤癌。

当有意见领袖建议在浴场张贴警示标志，告知疫病与滥交的关系，结果却被舆论反噬，有左派同性恋媒体称这是在制造恐慌、散布恐惧。

1982年底，旧金山监事会建议出台家庭伴侣条例，承认未婚关系的合法性，包括同性伴侣关系。但这一法案又遭遇极大抵制，旧金山大主教约翰-奎因称其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及制度的彻底否定”。与此同时，输血引起的艾滋病例已经出现，很多地方媒体已经开始报道新生婴儿中发现不明原因的免疫缺陷和机会性感染。

面对两种思潮的碰撞，政府无甚作为。但广告却及时跟进，在同性恋媒体上，一种号称能提高男性免疫力的天价维生素合剂红极一时。

旧金山是美国疫情中心之一，应对也最为迅速，在1982年9月就已经拿出45万美元资助了世界上第一家艾滋病诊所的建立。然而其他地方政府的反应还是太慢太迟。

到1983年中，全美各地爆发民众示威之后，休斯敦、芝加哥、达拉斯、波士顿等地的媒体才开始首次对艾滋疫情进行报道。疾控中心的艾滋病工作人员还抱怨称，这个夏天他们花在控制艾滋病恐慌上的时间比花在控制艾滋病上的时间还要多。

也是在那年，日本京都召开国际免疫学大会。美国基隆中心的学者主持举办了关于艾滋病的特别会议，但没有引起太大水花，大部分人根本不相信艾滋病会在美国暴发为几万人级别的疫情。

年底，首届国际艾滋病研讨会在日内瓦召开，当时已有33个国家报告发现了艾滋病患者。在会上，苏联代表坚称他们的共同体“不会出现这种病例”，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个承认疫情可能蔓延的共同体成员。

等到1984又一个大选年来临，旧金山政府在反复辩论之后终于下令暂时关闭浴场。里根以大幅优势连任，而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没有一次公开讨论过艾滋病疫情。

而在里根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艾滋病终于像一些科学家早已预测的那样，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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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患病，在推进艾滋病防控工作的过程中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5年，里根夫妇曾在白宫晚宴上招待过的好莱坞影星洛克-哈德森被确诊，轰动了全美。南希-里根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哈德森曾告诉她自己在以色列染上了某种病菌。

1986年，艾弗瑞-库柏发表了著名的《卫生署长关于艾滋病的报告》。他花了一年时间走访调研，为了保证传播效果，甚至没给白宫过目就自行付梓，确实极大刺激了媒体报道。

他的报告不带政治色彩，要求政府尽早对儿童进行艾滋病教育，提倡广泛使用安全套，并重申保密和不歧视原则，展开大规模检测行动需慎之又慎。在他发表报告时，美国已有2.7万个死亡病例。世卫组织警告称，到1991年，全球可能会有300万艾滋病患者。

但到1987年初，美国仍然没有展开各方协调的教育运动，成为西方工业大国的孤例。英国当时的大规模教育宣传主题只有一个：切勿死于无知。

这与加缪在《鼠疫》中所写的“世上邪恶总因无知而起”遥相呼应。艾滋病就这样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然而至今依然有无知者把刀挥向这层层相扣的链条中最弱势的群体——同性恋者。

在何大一发现鸡尾酒疗法后，他仍继续从事攻克艾滋病的研究工作，2001年获颁美国总统公民奖章，后来又跟姚明联手，到中国进行艾滋病教育宣传，提升民众防控意识。

不论任何时候，科学原则都不会理睬任何政治正确、约定俗成和理直气壮。一次次的历史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大疫当前，人们所能做的最正确的事，只有诚实。

（本文部分数据援引自《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作者： k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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