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病毒的“病死率”说到中美文化差异！

一、“病死率”问题

前两天，当全球案例超过10万宗，病死3,400人时，COVID-19的全球病死率一下提高到了3.4%。这个病死率距流感就较远了（美国各种政客援引各种信息，给出的流感病死率从0.2%~0.6%不等），对美国“COVID-19流感化”的叙事构成了威胁。

据此，Trump特别对媒体说，3.4%的病死率是存在高估的，他自己的感觉（“hunch”）是，实际病死率会远远低于1%。Trump显然是希望基于此稳定民心，淡化COVID-19的影响，维护美国对COVID-19“流感化”的叙事。这就既可使社会照常运动，也可使政府免责。

有必要先来看看截至北京时间3月8日晚间的全球数据。

（注：以下所有病死率的计算都简单按照各国的死亡人数 除以累积确诊人数 得出。这个数据并不准确，因为分子分母并不对应。累积确诊是动态增长的，累积确诊者中有些人可能最终病故、最终被加入到逝者的“分子中”，但在统计的当下仍然存活。此外，累积确诊者的数量也会极大受到检测范围、检测的绝对数量影响，不能反映真实完整的分母。相对来说，全球只有中国的“大数据”是更加准确的）

截至3月8日晚间，

中国（含港澳台）：3101 / 80868 = 3.8%

湖北：2986 / 67,707 = 4.4%

武汉：2,370 / 49,912 = 4.7%

武汉以外湖北：616 / 17,695 = 3.5%

湖北以外中国（含港澳台）: 115 / 13,161 = 0.87%

全球（含中国）：3,661 / 103,959 = 3.52% （比Trump前天发言时提高了0.1%）

中国以外全球其他地方：560 / 23091 = 2.43%

韩国：50 / 7,313 = 0.68%

伊朗：194 / 6,566 = 3.0%

意大利：233 / 6,012= 3.9%

法国：16 / 949 = 1.7%

美国：19 / 455 = 4.1%

西班牙：17 / 613 = 2.8%

德国：0 / 847 = 0.0%

日本：7 / 494 = 1.4%

武汉的病死率4.7%，显著高于武汉以外湖北的3.5%及全国其他地方的0.87%，也高于全球其他地方的2.4%。为什么武汉的病亡率特别高？且作为华中地方资源重镇，病死率高于湖北其他地方，不合理。这一定是有原因可以解释的。

根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刊登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统计截至2月1日中国内地4万多COVID-19确诊病例，COVID-19主要是打击老年人，在70~80岁段的病死率为8%，80岁以上段为14.8%。所以，问题很简单，老年患者越多，呈现的病死率也就越高。

笔者曾经撰文恶魔藏在细节：对COVID-19的最新数据分析对此湖北/武汉的数据进行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武汉/湖北的病死率比全国其他地方更高的原因可能有若干：

一是因为武汉患者的人口年龄群体更年长，老年人更多。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本地社区传播更严重和广泛，对老人的影响比湖北其他地方及其他省份更大；

二可能是武汉有医疗资源挤兑、不堪重负的原因，即在其他相等条件的情况下，武汉的医疗资源在瓶颈下运作，可能导致病死率更高。

三、其他因素，例如老年人往往症状更加明显，在医疗资源稀缺的情况，更容易被医疗体系收治并统计。一些没有症状的中青年患者可能从未投医，且自然自愈，没有落在统计范畴之内。

这样，构成COVID-19全球较高的死亡率（3.5%）主要就是武汉因素（4.7%）。

而武汉因素可能就是本地传播导致老人及基础病患者大面积受感染。

现在可以观察到，两个疫情爆发大国——伊朗病死率是3.0%，意大利则高达3.9%，高过武汉以外湖北其他地方。两地都帮助推高了全球病死率。

目前还无法判断两国病死率较高的原因是什么。是检测数量还不够？还是因为本地/老年社区疫情爆发？现在还无从判断。媒体报道有意大利医疗专家认为意大利的感染人数可能已达10万，但这种计算往往是假定了一定的病死率及传染系数倒推出来的。而我们知道，影响病死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年龄。老人得病越多，病死率越高。

目前，中国在湖北以外其他省份/地方的病死率为0.87%，这与韩国的0.68%相对是比较接近的。差别仅在于1）韩国的数字还在高速、动态地增长，中国数字基本稳定，分子分母具备对应性；2）韩国患者的病程发展相对更短，伴随病程发展，病死者可能增加，影响病死率。

但无论如何，笔者以为，中国根据4万多病例统计出来的老年人面临COVID-19较高的病死率是理解这次疫情最重要的信息之一。

当看到全球病死率达到3.4%时，Trump确实是紧张的，他希望维护美国对COVID-19“流感化”的叙事。

但美国政客的角度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当一个传染病能够广泛传播、感染，但只会重点打击少数特定的感染群体时，这个疾病就有更加突出的公共卫生风险，因为对于不同人来说，防疫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匹配的。对于中青年人来说，因为COVID-19而限制自己工作、出行、生活的“成本”会很大，但对个人的“收益”却很小——因为个人即便染病也不会有太大关系，很可能可以自愈，所以他们更有动力继续维持原有的生活；而他们维持原有的生活，就可能感染病毒，并将病毒传染给弱势群体（老年人/基础病患者）；而病毒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影响又是极危险甚至致命的。

经济学角度看，对于中青年来说，他们维持既有生活的行为是有“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他们活动的收益由自己承担（继续该干嘛干嘛），成本则由社会的弱势群体（即老弱病者）来承担（一旦患病可能面临巨大健康风险）。

这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

这就引到今天下一个主题，个人卫生 vs 公共卫生。

二、美国的“个人卫生”角度 vs 中国的“公共卫生”角度

对COVID-19的评价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病死率这一项。在美国的公共媒体上，评估COVID-19时侧重于强调对大多数人口来说影响不大，只是轻症，同时该疫病的死亡率不高，接近流感。

笔者的理解是——美国政府、媒体及公共讨论一直在侧重强调COVID-19对个人健康的影响，把它局限在个人卫生的范畴。这其见，病死率就成了很重要的因素，病死率越高（例如3.4%），越使得COVID-19“疑似”公共卫生事件。病死率越低（例如在千分之几的水平），就越能够被归类于个人卫生事件。

（按：如笔者很早之前所述，民用航空安全属于“公共安全”问题，自己在马路上开车则属于“个人安全”问题，待遇和应对完全不同）

美国的叙事和中国的叙事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对COVID-19的叙事是整体化、公共化、更加深入的，例如民众会关注COVID-19对个人、家庭、社区的总体威胁、长期威胁；关注COViD-19在康复后“复阳”及对社区的威胁问题；关注COVID-19可能长期存在于患者体内的问题；关注COVID-19的无症状下的感染——这使得这个疫病格外危险——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广泛传播，并最终打击弱势群体即老人及有基础疾病者。中国的宣传里没有强调COVID-19“对大多数人影响不大”，因为很显然，这种论调会放松人们的警惕，从而加大疫病的传播风险，从而加大弱势群体面临的风险。

中国叙事和美国叙事有本质区别。

中国叙事更加符合公共卫生的定义（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探讨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疾病对个体的影响——因为这属于医学（medicine / medical science）的范畴。公共卫生探讨的是公共问题，即一个疾病或健康隐患对整个社会的总体影响。传染病可以波及社会大量人口，传染病的防控当然是公共卫生的重要课题。诚然，80%的COVID-19患者可以自愈，但更关键的是，COVID-19对老龄及基础病患者等脆弱人群有重大威胁。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着COVID-19对社会带来的健康影响。

无论社会、政府还是家庭与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这个弱势人口群体。

基于此，我们提倡每个人都要佩戴口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防护，也是为了他人，为了全社会，为了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当大家都佩戴口罩，勤洗手，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时，病毒就无从传播。防疫是一个社会行为，需要社会集合全体力量众志成城地进行。这样的角度才是负社会责任的（socially responsible），这样的角度才符合维护“公共卫生”的定义。

相比之下，美国大致停留在个人卫生角度。呼吁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做好防护工作，独善其身。在整个防疫叙事里，缺乏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意识。

笔者听了很多美国专家和政客的讲话，他们最多就是呼吁老人和健康弱势群体务必避免前往疫情高发地区（潜台词，如果你还坚持跑去那种地方，染病就活该怨你自己了）。

中国的防疫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即便个人没有这个道德责任意识，政府和社会也会通过各种手段途径要求个人履行。

在美国（以及更广泛的西方），这种意识是不存在的。只有各自保全自己。

笔者想表达的是，中国全民防疫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体现，也是历史、社会、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中国更像社群主义、集体主义，每个个体都要服务于社会，都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都要承担社会义务。

代表西方“灯塔”的美国是由简单朴素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主导的。在这里，个人不能依靠政府，甚至不能指望社会，根本上是依靠自己。防疫就是一件极为个人的事情，每个人对自己负责。这与市场经济一般，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认为，只要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每个人都希望在疫病之下保全自己个人的性命安全，那么“看不见的手”就会发挥该发挥的作用，让大家自觉行动起来抗疫。集体的抗疫自然就会带来社会的安全。

但如本文前面描述的“外部性”问题——疫病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会造成“市场失灵”，使得社会集体防疫不可能发生。

在这个情形下，政府就必须站出来，履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对“失灵的市场”进行必要干预。在中欧、北欧及“转型”国家，政府有这样的意识，民众有这样的期望，因此可能还好。但在个人主义主导、野蛮生长的美国，则人们不会依赖政府，根本上只会依靠个人（以及有限的社会团体）来防疫。

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人们容易把一切都认为理所当然，还对中国制度产生怀疑。其实中国制度来自中国文化，具有特别强的集体性、社会性、权威性、服从性。在防疫抗疫这样的问题上可能是个优势，因为社会更有可能一致行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维护老弱病者。“公共卫生安全”是一种集体意识、社会责任和利他主义——戴口罩的目的不仅是保护你个人的健康，也是保护长者、弱者的安全。由于我们自己就身处这样的社会，有可能当局者迷，让我们反而看不到这种西方所看不到的集体精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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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COVID-19全球疫情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共事件。传染病本身就有巨大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研究价值，而在全球化之下，疫情在各国的快速传播及爆发，使得我们可以透过不同国家的应对进一步了解各国的制度、文化、历史差异，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自身，绝对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

疫情之下，笔者接连用多篇文章比较中西（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制度、文化差异，一些文章看似观点有相似，但切入点略有不同——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笔者的观点，即中国的抗疫就是中国特色的呈现。我们不用去辨说中国抗疫模式的优劣，但可以承认，中国特色的抗疫来源于中国历史形成的社会、制度、文化与价值。

今天写到这里。笔者也继续笔耕，与大家共同见证、解析这一历史事件。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