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让邪教给毁了？号称全球第7发达国家，韩国的另一面！

除了南极洲，人类居住的大洲全部被病毒“攻陷”，超过100个国家发生疫情，中国以外累计病例已经达到2.5万人，死亡近500人。

不过，其中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可能就是韩国了。

但韩国疫情防控，原本做得还是不错的。

今年1月19日，一名35岁的中国女性乘坐中国南航航班抵达韩国仁川机场，因为高烧被隔离，第二天上午被确诊。

这是韩国第一例新型肺炎患者。

韩国迅速做出反应：在机场就开始严格筛查，并且陆续开始要求中国公民填写健康状况申请表，禁止到过湖北的人员入境等等。

直到2月中旬，韩国确诊病例还只有50来例，也就是说，每天新增平均是个位数，其中，11—14日连续几天都没有新增。和同期的日本，新加坡相比，韩国还要好一些。

但随后，韩国疫情一下失控：如今，确诊病例累计已经高达7382人，死亡51人。

韩国人口（5100万）规模，少于浙江（5850万）。而浙江目前累计确诊病例1215人、死亡1人。

也就是说，韩国疫情严重程度大概是浙江的五六倍。

让韩国疫情防控前功尽弃的，要数邪教新天地会。

韩国新天地会（拥有20多万信众），在2月下旬，爆发了内部严重传染。

这些信众在感染后，常常隐瞒自己的行踪，加大了政府追踪管控的难度。目前，韩国约有2500个感染者是新天地会成员。

其实，韩国邪教团体非常多，甚至有中文期刊2013年就指出，要抵御韩国邪教渗透。

而在另外一方面，2012年，韩国宣布，正式成为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人口超过5000万）。此前，满足条件的只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6个国家。

也就是说，韩国是全球第7个发达国家。

邪教遍地的发达国家？

似乎总有点不协调。

正像历史上反复证明的，苦难会使人趋近宗教。

韩国人均GDP很高，但很多人却身处困苦之中。

前段时间，韩国电影《寄生虫》成为了奥斯卡史上首部非英语最佳影片。但电影里的景象，却实实在在发生在韩国最繁华的首尔。

BBC曾采访过一些住在半地下室的居民，其中有个31岁的年轻人，叫作吴基喆，从事物流工作。

他居住的半地下公寓，缺少阳光，屋内湿气严重，霉菌滋生，半地上的窗外有人抽烟吐痰……

（网友在Reddit网站上贴出来的半地下公寓真实状况）

狭窄的卫生间比客厅地面高出半公尺，他刚搬进来的时候，小腿曾经撞上台阶，手臂也经常被水泥墙面擦伤。

卫生间里没有洗脸台，天花板也很低，洗澡时只能叉开腿站立，降低自己的身高，以防撞到天花板上。

除了忍受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隐患：水灾。

每年夏季七月左右，首尔进入雨季。

一旦连日下雨，雨水就会灌进他们的家中，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当，一场雨过后，全打了水漂。

半地下公寓的居民，整天提心吊胆。

（首尔暴雨，半地下公寓居民正用水桶往外舀水）

因此，很多半地下公寓居民不敢装修，更不敢添置新家具和电器。

韩国国土交通部2018年统计，在首尔，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总共有23万户。

（《寄生虫》的取景地首尔麻浦区阿岘洞，首尔半地下室较多的区域之一）

没有人想住在半地下室里，但这是很多人别无选择中的选择——因为它便宜。

数据显示，首尔的半地下室公寓平均月租金是54万韩元左右（约3150元人民币），而韩国20多岁的上班族，平均月薪为200万韩元（11820元人民币）。

在租房之前，还得交一笔保证金，相当于我们的押金，但金额比押金高出很多，甚至可以多达月租金的十倍。

BBC报道指出，过去十年，韩国35岁以下的上班族，仅房租就需花去一半的月薪。

首尔生活成本也非常高。根据美世人力资源顾问公司（Mercer）公布的2019年《环球生活成本指数调查》，首尔排在全球第4位。

如果想要搬到条件更好、能够享受阳光的地上公寓，租金就会成倍增加。

在首尔，租住一个80平米左右，设备齐全的公寓，每月需要花费130—160万韩元，也就是7600到9400元人民币，这样的公寓，保证金更是高得离谱。

搬离半地下室，回到地面居住，是奢望，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居住在半地下室。

买房，更是想都不敢想。

2019年，首尔的平均房价折合人民币约5万元/平米，买一套80平米的公寓，要400万元。

（2019年韩国首都圈住房平均售价）

以韩国工薪阶层平均年薪363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1.65万元)计算，不吃不喝，12.23年才能买上一套。

实际情况是，韩国人首次购房的平均年龄为43岁，而中低收入者，这个数字则是56岁。

这意味着，勤勤恳恳工作大半辈子，才有可能在退休之前，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如今，居住在首尔半地下室的青年，就有近50万之多，占到了青年人口的两成。

在首尔不少地方，富人和贫民的住处紧密共存，一段山坡，几个台阶，连接了彼此，更隔开了彼此，那是一段难以逾越的阶层距离。

住宅代表着阶层，如果你出生在半地下室，很可能，你将长期甚至永远居住在那里，“逆天改命”艰难得就像是童话故事。

半地下室，成为了韩国这个发达国家繁荣背后的一道疤痕。

（首尔贫民窟九龙村）

但，半地下室并不是最底层的住所。

还有很多韩国人蜗居在考试院、屋塔房、塑料棚……这些条件更差的地方。

拿最常出现在韩剧中的考试院举例，这个中文听上去像是考试机构或是辅导机构，其实是韩国廉价出租房的另一种形式。

考试院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起初是专门提供给考生准备应考和寄宿的房屋。

有一种说法是，韩国人靠考试改变命运，除了被韩媒比肩为“死刑”一考定终身的高考，还有公务员、警察、律师、教师等国家考试，以及LG、三星、现代等大企业的入职考试，任何一个考试都可能改写一个年轻人的命运。（这可以看我过去的文章《比肩死刑的韩国高考：少数成为贵族，剩下的沦为牺牲品》，点击标题就能阅读）

考试院的房子都很小，放上一张单人床和书桌之后，就基本挤满了，空间狭小到人只能蜷缩在床上。很多都没有窗户，卫生间和厨房公用，房间与房间之间用胶合板墙隔开，隔音效果奇差。

就是这样，考试院租金也不便宜，月租在25万至65万韩元(人民币1460-3796元)之间。

所以，考试院对于手头不宽裕的年轻人，有更大的吸引力。

每一个小小的个隔间里，都住着希望凭借努力过上更好生活的年轻人。

27岁的金知颖，毕业于清州师范大学的她，为了考取教师资格证，就在首尔露梁津一带租住了这种考试院房间，每月房租是2400元人民币。

她所报考的社会课教师，需要通过5门考试，一门不及格，就要全部重修。她每天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怎样通过每一门考试，才不会辜负这么多的房租。

如果幸运地通过考试，教育厅会统一分配岗位，提供四大保险，工资大概会从每月200多万韩元（相当于12000元人民币）慢慢提高，生活就“上岸”了。

然而，教师资格考试每年的录取比例是20:1，如果是语数外这样的学科，竞争更加激烈。

她已经失败过两次了。

这其实是普遍现象，住在考试院里的人都很拼，但竞争却极为残酷。

（金知颖租住的考试院单间）

韩国考试院还是低收入人群的避难所。

近年来，越来越多贫穷的学生、“首漂”、破产的中年人、老无所依的老人、残疾人、农民工……都聚集在此。

资料显示，韩国登记在册的考试院超过11800个，其中80%集中在首尔，占到了首尔除住宅外居所的68.7%，若是算上无证经营的，长期居住在考试院中的人有几十万之多。

据调查，韩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有近50%都生活在贫困中。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租住在考试院中，过着独居生活，无人照料生活穷困，最后悄无声息地在这里死去。（这可以看我过去的文章《除了工作，只有自杀：养老靠自己的社会，正在韩国预演》，点击标题就能阅读）

据统计，2016年韩国独居死亡的老年人超过1200名。

（居住在考试院的老人）

住在考试院和半地下室的人，为了生存都拼尽了全力，年轻人期盼着通过考试改写命运，老年人希望用年迈的身体扛起生活的重担。

然而事实却是残酷的，光明的未来常常只属于富裕阶层。

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家庭动向调查》中，按收入高低划分五个档次，从第一到第五档，收入依次递增。

从上图可以明显看出，第一档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9.5%，而第五档高收入群体却上涨8.6%。

这意味着，韩国国内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同时，还有不断加剧的阶层固化。

阶层固化最为明显的现象之一，就是韩国进入“拼爹”“拼妈”的时代，而不再拼勤奋和努力。

“2030（20—29岁）勺子阶级论”近些年在韩国年轻人中广为流传，他们按照父母的年收入以及家庭背景，从高到低依次分为金勺、银勺、铜勺和土勺。

“勺子阶级论”印证了韩国社会阶层代际相传的特性，出生决定命运，父母的阶层地位，就代表着孩子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人脉资源甚至最终学历等。

如同《寄生虫》导演借穷人之口说出的那句话：“钱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

对于阶层跃升，韩国人普遍悲观。

2015年8月，韩国一份名为《对阶级上升阶梯的国民认识》的调查结果就显示，每10名国民中有8名（81%）认为“即使努力，阶层上升的可能性依然很小”。

越是二三十岁的年轻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对此越是悲观。

阶层壁垒如铜墙铁壁难以打破，出身普通的韩国人，终其一生的努力，也只能维持在中下阶层，很难再向上流动。

努力不一定能带来光明的未来，这种无力和悲观的情绪蔓延在整个韩国社会。

所以，韩国出现奇奇怪怪的宗教团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是，无望的底层原以为自己得到了救赎，却不知道会被另一个漩涡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