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面子，他当众杀死亲生女!” 11年后一件大事，改变了中国几亿人的命运，影响至今...
疫情期间，四川护士赵英明和丈夫蒋昊峻的故事给宅在家中的人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和温情。故事的发展犹如连续剧：先是丈夫在妻子出征湖北时承诺——妻子平安归来，他便包下一年家务。后是丈夫给妻子直播在家中的各种忙碌情景……等到赵英明凯旋归家，发现丈夫居然瞒着她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代劳”。
在残酷的疫情面前，赵英明夫妻之间的“撒糖”互动中不乏幽默，尤其是“四川男人‘耙耳朵’”的梗，着实让人忍俊不禁又心生温暖。
时间总惹人感慨。很难想象，就在四川，81年前，为了面子，父亲当众杀害亲生女儿却被视为无罪；再往前数20年（1919年），21岁的赵五贞因反抗包办婚姻自杀而亡……近百年间，中国女性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当我们笑谈一对中国寻常夫妻在不寻常时刻的趣事时，也别忘记一部事关重大的法律于70年前的5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1950年4月16日公布，5月1日实施。图源：人民日报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新型婚姻制度，不仅为婚姻登记机关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更是为之后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强的法治基础。
为什么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会是《婚姻法》？
文丨关山远
编辑丨王乙雯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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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面子，他当众杀死了亲生女
1945年夏天，女大学生沈宝媛在四川成都郊区听到了一个恐怖的故事：父亲当众杀害亲生女儿。
沈宝媛就读于燕京大学（当时内迁成都办学）社会学系，1945年，她来到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做田野调查，翌年她写下了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2017年，四川籍历史学者王笛以沈宝媛的论文作为核心资料，写出了《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沈宝媛的论文与王笛的新著，均重点收录了“亲父杀女”的恐怖故事，后者还将其作为全书之开篇。
图为沈宝媛毕业论文的封面图源：沈宝媛《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论文，1946年
杀人者名叫雷明远，是望镇的一个佃户。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当地“袍哥”的副首领，江湖上的“副舵把子”。【注：在四川的哥老会成员被称为袍哥。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云南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他那被自己亲手杀害的女儿叫淑清，读了几年私塾，待字闺中。那时候，淑清情窦初开，认识了一个来家里做裁缝的男青年。人们无从知道他俩的关系究竟到何种地步，但一时间却流言四起，“有人甚至还在传说着他们曾干过不名誉的事”。雷明远听说后，勃然大怒，喊打喊杀。两个可怜的青年被吓得躲到成都城中的裁缝父母家里，雷明远便带着他的“袍哥”兄弟，将这两人押解回乡，在家里绑上绳子后，又押往河边。
《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报告中记载了恐怖的场景：
“年轻的一男一女被绳绑着走在前面，第二个跟着的是拿着枪的父亲，第三个是拿着蜡烛、纸钱，哭泣着的雷大娘（注：雷明远的妻子，淑清的继母），随后跟着的是社团中的几个兄弟。”
“临刑之前，父亲说了：‘大女，没事就不要回来啊！’‘是。’父亲又说：‘不要回来把屋头弄得乒乒乓乓的呵！’‘是。’‘你要报仇就去找那个害你的，不要找我！’‘是呵。’年轻的女儿依然埋着头硬气地回答。”
“嘭的一声开枪了，先被打倒在河里的是那个男孩，紧接着的第二声便是女子也被打下了河，街坊中有两个好心的在叫了：‘能救起人来的，我愿意给钱，我愿意给钱。’‘请大家做做好事罢！’然而，在河里跳下去的两个弟兄，反而把女孩的头更死命地往水底压着，他们好像对死者有宿怨一般，河水急急地奔腾着，冲走了这一对人世间的怨男怨女，这一对旧礼教所淹埋的可怜虫！”
在今天的年轻人眼中，这个恐怖的故事简直匪夷所思，但此事却是当年真实的存在。更恐怖的是，此类残酷的私刑，在当年却无人质疑。沈宝媛写道：“没有人感觉到这事的过分严重，他们觉得这种处置是不容非议的，没有人想到雷大爷是犯了刑事案。”“望镇的‘袍哥们’对于女人们的观念是看得非常严格的，他们不喜欢地方上比较有自由思想的女人，浪荡的女子那更是他们的眼中钉……”
雷明远杀女一事，发生在1939年，民国已成立28年。今人说民国，总会提起那些敢爱敢恨甚至爱得惊世骇俗的女子，譬如萧红、丁玲、陆小曼、张爱玲、董竹君、张幼仪、林徽因……但在她们耀眼的光环之外，却有着无数沉默的无法反抗悲剧命运的女性，譬如雷淑清。
实际上，民国是一个精英群体与普罗大众如油水分离的年代。精英群体寻求自我解放的同时，普罗大众仍在延续千年的封建制度惯性之下挣扎呼号。中国封建制度的一大可怕之处，就是对女性的压迫，她们脖子上套着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毫无自主地位。
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最为典型：一个勤劳、善良、质朴的女性，被暴力逼迫改嫁，丈夫死后，只能靠未成年的儿子才有在家族中生存的合法地位。儿子夭折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只能再出来做下人，却被人视为“不祥”。她用自己的血汗钱，去庙里捐门槛，试图要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孽”……可悲的是，祥林嫂并不知道，真正的罪孽源是黑暗的封建制度。
2
赵五贞的悲剧，激怒了青年毛泽东
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当年5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婚姻法》公布后，毛泽东曾讲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婚姻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的切身利益，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
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基层工作人员在街头书写宣传婚姻法的板报。
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新中国“伟大预演”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第一批法律法规中，也有“婚姻法”。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11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翌日，毛泽东与项英、张国焘签署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暂行婚姻条件的决议指出：“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
毛泽东这两次在签署自己名字的时候，肯定想起了一个人：赵五贞。
赵五贞也是一个悲剧女性。1919年11月14日，21岁的新娘赵五贞在花轿内割喉自杀，震动了长沙城。赵五贞知书识字、性情温和，是个好姑娘，却死于封建包办婚姻。当年夏天，同街吴家向赵家求婚，吴家主母以悍恶著称，吴家公子已年过三十，又是二婚，赵五贞愀然不乐，但她父母贪图吴家丰厚聘礼，许下了这门婚事。出嫁前，赵五贞心事重重，家人虽有所警觉，母亲姐嫂满身搜查，却遗漏了绑腿，那里藏着赵五贞准备好的刀子。花轿快抬到吴家时，轿夫发现轿内鲜血淋漓，赵五贞已割喉自杀……令人愤懑的是，赵五贞入殓后，地方检察官硬于棺木上贴一“吴赵氏”的封条。
此事激怒了青年毛泽东，从11月16日到28日，他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连续撰文10篇，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社会之恶。《毛泽东年谱》上收集了这10篇文章的标题，分别是《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
图为1919年11月湖南《大公报》发表的毛泽东《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图源：中国青年网
毛泽东认为：赵女士自杀，是由于“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他怒斥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传统的婚姻制度弊端：“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毛泽东大声疾呼：“全中国的青年男女诸君！你们都不是些聋子瞎子，眼见着这么一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就应该惊心动魄；有一个彻底的觉悟。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迫，不能利诱的！”
彼时的毛泽东，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愤怒青年”了，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来思考中国社会问题。1939年，毛泽东在陕北时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世界”的理论，也是人的解放理论。没有妇女解放和进步，哪有人类解放和进步？中国妇女不解放，又何谈中国人的解放？
这是理解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为何是《婚姻法》不可忽略的背景。
3
宣传贯彻《婚姻法》并非易事
1951年12月22日，轰动山西的杀妻案主犯靳书田被枪决。
靳书田时任赵城县（1954年与洪洞县合并为洪赵县，今为洪洞县赵城镇）四区区委书记，此人胆大心细、办事利索，前途一度被看好。但他在担任领导职务后，见了世面，开始厌倦比自己大三岁的老婆刘奎女。但刘奎女不肯离婚，靳书田害怕被说成陈世美而耽误前途，于是起了杀妻之心。从案件过程可以看出，此人心机缜密，反侦察能力极强：他当天从区政府到了基点村，先伪造了自己不在场证据，然后潜回自家所在的高崖村。走了五十多里地，可见其脚力甚健。杀妻后，靳书田还在村里书写了反动标语，扔了三颗手榴弹，又连夜返回基点村，把杀妻案精心伪装成一起反革命杀人案。当时县公安局抓了七人，决定先枪决五人，临刑前夜，参与侦办此案的山西省检察署副检察长金长庚独持异议，坚持要再做调查，使五人免于一死。金长庚亲下高崖村，细察案情，最终将真凶靳书田抓获。
此案在当时影响极大，山西闻喜党史网写道：金长庚受到中央检察署通报表扬，还被洪洞人民誉为“金青天”。此案也成为新中国《婚姻法》贯彻实施宣传中的反面教材。
《婚姻法》是对旧中国社会盛行的包办婚姻和干涉婚姻自主旧制度的彻底否定，对封建习俗构成了颠覆式冲击，可想而知在当时背景下贯彻执行之难度，有些农民甚至抱怨“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1951年9月26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10月下旬，最高法、最高检等19个单位派人组成《婚姻法》执行情况中央检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历时两个月的检查，结果如何？相关资料写道：“华北及山东等老解放区执行婚姻法的情况较好，但在华东、中南、西北等新解放区，特别是边远地区，贯彻婚姻法很不够，包办婚姻和早婚现象仍严重存在，童养媳陋俗、蓄婢纳妾的恶习还有保留，妇女被虐待或因婚姻问题自杀、被杀的现象仍然存在。”
1953年4月2日，北京被服厂第四缝纫部是贯彻婚姻法的试点部门，青年李作斌自由恋爱的故事作为正面典型以连环画的形式被广泛宣传。
这个检查结果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求集中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央还明确指出：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从人们思想中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关于婚姻问题方面的封建意识，需要有“长期的、细致的、耐心的工作”，而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所以，工作方法是，一方面开展宣传和执行婚姻法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对一般干涉婚姻自由和有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干部群众，以批评教育为主，但对极少数虐待虐杀妇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分子，则须依法惩处——靳书田无疑属于依法惩处的一类。
1953年3月，是“全国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除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完成土改的地区外，各地都把贯彻实施婚姻法作为这一个月的中心工作，轰轰烈烈，家喻户晓，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社会动员的强大能力。
1953年3月22日，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宣传贯彻《婚姻法》游园大会，两名青年在观看宣传小册子。新华社发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开展的宣传中，《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白蛇传》等倡导自由恋爱的文艺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延续千年、看似坚不可摧的陋俗，却被新中国的强大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一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曾是封建婚姻制度的“铁律”，然而，评剧电影《刘巧儿》中一句石破天惊的唱腔，瞬间成为时代最强音：“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诚如毛泽东自豪之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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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个理解新中国的最佳角度
1959年11月，第一批13台国产的东方红拖拉机开进黑龙江省，欢迎仪式上，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驾驶着东方红拖拉机开在最前面，她的这张照片随即红遍中国。1962年，第三套人民币发行，一元券正面的“女拖拉机手生产图”，就是梁军。
梁军资料图片图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梁军本人，堪称新中国女性独立自主故事的最好代言人：1930年，梁军出生于黑龙江省明水县，小小年纪就被父母作为童养媳给卖出去了，1945年黑龙江解放，1947年土改，梁军也获得解放，摆脱了童养媳的命运。她努力争取到了德都萌芽乡村师范学校学习的机会，1948年2月，黑龙江从苏联进口了一批拖拉机，在北安举办拖拉机手培训班，分配给萌芽学校三个名额，梁军第一个报了名——培训班七十多个学员，只有她一个女生。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新中国开垦北大荒，梁军驾驶拖拉机驰骋在的原野上，筚路蓝缕，不知疲倦。后来她考上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与同学王佐之自由恋爱、结婚，一生恩爱。昔日的童养媳，如今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梁军的故事说明：广大妇女要真正获得解放和提高社会地位，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早在1919年，毛泽东评价赵五贞悲剧事件时就指出：妇女解放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独立，“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鲁迅先生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说：“梦是好的”，然而，“钱是要紧的”，在没有经济大权的情况下，寻求解放的女性，即便出走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婚姻法》给妇女解放赋予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娼妓制度被取缔，社会痼疾得以扫除，妇女以主人翁的姿态广泛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她们的聪明才智被极大地释放出来。著名作家老舍曾撰文《最值得歌颂的事》：“今天的青年姑娘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她们健壮、美丽、勇敢，什么也不怕。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听到她们的笑声。在千古积雪的天山下，在人迹罕至的深林里，我们都能遇到她们，或骑着骆驼去勘探地下的宝藏，或短袖轻装搜集动植物标本。在北京的大街上，女警察在扶老携幼穿过马路、指挥交通……我们今天的妇女的确不但什么都能干，而且什么也能干得好！”
同时，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取决于她们的文化素质。毛泽东认为：“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在上世纪50年代的全民扫盲热中，妇女是主力：妇女识字班、夜校比比皆是，扫盲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深入人心，在短期内改变了中国文盲大国的历史，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随之来到的，是中国女性对政治的积极参与。1954年9月，时任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农业合作社副社长的申纪兰，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在今天的贵州省息烽县堡子村，有一个特殊的“半边天文化陈列馆”：1955年，堡子村《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一文被收录在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并为该文题写了 “这篇文章不长，容易看，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 的编者按。之后，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建设的“燕子工作组”时指出：贵州堡子的妇女提出“男女同工同酬”，你们今天的行动就是在践行同工同酬，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了！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一个新世界的豪迈宣言，这也是一个理解新中国的最佳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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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70年间，新中国《婚姻法》经历了1980年和2001年的两次修改，见证了社会进步，又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在今天，妇女解放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无论是家暴还是女大学生就业，仍然提醒人们：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尚需努力。
来自全国各地的60对新人在长江三峡截流纪念园参加集体婚礼。
70年过去了，漫长而又短暂。套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名言“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70年来，中国的女人多次变化、多次被塑造，曾经性别模糊，如今回归多姿多彩。
70年后的今天，这个艰难的春天即将过去，无论是赵英明所代表的驰援武汉的女性医护人员，还是被制作成“门神”形象的李兰娟院士，都在重申：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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