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好日子”论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作者 :张志坤 2018-10-20 20:44:36 审稿人 : admin 围观 : 次 评论
前些年有一首歌曲很流行，歌名就叫《好日子》，里面唱到，“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这首歌借用老百姓的名义来断定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今天”代表现在，“明天”代表未来，“太平”就是深度与持久的和平。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上升到理性与哲学的高度，有中国学者将其概括为“战略机遇期”。老百姓说它是难得的“好日子”，专家学者说是战略机遇期，我们中国躬逢其盛，于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哲学命题就破土而生，这是当代中国最突出的理论建树之一。通过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从而开辟一条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崭新的发展道路，这难道还不是大好、特好、从来未曾有过之好的“好日子”吗？
无独有偶，不但很多中国人自己这样认为，甚至连西方外国著名的政治人物也持相同的观点立场。据报道，前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采访时说，“他们（中国人）日子过得太好也太久了（They lived too well for too long）”，并且他还补充说，他们（指中国）认为美国人很愚蠢，但“美国人不蠢”。
笔者以为，特朗普这段话有两层涵义：
其一，中国人过了“好日子”，而且还过得“太久了”
特朗普也认为中国人过上了好日子，这一点同上述《好日子》歌曲的讴歌与中国专家学者有关战略机遇期的阐述高度耦合，双方达成了“高度共识”。
其二，这种状况令特朗普极不满意，他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所谓听话听音，特朗普说中国人的好日子过得太久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今后不会再有好日子，不能再和平发展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然，有关“战略机遇期”以及“和平崛起”等学说是一个完整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秉持这一理论体系的人坚信，人类已经迎来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各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高度融合，因而一切都需要“合作”，一切都只能“合作”，世界各国都通过“合作”来实现“共赢”，过去那种靠暴力手段打败乃至消灭对手，或者通过残酷斗争打赢对方的事情早已经过时了，今后将不复存在了。
尽管上述说法言之凿凿，但是，我们发现，现实世界仍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正在满世界地挥舞制裁与打压的大棒，正跃跃欲试地要对一些国家动用军事打击手段，对“共商、共建、共享”并不感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及这样的“好日子”会不会受到冲击甚而中道崩殂呢？
窃以为，这完全是有可能性的，理由如下：
第一，分裂、对峙与冲突仍然突出存在，并成为当今世界的显著特征
当今人类社会究竟处在怎样的历史时代，我们应该对这个历史时代做出怎样的形势判断，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战略问题，是大国尤其是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战略决策的基础。
有人提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即“一个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第四轮经济全球化正向我们走来”。也有人说，这其实就是“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实质的两种不同描述。
众所周知，经济生活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在经济领域果然能够实现“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一体化”，那么上层建筑也必然要照此趋势发展。政治当然不能例外，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相关联的必然是政治全球化、一体化，按照经济全球化的逻辑，各国政治走向全球化乃大势所趋，人类融合乃大势所趋，中国也必然要融合到全球经济体系和世界政治体系当中。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演绎下去，其结论必然导致普世大潮涤荡一切、压倒一切，从而也就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空间。
与此同时，在中国还有人提出，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多极化世界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代表世界的未来前途，中国正在努力推动世界的多极化发展。
上述两种观点在中国都甚为流行，都居主流地位，具备强大的指导意义。但笔者以为，这两种观点从逻辑上看，互相之间又严重冲突：如果讲“全球化”，那就意味着各国正在走向融化、统一化，经济、政治都是这样；如果讲多极化，那就意味着世界正在出现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分化、裂化，各极就要各行其是、各有各的“道”了。经济上一体化，政治上多极化，显然，这两者南辕北辙、互相冲突，难以在逻辑上兼容，也不能在理论上相合，但滑稽的上，上述主张全球化的人，又正是那些极力鼓噪多极化的人，真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做到理论上的自洽。
事实上，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人类历史上的发展有急有缓、有快有慢，有的时候形成浪潮，有的时候看起来销声匿迹，这是波浪式前进的一种反映。但是，各国之间联系密切并不能概括为“化”，更非什么“全球化”、“一体化”。
尤其重要的是，在看到当今世界各国密切联系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当今世界的另一种面貌，也就是世界的另一面，这一面是什么呢？这一面就是分裂、对峙与冲突的一面。放眼全球，现在的世界比冷战时期还不太平，对抗广泛存在，旧的对抗没有化解而在继续延续加深，如俄美对抗，巴以对抗等，同时新的冲突又四处蜂起，全球多地战火连绵，浑不见尽头与出路，许多国家、许多民族陷入激烈动荡的水深火热之中。
一面是联系的加强，一面是对抗的加剧，这两者一正一反、一阳一阴，犹如魔道之争，今后将是魔高一尺还是道高一丈呢？
情形真的不容乐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正在操纵、主导世界走向对抗，集团政治、冷战思维在美国的大资本政客集团中得到进一步加强，美国正在用各种手段撕裂世界，正在全球各地挑动和发动各种各样的冲突与战乱。这种表现尤其体现在东亚和西太平洋，自从美国开始搞全球战略重点转移实施“亚太战略”以来，中国周边的形势就跌宕起伏、日甚一日，发展到现在，中美之间已经呈直接军事对抗的态势，表现为两国的军舰飞机正越来越多地玩猫鼠游戏，从而导致这个地区对抗能量日益积累而不是化解，危险持续积聚而不是在消散，照此光景，终有失去平衡打翻坛坛罐罐的那一天。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世界是不但一些人所指望持续和平、永久和平无影无踪，而且中国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也很有可能蜕变到岌岌可危的程度。
第二，和平的力量并不大于战争的力量
战争与和平，这是有关战略全局的又一个基础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边缘小国可能无关紧要，但对大国而言却直接关系国家的大政方针。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全球形势的估计相当严峻，把世界战争的危险看得十分严重。正是建立在这样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当时中国才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基本战略，并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建立广泛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那时的中国经济总体而言相当于战备经济，经济建设在满足国民生活和准备战争之间找平衡，以准备战争为重心，这同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模式基本一致。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中国的对全球大势有新的基本判断，这个战略判断是，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和平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
正是建立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当时中国果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发展战略，将国家与民族的主要资源与精力都投放到经济发展建设上来，中国的经济地理重心也因之再次回到东南沿海，资源、人才、技术如地陷东南一般地向东南倾斜，虽然后来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的发展战略，但东南倾斜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甚至都没有缓解。
在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经贸联系日渐密切的基础上，“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和平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的理论得到深度发挥阐释，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两个主题论”。关于这个论断，笔者在《中美关系缘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一文中已有所谈及，不再赘述。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两个主题论”的指导下，一个时期里中国对战争的估计十分轻微，军方著名人士曾在环球时报撰文称，当今中国的安全环境十分宽松，战争的危险微乎其微。可以说，当此之时，中国差不多全民族都处于霓裳羽衣、暖风习习的温柔乡中，国民经济以经济建设中心，以GDP为最高准则，国民生活需求完全压倒了战争准备，在一些精英与资产人士的心中，甚至堕落成发财致富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程度。
但是现在，任何有识之士都已经充分意识到，战争危险正日渐严峻地向中国逼近。现在已经到了要重新考量到底是和平的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还是战争的力量大于和平力量的时候了。这其中，一个要害性的问题是现如今的美国对发动战争的冲动有多大，如果当今全球霸权就是战争力量，那么，世界的和平力量大于这个战争力量吗？
笔者以为，现如今危险恰恰在于，战争的力量可能已经大于和平的力量，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与海湾战争时期初露端倪，在阿富汗战争与前南斯拉夫战争时期得到进一步验证，而在正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对中国而言，危险具有同样的性质。自从美国施行“重返亚太”战略以来，美国就针对中国制定了著名的“空海一体化”的战争预案，并按照这个预案进行全方位的准备，进行了多层面的军事预演。但相对而言，中国的准备则迟钝懈怠，就在美国全力以赴进行“空海一体战”这个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准备的时候，中国仍然死抱着那个“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陈旧咒语不放，而同战争相关的国民经济动员与精神动员根本就无从谈起。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当时写下了《当代中国能否经得起战争的检验》一文，虽然流传甚广，但丝毫无关乎痛痒。现如今中国有关战争的学说究竟是怎样的逻辑，是否还继续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圭臬，人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任何人再继续断言“和平的力量大于战争的力量”，那可要相当小心了，虽然我们还不能断然认定战争的力量已经大于和平的力量，但至少可以说，和平的力量并不大于战争的力量了，这将给中国的“好日子”和战略机遇期带来的致命危机。
第三、利益冲突大于共同利益
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是什么，这是有关中美关系核心要害问题。
早在冷战时期，中美两国在战略上就走的很近，基础在于要共同对付咄咄逼人的苏联，简单地说，就是有共同的敌人。中国人不能不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前苏联垮台解体，这其中有中国的一份功劳，至于功劳大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上述的战略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但一个时期内惯性犹在，美国所进行的全球战略大扩张仍然需要中国的“合作”，并且美国还指望社会主义大失败能够在中国继续上演。在这种双重诉求下，美国方面乐见继续发展同中国的联系，而中国则继续把美国当做对外开放的主要指向，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全面关系，先后设计了中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性合作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蓝图，可惜总是胎死腹中，不为美国所接受和认可，而美国方面所推出的“中美国”以及“战略再保证”、“利益攸关方”等名目也没有为中国所接受。所以，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的情形是，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持续发展，达到空前的高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核心基础却不知根在何方，中美关系如水上荷叶一般，身世浮萍雨打沉，一会儿前南使馆被炸了，一会儿南海撞机了，一会儿军舰对峙飞机对抗了，等等，搞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当然，对于这些事情，有的中国人很疼痛，有的中国人很快乐，有的中国人则用“韬光养晦”来解读开脱，总体而言，借用一句流行语说就是“痛并快乐着”。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专家”“学者”们绞尽脑汁为中美关系挖掘基础寻觅出路。在挖掘基础上，他们先后论证了“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理论和“把中美两军关系建设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理论，一个“压舱石”，一个“稳定器”，说起来十分唬人；在寻觅出路方面，则弄出来著名的“管控”学说，他们认定中美之间没有战略结构上的矛盾与冲突，双方只有一些“分歧”，而这些“分歧”完全可以进行有效的“管控”，并且中美之间建立的多达几十上百个交流沟通渠道管道，“管控”这么一点点“分歧”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上述这些学说之所以一个时期在中国铺天盖地一般流行，那是因为这些学说建立在一个惊天动地战略判断的基础上，这个著名判断就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彼此之间的分歧”，因此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别无出路”。按照这种说法，大有中美关系华山一条路的意境。
但是，现在，中美两国还是“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吗？
中美贸易战以及特朗普集团对中国所进行的日渐凌厉的全般攻势正在从根本上粉碎这样的神话。坦率地说，自从美国将中国确定为主要战略防范对象以后，所谓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说法在客观上就已经宣告死亡，什么“压舱石”、“稳定器”都不管用，都不能起死回生了；发展到美国把中国定位于只要战略对手，昭告世界要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全面战略斗争已经打响，标志着中美之间已经开启了全面而深刻的冲突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有谁鼓噪什么中美两国还是“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那简直就是弥天大谎。实际的情况是，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路线纲领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远远大于共同利益，并且照此发展趋势，未来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将近乎于零，所剩下的大概仅仅是需要共同防范北半球被月亮撞击的危机或者外星人消灭地球的危险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有怎样的“好日子”，又面临怎样的战略机遇期呢？
现在，特朗普已经表现出要终结中国“好日子”的强烈冲动，而中国清华大学著名的阎学通教授说中国今后将迎来冷战后最好的“战略机遇期”。正所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无常、陵谷相替、沧海桑田！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正在我们面前愈演愈烈，未来究竟是特朗普的“好日子”还是中国的“好日子”，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究竟还能持续多久，笔者心怀美好的期待，所以，虽然五音不全唱歌走调，但还是愿意哼唱着宋祖英的《好日子》入睡，但愿“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咱们享受永远的盛世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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