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一个人，毁灭一个帝国！
文 | 刘梦龙
安德烈耶娃女士去世了，今天的人恐怕对她很陌生，但在三十年前，这位女士曾经风云一时。1988年，化学老师安德烈耶娃给当时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她对当时苏联在宣传，教育，思想等方面的乱象进行了批判，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表达了她的不满与忧虑，这封信就是著名的《我不能放弃原则》。
这封信激起了许多人对当时苏联乱象的不满，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反而苏共中央却如临大敌。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由宣传负责人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发动全部宣传机器对这位普通教师展开举国围攻，以此来维护戈氏改革的权威。然而可笑的是，不到三年，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这些苏共领袖才是真正的叛徒，他们亲手葬送了苏联，自己也没落得好处，只留下一片狼藉。
即使在几十年后，安德烈耶娃的公开信仍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芒，这封信不仅仅是对当时苏联，也是对上个世纪开始整个东方阵营社会与思想乱象的高度概括。从对本国历史的否定开始，直到对本国制度的全面否定。对过去领袖与英雄人物的疯狂抹黑，对西方世界的一味迎合美化，对马列意识形态的全面放弃，以自由为名的造谣与污蔑横行，正义理性的声音却被掐住喉咙。整个教育与文艺宣传领域充斥着混乱与恶意并迅速向社会，特别是年轻人蔓延。
各种抹黑和质疑苏联领导人、军队和历史的场面在1988年已经公开出现在苏联街道上
安德烈耶娃所描绘的一切，这种开门揖盗，自掘坟墓式的社会乱象我想大部分人并不陌生。而可笑的是，这种自掘坟墓般的乱象，其根源和最有力支持者又往往来自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中心，而本该应战的思想、文化与宣传部门却在其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苏联的灭亡确实像是一个慢性病人在江湖游医的蛊惑下，胡乱吃药导致的猝死，而庞大国家机器毁灭是从脑死亡开始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高领袖主导了对一个按组织原则发表自己意见的普通党员的全面批斗，而历史马上就证明了到底谁才是正确的，这可笑又可悲。然而，当苏联这样的庞然大物走向末日时，只有安德烈耶娃这样无权无势的普通党员站出来，却任凭自己的国家机器掌握在叛徒的手里。这种正义与邪恶力量的不对等，是极不合理，却在东方阵营普遍存在的。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党羽无疑是彻底的两面人，国家的敌人，但他们却高居权力中心。反而忠诚的安德烈耶娃和他们的权势相比不值一提。事实上，安德烈耶娃和戈尔巴乔夫还有主导围剿他的雅科夫列夫差不多是一辈人。他们都经历了惨烈的卫国战争，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正是借着卫国战争造成的青年干部严重损失，才有机会走上仕途直到飞黄腾达。而更年幼的安德烈耶娃，她的父兄都死于列宁格勒之围，由母亲抚养成人，长大后靠奖学金完成学业，成为一名普通化学教师。
相比被苏联所成就，最后却毁灭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等人，更应该仇恨苏联的普通党员安德烈耶娃却凭自己的良知站出来，成为这个国家，这个政党最后的一声怒吼。苏联的灭亡虽然有积弊，但让两面人上位，叛徒掌握核心大权的无疑是重要原因。我们以戈氏的亲信，宣传负责人雅科夫列夫为例。他几乎从不掩饰自己反动观点，早在七十年代主持宣传工作期间，就因为反苏亲西方的言论被赶出苏联政治中心。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主管宣传的苏共高层领导，他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深造，在立场问题暴露后，又被派遣到加拿大当了十年大使，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他几乎是扮演了戈氏和西方的牵线人这样一个角色，利用西方资源为戈氏提高声望造势，因而从龙有功，得以回到苏共权力中心，主管全国宣传，并不出意外的成为苏联最卖力的掘墓人之一。
苏共二十大后，随着赫鲁晓夫等人先后靠非组织手段上位并以否定斯大林为开端，苏共的理想信念已经不复存在。而苏共内部，政治斗争又最终形成了一套只进不出，最大限度保护失意官僚的机制。至此，苏共已经失去了排毒的能力并沦为养蛊的温床，失意官员如雅氏的死而不僵，以至于他的政治流放更像是一种进修。而当局势变化时，他与西方的深厚关系又反而成为一种政治资源，让他更进一步。可以说，雅科夫列夫之流的上位，就是典型两面人的胜利。
当然，雅科夫列夫反应的问题远不止于他个人。文教宣传领域的沦陷是整个东方阵营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苏共日益的官僚化，劣质化，表现的最明显的就是宣传机器。苏联官方的媒体日益沦为起居注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失去公信力，和群众的实际生活与真实存在的问题脱节，而文艺创作者更是和国家离心离德，最终成为推墙的主力军。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或者说决策与用人失误那么简单。就像雅氏一样，虽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曾经在物质力量上拥有和西方相抗衡的力量，但在经济和民生领域以及延伸的精神领域，长期是不如西方的。这种暗藏的弱势一开始被军事政治上的强势所掩饰，但久而久之就暴露出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半，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传统受西方影响的后发国家，又不自觉的回到历史上的以西为师。
这种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重新把西方放在文艺宣传等方面领先乃至导师的位置。国内的传媒理论，教育体系开始照搬西方，用西方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用西方的课程教育自己的学生。就像雅氏这样掌握核心权力的高官也一样到西方留学作为深造，这种精神上的一面倒，不仅来自经济差距导致的理论滞后，更是长久以来文化弱势的总爆发。而这最终成为了用东方阵营自掏腰包为西方培养代言人，主动权把舆论主导权交到西方手里。
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苏联年轻人
东方阵营宣传体系的崩溃，固然可以看作宣传与实际发展水平脱节，在西方经济优势面前的自行垮塌，但在队伍建设上也有着根本性缺陷。如果我们要形容东方阵营的宣传理论队伍和创作队伍，那么用一句温室里的花朵来形容恐怕不过分。
就像苏联确实把宣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革命年代，这个部门往往是最富有战斗力的，而革命成功后，堕落速度又往往是最快的。知识分子在后发国家的革命队伍里本就是宝贵的财富，尤其是文艺工作者。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匮乏在后发国家是普遍性的。在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要对一切能统战的力量进行统战，但胜利后又往往形成了自己的力量远不如统战来的力量水平高，数量多的局面。就连少数自己培养的骨干精英也很快转移到更重要的岗位上，脱离了创作，又加剧了局面的失控。实际上，无论苏共还是中共，革命时期宣传部门的强大，都和革命领袖本身的超高水平有关，而他们的精力一旦分散到国家建设中去，宣传领域就开始逐步变质。
在革命年代，能支撑创作队伍与敌人抗衡的意识形态核心来自两点，革命的理想，现实的疾苦。而随着政权稳固，干部队伍官僚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带来理想信念的丧失，而专业宣传队伍最终成为新的文艺贵族。在精神退化的同时，一方面是官方文艺贵族者享受着超出一般国民的待遇，却脱离社会实际，把主要精力放在个人事业的进步，乃至创作之外。
一方面是这些群体又被赋予了特权，成为和西方文化接触的第一线，本身他们又和西方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
整个东方阵营官方所领导的作家队伍也好，艺术家队伍也好，最终成为一种尴尬存在。他们能看到权力，但掌握不了核心权力。他们和人民群众脱节，感受不到民间的疾苦，却能第一时间看到西方的繁荣，而西方又不介意向他们伸出橄榄枝。而由于历史上对宝贵知识分子的保护，中外发展差距下他们现实处境的尴尬，为了争取这些人，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都对他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资源倾斜。
而革命队伍官僚化的直接体现就是斗争性的下降，尤其是这类部门又成了失意官僚的绝佳归宿，从勃列日涅夫上台开始，苏联体制最终形成了政策上的极度照顾与迁就，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免死机制。这些人无论发表什么样反动，错误的言论，多数都是采取安抚，结果就造出了拿官方薪水的创作者打自己国家的耳光，一边从西方拿葡萄，一边从东方拿枣子，吃里扒外却步步高升。
事后来看，这些人的行为可以说是愚蠢的。他们存在的意义恰恰来自他们热切反对，急于推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后，作为推墙急先锋的苏联宣传体系和作家们的下场绝大多数是悲惨的。当西方实现了自己目的，他们几乎是同时被西方和叶利钦政权所抛弃。而长期依附于官方的他们又没有实际的创作能力，更拿不出乱世里能生存的真本领，只能走上末路。
女诗人德鲁宁娜是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改革”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90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时，她不顾年迈，前往白宫对叶利钦表示支持，当时她觉得叶利钦是“正义与善”的体现者。她曾认为在白宫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见《真理报》1992年4月7日）但是这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迅速消失了，她很快觉得一切不是应有的样子，周围的生活难以忍受。她发觉最高苏维埃只是一个空谈的场所，在那里根本无所作为，便毅然决定退出。她目睹国内出现的混乱状态，开始为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她的情绪变化之急剧，甚至出乎她的许多朋友的意料。1991年11月21日，在“八•一九事件”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她就服安眠药自杀。
……
诗人叶夫图申科在“八•一九事件”中非常活跃，曾在白宫大门前朗诵题为《八月十九日》的诗，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八•一九事件”后又带领人马到苏联作家协会夺权，接着又向莫斯科当局控告传统派控制的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说它“帮助亚纳耶夫夺权和搞政变，并为这次政变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要求查封其办公大楼。他在这样做时，对于苏联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关心的。在苏联眼看就要垮台时他公开宣称：“过去曾经被称为苏联的东西最后在地理上是什么样子，采取什么国家形式，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
……
“改革”年代的红人柯罗季奇1986年他被任命为《星火画报》主编后，立即扭转了办刊方向，称自己的刊物为“独立的刊物”，带头取消了编辑部的党组织并撤掉了封面上的列宁勋章，把这份一直比较有影响的画报变成了诋毁苏联革命和建设、为“改革”造舆论的主要工具之一。
……
新的当权者在进行旨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各项改革时，根本不关心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生存和发展。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文学被抛到“野蛮的市场”上听任它的摆布，而当局不闻不问。……许多作家发现，如今虽然没有了政治审查，但是出现了市场的审查。凡是不合市场要求的作品，都在被排除之列。作家只有服从市场需要去创作它所要求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才能被接受而得到发表的机会，给他们带来名利；不然他们的作品就会遭到冷落和排斥，只好锁进抽屉里。……文学的市场化，使作家像当年列宁所说的那样，被迫重新“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他们不仅社会地位大大下降，而且生活也失去了可靠的保障。出书难成为一个困扰作家的大问题。有思想有信念的作家出不了书，依靠文学创作维持生活变得非常困难。（以上引自张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的思想状况和某些人的反思》）
无论如何，这些被精心豢养的社会主义笔杆子反而成了国家最不共戴天的敌人。这种情形又从宣传蔓延到教育，毕竟两者是脱不开关系的，进而从上层延伸到下层，实现了西方过去办不到，如今却轻而易举能达成的目标。最终腐蚀带来了大厦的垮塌，以至于当苏联灭亡的时候，不是砰的一声，只是噗的一声，还不如一个屁。
历史宣判了一切，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之流带来的不是救赎而是自杀，一如俄国的自杀传统。而愚蠢的何止是这些推墙小卒，他们背后的首脑主谋也没落得好下场。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雅科夫列夫都没有保住权力，除了一地鸡毛一无所获。说到底，这些党棍也是苏联的依附品，脱离了党组织，他们自身的才能也不过如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解体后的新贵们铺路，哪怕是这些人曾经他们根本看不上。从这个角度说，苏联的解体是一场愚人所导演的愚行，愚不可及的队伍以狂热冲向自己的末日，顺带毁灭了一个帝国。
苏联的悲剧有很多原因，甚至很大一部分基于是俄国自身的国情，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与历史传统。但苏联末期的情形也确实在广大社会主义国家里带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愚行即使在今天也不曾消亡。而在这愚行中，安德烈耶娃发出的声音被映衬的更加闪耀。英雄每从屠狗辈，当国家和社会走向混乱的时候，肉食者们往往不如群众的目光更雪亮。直到今天，圆圆之流已经式微，却还在竭力叫嚣着。而此时，我们更加缅怀这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并记住她曾经发出的声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斯人斯言，于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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