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北宋的魏征,敢拽着皇帝不放,却也因魏征的性格害了自己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这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所创作的诗,而这首诗也成为了创作者寇准一生命运的写照,登上位极人臣的相位,却也也如同站在危险的悬崖边缘上。
公元989年,寇准被提拔重用。而这一年发生的一件事,几乎所有的正史、野史都不会遗忘这一幕。有一天,寇准奏事殿中,对朝政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起了猛烈的抨击,正所谓忠言逆耳,可寇准的忠言几乎是声嘶力竭、刺耳锥心,导致坐在龙椅上的太宗皇帝实在听不下去了,气得要回内宫,但他的龙袍却突然被寇准拽着不放,非要太宗听他把话讲完才放他走。
寇准一生不乏大胆出格的细节,但这一次可能是最出格的,一个臣子竟敢揪住一个天子不肯放手。此时,旁边的大臣都为寇准捏了一把冷汗,这寇准不是在找死吗?但寇准无疑是幸运的,像寇准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走运。
在北宋开国时,太祖赵匡胤曾于殿中为继位者勒石为戒,第二条戒律就是“不杀士大夫”,北宋历代皇帝基本上都恪守了这一底线,无论天子多么震怒,只要不是谋逆造反,就不杀。事后,宋太宗不但没把寇准怎么样,甚至还十分赞赏寇准的执拗,说出了一句名言:“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从此寇准就被钦誉为北宋王朝的魏征,在太宗的智囊团中占有更显赫的地位。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寇准继续游刃于一把双刃剑中,在仕途上依然一路走高。
在公元990到994年这段时间里,北宋朝廷判处了两桩贪贿案,一个是拥有赃钱数以千万计的王淮,但对他的处置很轻,仅仅只是杖责和降职。是个人都明白这王淮有背景、有靠山的,他是参知政事王沔之弟。
另一个是情节较轻的祖吉,他受贿的钱比王淮少得多,反倒被处以死刑。寇准觉得这太不公正了。他知道这是王沔在幕后操纵,而王沔是深得太宗赏识、参与国政的副相,若要扳倒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寇准也深知绝非易事,很可能还没有把他扳倒自己就先被打倒了,但若不把他扳倒,又怎么能给天下一个公正的交代?
淳化二年(991年)的春天发生了一次大旱。古人认为天灾都是天数所致,每有天灾,天子必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这给了寇准一个机会,他借天人感应之说,指出此次大旱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公的警告。太宗一听又不高兴了,谁又愿意遭受天谴呢?他生气地转入禁中,左思右想,又觉得寇准绝非一个信口雌黄的人,这样说必有根据。
于是,他又召问寇准:“你觉得朝廷的刑罚怎么不公?”寇准说:“请圣上将二府大臣都召来,我再当面解释。”当王沔等人上殿后,寇准便把王淮、祖吉两人的案子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问:“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公吗?”王沔原本是“聪敏善辩”之人,当寇准讲出事实真相时,他已无法抵赖,两条腿像筛糠似的发抖了,而太宗一瞪龙眼,他的两腿登时一软,咕咚一下就跪倒在地上,连连磕头谢罪。太宗宽仁,虽然没有杀他,只是将他贬职,但他却也不得好死,没过多久,“以暴疾卒,年四十三”。这是《宋史》对其命运的最后交代。
一般而言,年轻而登高位,需要沉住气,但寇准却偏偏没有沉住气,没多久,他便与知院张逊发生了明争暗斗。明争是寇准的性格,暗斗却是张逊的特长。张逊比寇准大二十多岁,论年纪是寇准的父辈,论资历是寇准的前辈,他在太宗还是藩王时,便是藩邸的亲随武臣,太宗登极后,又把他放在最高军事长官的位置上,看重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忠诚。
以寇准的聪明,应该可以看出天子的心思,但他的性格导致他最看不起这种人。宋代的枢密院,是朝廷的最高军事机关,以武职晋升的张逊,对朝廷“以文驭武”的国策自然也心有不甘,对士人出身的寇准也看不顺眼。每次议事,他俩都会吵一次架。寇准虽是文人,却是武人的性格,直来直去,而张逊一个武官,却是一根肠子弯弯绕,加之这么多年的官场经验,对那套官场的心术手腕自然是熟能生巧。一次,寇准与同僚温仲舒一同骑马走过大街,一个疯子忽然冲了过来,拦住他们连呼万岁,恰巧又被一个巡逻的武官看见了。张逊听说此事,马上唆使那巡逻的武官上告。那疯子拦住的明明是两个人,但张逊的矛头却直指寇准。太宗将两位枢密一起召来了。此时,要是寇准说清事实,完全可以冷静地等待天子的裁判。但寇准却一点也不冷静,竟然与张逊在天子面前相互揭短,又吵起来了。太宗在盛怒之下,索性将两位枢密一起罢免,张逊被贬为一个养老的闲职,年轻气盛的寇准则被逐出朝廷,以左谏议大夫出知青州。
事实上,太宗至还不想把寇准这样一棍子打下去。据史载,寇准被贬青州后,太宗终日闷闷不乐,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到了第二年九月,寇准又被太宗召回京师,拜参知政事,这已是名副其实的副宰相了。至道元年(995年),寇准又加给事中。这样一来,寇准在担任参知政事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与宰相分日知印、押班,共同商议军国大政,形同左丞右相了。
此时的寇准只有三十四岁,一个人到了这样的境界,应该特别低调和谨慎,然而寇准却依然高调,依然以大手笔书写他想写的历史。至道二年(996年)七月,太宗将在汴京南郊祭祀天地。按例,每次天子祭祀天地之后,都要格外开恩,晋升一批官员。而从这次祭祀天地的安排,到人事安排,都是寇准主事。祭祀是天大的事,人事安排则是比天大的事更高度敏感的事情,关乎每个官员的仕途前程。寇准干啥事都是大手笔、大刀阔斧,在这次大规模人事安排上他打破了论资排辈的游戏规则或潜规则,有的官员被破格提拔,甚至连升数级,有的则是明升暗降。他这样安排人事,倒也没有什么个人的私心与野心,用现在的话说,他完全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来考量的,他提拔重用的都是他心中的国家栋梁之材。
当晋升官员的大名单公布后,一时间人声鼎沸,但几乎所有人都惊呼意外!此次人事安排虽是重新洗牌,却又不是按牌理出牌,寇准的倾向性也实在太明显了,凡是被寇准引荐的、看好的官员,几乎都得到了提拔重用,而被寇准疏远的官员则受到了排挤。
太宗知道后,额头上惊出了一层冷汗,赶紧把宰相吕端等人召来询问。现在的问题是,寇准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对朝廷甚至对皇权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威压。一个人拥有这样大的权力,又有一种如此强势的性格,那还真是难以制衡。事实上,这才是一个天子高度警惕的。从政治家的标准看,太宗皇帝无疑比寇准更接近一个政治家的形象。他想到了不是自己在位时大权旁落,而是为未来的皇帝、他的儿子赵恒考虑,知子莫如父,对这个儿子性格上的软弱他再清楚不过了,而一个软弱的新主,很可能被某个权大势大、性格又特别强势的大臣架空。谁来辅助未来的皇帝?如果有两类人可供选择,一类是吕端这样的人,一类是寇准这样的人,以太宗的智慧,他只能选择吕端,而又必须把凌驾于吕端之上的势力排除,就这样,寇准被罢黜的命运被一个天子决绝的念头决定了,并且,这一次,太宗决不是一时冲动罢黜寇准,而是以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将寇准排挤出权力中心,改给事中,出知邓州。
可以说,在太宗一朝,寇准在想出头,很难了。但历史并未让寇准的历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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