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全球南方文学何以突围西方文化霸权？
编者按：什么是当下全球南方文学的一般状况和普遍的历史生产条件？“全球南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对传统的“世界文学”概念构成什么样的挑战？它又与昔日“第三世界文学”有着何种承继关系？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日益变得重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被视作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在这个宏大的世界历史观中，中国文学研究者也有责任对全球南方文学的生成、性质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必要的说明。
本文以“非洲文学”作为观察“全球南方文学”的一个透视点，并尝试提出初步的“时势”判断：当下从南方生产出来的文学依然需要来自北方的命名，南方作家彼此缺乏了解和共同语言，以及南方读者不阅读南方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南方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北方的文化霸权。南方国家的文化资本市场并没有足够力量改变现状，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文学”中的大众文艺运动或许是激活南方文学的真正历史力量。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5年春季刊，“全球南方的文化难题及其未来”专题，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蒋晖】
一、非洲文学研究中的时势判断
国内的非洲文学研究目前还偏重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产生非洲文学的历史条件有所忽视。
这里所谓的历史条件包括非洲文学的现代起源、生产机制（指作家的生产、作品的出版和发行、文学经典化等），非洲文学在非洲读者中的被接受情况，非洲文学的反思意识（指文学理论和批评），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及第三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等。后面的这些问题常常被看作文学的外部研究领域的问题，因此被“内部研究”主导的研究方法所忽视。这样的忽视必然带来一个后果，即中国读者只能对非洲文学略知一二，却难以在碎片化的知识中窥见非洲文学的历史全貌。
事实上，在非洲文学研究中，如果缺乏一个从外部观照的视角，任何具体的文本细读、作家研究都不会走得很远。我们承认，读者对于非洲文学的认识来自几部他/她所热爱的作品，而非洲文学研究的价值最终体现在确立一套由少数作品组成的非洲文学经典，依靠这个经典谱系来完成对非洲文学历史的整体评价和把握。问题是，形成这样的经典系列只能依靠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两者缺一不可。
今日的中国非洲文学研究者缺乏的不是对某一部作品细节的感知，而是这份感知背后可以依托的厚重的历史意识。我们的研究者已经具备分析文本细节的能力，但是许多这类研究的做法很像自然科学，被研究的对象总是孤立和静止地处于历史地平线之外，而与其生成环境缺少关联。这样的研究缺少的是问题意识，研究者并未仔细思考如下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非洲文学？为什么要研究这部作品？我们想提出什么问题？那么，什么是问题意识呢？问题意识就是研究者看到一部作品背后隐藏的整体社会历史关系时所产生的研究目的和阐释意图。它超越内部研究的局限性，使得作品的解读向着其生成的历史敞开。
举例而言，目前国内发表的研究J.M.库切（J. M. Coetzee）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 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的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中国学者在问题意识和所阐发的作品意义方面没有独立想法，几乎全部承袭西方的观念，采取完全的拿来主义态度，而我们所做的就是贡献一些局部的细读，以证明西方对库切和古尔纳的理解和阐释是正确的。
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这些研究中，核心的阐释观念是“开放”“多元”“流动”“全球性”“身份”等。我们的学者并没有对这套西方用来阐释移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的基本模式提出任何批评，而是以此为立论之本。比如，我们可以见到研究古尔纳的这么一段话：“‘家’所蕴意的地方感、熟悉感和群体认同遍布世界各地，‘故乡’不再是固定的地理坐标，而是抽象的符号，赋予身份以流动性和全球性。古尔纳意在传达，地方与世界早已不是单纯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是彼此构建，它们共同塑造了兼具地方和全球的新的后现代身份范式。”这种叙述在库切和古尔纳研究中是包打天下的立论套路。
学人姚峰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对非洲文学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问题殖民”的看法。他说：“‘问题殖民’使中国非洲文学研究难以挣脱西方设定的研究视域和知识框架，沦为以非洲为‘假想物’的西学翻版，难以独立开掘重要的研究议题，导致中国学人主体性的弱化。”我完全同意姚峰的观点，尤其赞同他的“西方生产的非洲文学理论再历史化”的倡议。他指出：
如此学术训练和生产更造成第三世界学人丧失了处理具体文学经验或者将文学研究从抽象理论中解放出来并重新语境化的意识和能力。有必要提醒学界的是，这些表现为抽象话语的后殖民理论是在生机勃勃的历史事件和思想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在此意义上，所谓抽象理论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未必抽象，而是学术思想与历史演进互动博弈的产物，也是西方学界对于历史危机做出积极回应和鲜明问题意识的产物。进而论之，抽象性未必是后殖民理论本身所预设的内生属性，而往往是第三世界学人受特定的历史政治潮流裹挟而赋予甚至强加给这些西来理论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理论在“旅行”中发生的“变形”，而是由作为接收方的第三世界知识主体的“误读”或理论惰性而来。
去除“问题殖民”的桎梏、卸掉理论惰性，在非洲文学研究中形成我们自己的洞见并非容易之事业，也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路就是将非洲文学作为全球南方文学中的一个构成整体加以理解，在这个整体中，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应该构成重要的参照。然而，中国文学的经验并不是唯一的参照，也不是最终的参照，因为它也需要通过理解其他南方文学的经验以更好地理解自身。南方文学中的每个个体价值不应该只呈现于它和西方文学的关系之中，而要呈现于它与南方文学的整体关系之中。这或许就是姚峰建议的再历史化的一个方向，也唯有如此，才能产生南方文学自己的问题意识，摆脱西方对我们的说教。
一切有意义的文学研究都始于对所研究的文学场域做出的时势判断。“时势”这个概念是汪晖在研究“20世纪的概念”时提出的。在他看来，人文历史中的时间概念与物理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人的历史中，有意义的时间并不总是指向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状态，而是指向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可能性状态，它是未完成的、开放的，是将要来临的生活的时间标记。这种时间因此只存在于人的历史行动之中，它首先体现为一种历史意识，进而体现为在此意识指导下的行动所创造的一系列现实。而汪晖所谓的历史意识就是行动者对于自己所处的时势的研判，这是规划将采取的行动的基础：
正由于此，20世纪的概念并不只是一个分期概念或时间刻度，而是历史行动者对于当下时势的把握、对于行动根据的判断，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都在这种剧烈的历史意识的变迁中重新组合。如果世纪概念标志着一种霸权性的普遍时间概念的诞生，历史行动者用世纪作为界标的努力也同时表现为对于推动这一时间概念普遍化的霸权力量的抵抗。世纪这一西方时间概念是在时势这一传统范畴内获得其内涵的：世纪的霸权力量究竟是什么？是船坚炮利？是政治制度？是文化形态？是生产方式？是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这一连串的追问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战略。因此，在其诞生的时刻，世纪概念对当下性的关注和非目的论的性质区别于通常的时间概念。
在汪晖看来，真正的历史意识来自时势判断。借用这个见解，我们认为，若在非洲文学领域产生自主的问题意识，要依靠对非洲文学的状况做出时势的判断。对某种文学做出时势的判断就是判断这种文学的性质、它发生和演变的历史、与其他文学之间构成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系在未来的变化趋势。非洲文学是一种后殖民文学，还是一种南方文学？
这是时势判断中的根本问题，它涉及对非洲文学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形成的复杂历史关系以及此关系未来发展趋势之理解。今日的非洲文学在作家的生产、文学语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非洲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非洲文学研究的机制等方面都依然受到前殖民国家的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把控，在此意义上，它只能算是后殖民文学；除了非洲文学，其他南方地区的文学也处于西方的文化帝国秩序之中，南方并没有一种文化机制来与之抗衡。
在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南方文学世界的兴起？南方各个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否将更加紧密？南方自己的文学市场会不会出现？南方文学界是否能发展出一套符合南方社会历史特点的艺术审美标准？这些问题正在等待中国和南方其他国家的文学研究者们去思考，我们思考的结果和付诸的行动关乎南方文学的未来。南方文学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出现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形成时的起点。
1 2 3 4 5 下一页 余下全文二、南方文学的一般状况
我们今日对非洲文学所做的时势判断必然与既往有很大不同，也必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原因是，世界正处于西方的全球影响力衰退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之际。在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全球南方无疑成为令人瞩目的一股政治力量，中国在促进这股力量的形成中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习主席在俄罗斯喀山召开的“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中的讲话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
2024年3月，中非百位智库学者在坦桑尼亚的海滨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共同发布《中非智库关于深化全球发展合作的共识》（即“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呼吁国际社会本着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开放共赢、共同繁荣原则深化发展合作，增进知识共享、思想共通和文化共兴”。
中非智库论坛现场
文学世界的权力关系不可能自己发生变化，因为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离不开全球资本流动和民族国家体系，只有后者发生了变化，不同国家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才会找到新的位置。
因此，“‘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为全球南方文学场域的出现创造着条件。南方国家如何在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中加强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创建共同的南方文化、南方思想和南方现代文明模式，则是人文工作者的历史任务。对于非洲文学研究者而言，开创性地构想一种“文学的南方”和“南方的文学”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历史意义的工作。
今日的非洲文学依然处于后殖民文学的发展阶段，它的南方文学身份朦胧不清。如果以1930年代出现在法国的“黑人性运动”（Negritude）为非洲现代文学运动的起点、以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后的文学作为非洲现代文学形成的标志，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非洲文学的反帝反殖属性，非洲现代文学的精神是由泛非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浇筑的。不幸的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政治和经济依然摆脱不了前宗主国的操控，这导致了非洲并未在独立后迅速崛起。
1970年代的作家虽然依然有着强烈的反帝精神，但主要的精力投向对国内政治的批判上，许多杰出作家因此流亡海外，依靠西方的各种体制的支持继续批判国内政治，这间接地导致非洲文学精英对西方的依赖，非洲文学也再次被西方文学“收编”，成为世界英语文学和世界法语文学的一部分，进入了后殖民的文学状态。全球化运动进一步加强了西方文化资本对于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的控制，尼日利亚学者加布里埃尔 · 阿布姆贝（Gabriel Abumbe）便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新殖民主义的批评者看来，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以资本主义或全球化的形式表现自己，主张需求和供给力量的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全球资本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依赖于文化帝国主义。这是一个使本土人民的文化和品味看起来低于帝国主义者的系统。在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管理者、基督教传教士和人类学家是改变本土人民方式和西方文化落地的主要工具，其本质是创造对现代服装、教育、宗教及西方文化其他方面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创造转化为对西方产品的需求，这在实证上是这些国家成品市场扩张的支柱，也是西方与发展中世界之间不平衡贸易关系以及依赖综合征制造的基础。
换言之，随着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文学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得愈加不平等，我们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文化领域的“南北问题”。“北方”和“南方”是冷战之后的一对新术语，它替代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以“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不平衡的发展阶段”来描述全球化时代中不同地区的差异。这对概念在政治经济领域被广泛地使用，然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却鲜有论者。但是，如果看看南方文学的萧条和北方文学的昌盛，这种巨大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同一个现象。
当北方主宰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理论”和“价值观”时，其也掌握了制定世界文学等级的标准。全球南方并没有设立“全球南方”的文学奖项，南方作家仍然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布克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等西方奖项作为最高成就。西方的承认会给南方作家带来巨大的国际声誉和可观的经济利益；全球南方文学批评也没有自己的理论语言，学者们以能用英语在西方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为荣，但这种“国际化”表象后面付出的却是“民族语失症”；更重要的是，南方文学在南方缺乏自己的读者。南方读者了解的现代文学的经典几乎都来自西方。
总而言之，欲对非洲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学者立刻能看到展现其眼前的是一个不平等的文学世界。对非洲文学进行时势判断，就是描述北方和南方文学的双重结构以及探求南方文学的自我确立之路。
下面我想粗略地描述一下南方文学的几个基本状况。伟大领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读者”是文学艺术的首要问题，这个提法可以被看作南方文学理论中的第一原则。我们尝试以“读者问题”来描述现阶段南方文学的现实危机。全球南方的读者一般是不阅读彼此的文学的，他们基本是北方文学的读者。北方文学一开始就是世界文学，不光被北方读者，也被南方读者阅读。南方读者在阅读了北方文学后，就更觉得自己的文学一无是处，于是南方文学便更加无人阅读，而南方作家也便因此勉力为北方读者写作。文学世界中的不平等的南北关系就此建立起来了。我们因此可以说：现阶段的南方文学是没有自己读者的文学。
我们下面使用三个例子描述南方文学的现状。
第一个例子，我们知道2021年被称为非洲的文学年，因为非洲作家获得了几个重要的西方文学奖项，即旅英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南非作家达蒙 · 加尔古特（Damon Galgut）以小说《承诺》（The Promise, 2021）获得了英国布克文学奖，达维德 · 迪奥普（David Diop）以《在夜里，血都是黑的》（At Night All Blood Is Black, 2020）获得了布克国际文学奖，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 · 姆布加尔 · 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以小说《男人最隐秘的记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 2021）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非洲作家几乎在2021年获得了最重要的西方文学奖，所以那一年就是非洲文学年。
《在夜里，血都是黑的》书封
非洲作家获得国际文学奖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得到了西方读者的承认，这种承认也使非洲文学得到了一次命名的机会。那么这一年过去之后，非洲文学是不是又回到原先无名的状态了？我们认为，与其将2021年称为“非洲文学年”，不如称为“南方文学中的北方系列年”。在南方文学中，有极小的一部分得到西方的承认，进而得到南方的承认，比如古尔纳的作品，这类作品属于南方作品的北方系列。这个北方系列就是南方文学的指代。我国非洲文学研究界研究的非洲作品也主要是这个北方系列的作品。
加尔各特和古尔纳就是这个系列的新的卓越代表。古尔纳出生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20岁以后逃亡到英国生活，成为被北方救赎的南人。加尔各特正好相反，他是白人，祖辈来到南非生活，因为他在作品中写尽了异化的感觉和漂泊无根的心情，是被放逐到南方的北人。这两种人构成全球化时代南方文学的北方系列作家群—流亡作家、移民作家、离散作家，他们代表南方作家频频获奖。非洲文学存在与不存在，跟非洲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能不能进入北方的视野有关，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普遍的南方文学状况。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余下全文第二个例子是对古尔纳获奖之后的南方旅行的考察。他先后去了中国（2024年3月）、印度（2023年1月和2024年1月）、南非（2022年11月）和尼日利亚（2022年11月），我们不妨将这些旅行称为“南方之旅”。我们先看一下其旅行情况。
古尔纳在中国见到了莫言、格非和孙甘露等著名作家。但他的作品一夜之间被卖出2万余套（11万本），还是因为他登上了董宇辉的带货直播节目。这是非常商业化的一个活动，这种活动在古尔纳的全部南方之旅里是唯一的一次。他在其他地方参加的基本是文化节，文化节在非洲现代史上一直是重要的增进非洲作家彼此了解的方式，研究非洲文学不能不研究非洲文化节，因为它是非洲文学话语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相较而言，带货直播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完全外在于非洲文学或者全球南方文学生产的历史。
古尔纳在董宇辉直播间
古尔纳的著作在中国一夜的销售量也许是非洲大陆若干年的销售总和。这个数据说明的是非洲文学的繁荣还是危机？如果一个非洲作家的著作没什么非洲读者看，相反，因为获奖而在国际图书市场卖得火爆，这难道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吗？这不正好说明，这个作家是为隐含的国际读者写作吗？一个不为非洲读者写的非洲作品如何能成为全球南方作品呢？
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大多被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所控制，过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将非洲文学的整体挡在了全球南方之外。全球南方文学作品转化为文化商品而在南方流通是今日的现实，这个现实如果不加以改变，即全球南方文学的接受全部由市场主导，那么，全球南方的文学的共同体意识就不可能形成。
日本学者宫本正兴在《日本的非洲文学研究—现状与问题》中说，“日本的非洲文学研究，介绍工作……绝大多数依靠商业新闻界的援助”，包括讲谈社颁发非洲文学奖（诺玛奖）也是出于商业营利的目的。白乐晴在描述韩国对第三世界文学的译介现状时也指出，其动力在于商机，不在于全球南方文学家和读者互相了解。古尔纳的南方之行似乎又一次印证了日本和韩国学者的担忧。
古尔纳在中国和中国作家交流时，能看出他在努力寻找共同语言，而这唯一的共同语言对他而言就是郑和的东非之旅。他数次提到了郑和，以强调中非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而和他交流的中国作家似乎对非洲知之甚少。他们避免直接谈论古尔纳的作品，永恒的苦痛和乡愁成为双方交谈的话题，中国和非洲在反殖斗争中所建立的关系被双方都忽略了。
在印度，法拉赫 · 卡图恩（Farah Khatoon）对古尔纳进行了采访。这个采访的内容同样大而化之。卡图恩询问了古尔纳写作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古尔纳在西方写作是否受到什么压力，这个动荡的世界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古尔纳的回答中规中矩，但是，他还是在众多大变局的事件中特别提到了苏联解体，却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讨论，仿佛政治是一个只能点到而止的话题，否则，会给双方带来麻烦。
在非洲的几次旅行，古尔纳明显像是换了一个人，从他说话的语调、身体的从容姿态和所谈内容，都能感到，非洲是他的家乡。“回家”是他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话题。在尼日利亚，他说，我在流亡之后重新回到非洲，第一站就是尼日利亚。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这里，有种回家的感觉。他还说，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一个作家是索因卡，即尼日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随后，提问者就开始详细询问他是如何在英国这个异域之地开始写作、得到了什么帮助、主要受谁的影响，如何一步步地取得了成功，提问者明显对古尔纳的“回家”的话题不感兴趣，这样的提问反映了尼日利亚知识界对于古尔纳的普遍好奇：作为一个南方作家，你是如何在北方成功的？
在南非，古尔纳获得了极高的礼遇，被约翰内斯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他在约翰内斯堡大学的演讲主要谈论的是根植于非洲现代史中的离散经验，这个话题在听众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在开普敦的演讲，他选择了“重读”南非作家彼得 · 阿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的作品。“重读”带有明显的象征色彩，“重读”是他对文学的理解：他关于自己家乡的故事的实质是“重读”，因为他早已离开了那片土地，他依靠着学术研究、访谈和记忆，重新阅读和想象东非的历史和现实。“重读”代表了他与故乡无法缩短的距离，但也代表了无法割舍的关联。
在综合考察古尔纳的南方之旅之后，我们形成如下的印象：他的回归南方的事件是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与其说是激活关于南方的想象，不如说是对于北方的再叙述。我们不禁要问：全球南方文学意识能在这种交往的模式中增长吗？古尔纳的“重读”—依靠记忆、距离、疏离感—能作为南方文学主体构建的一个方式吗？全球南方的主体历史应该如何建构呢？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非洲出版业的状况。这个问题我在《从“民族问题”到“后民族问题”—对西方非洲文学研究两个“时代”的分析与批评》一文中有所涉及。在后殖民时期，非洲各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很小，非洲自己的出版业萎靡不振、图书销售渠道无法抵达广大农村，文盲率高、中产阶级又缺乏发展条件，这些都导致非洲文学作品缺乏本土读者。本土读者主要的读物是从西方进口的图书。非洲著名出版人詹姆士 · 柯里（James Currey）曾描述了尼日利亚民间出版社穆巴瑞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在1960年代初，年轻的尼日利亚作家和富有同情心的英国出版商都认识到，尼日利亚将是西非甚至全非洲文学出版业的心脏。然而，我们却很晚才认识到我们正处在新殖民主义时代。穆巴瑞总在引导非洲作家去写有意义的题材。书印出来是容易的，要销售出去便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即使在尼日利亚，售书也不容易。所有出版邮寄的通道都是去往伦敦。非洲大陆内部的图书贸易尚未开始，况且组织完善的英国教育出版商控制了一切。当然，他们中也有好的商人，是他们的努力使得非洲作家的声名远播到全球说英语的国家。
非洲政府成立的国营公司也因为资金缺乏而步履维艰：
然而，非洲政府过分关注经济的发展，对于现代文学产业支持力度很小，这些政府认为文化就是民间创作和舞蹈，可以娱乐政客及到访的国家领导人。相关保护作家和出版社权力的法规并不健全，版权法和执行力度都不尽如人意。政府对出版的政策是压制性的，比如对印书的材料收税，比如征收纸张税，也包括征收印刷机部件税：备件、油墨、染料、化学原料、胶卷和感光盘。另外对出版和印刷工业工人的培训也不足。
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国营和私营出版业都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在1980年代推行的社会结构性转型政策的影响。这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出版业遇到更大的问题：资金的匮乏、融资的障碍、40%的银行高额贷款利息、透支、极低的书籍购买力、高文盲率（尤其在外文方面的识字率更低，而外文书籍正是各种出版社发行的重点）、不通畅的发行系统和被破坏的公共图书馆体系。这些都导致了国营和私营出版社的消失。大学出版社也同样遭遇资金不足的苦恼。
我在南非和埃及两地生活了十余年，切身地感受到西方的文化资本对非洲的控制，这是无法形成南方国家共同的文化市场的根本原因。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南非的图书市场完全商业化，这令国内的出版业处于愈加脆弱的境地。南非一家出版社（Jonathan Ball Publishers）总监杰里米 · 博雷恩（Jeremy Boraine）指出，“南非的读书市场很小，一本能卖到2 000册的小说就算是畅销书。销售量小，便导致图书价格上升”，“在南非的图书市场，货架上出售的大部分图书是西方进口书。
进口书价格本来就昂贵，加之南非货币汇率极其不稳定，因此，进口图书的价格就更显高昂”。我手头的一本南非金山大学出版社印刷的207页的学术书籍《阅读穆斯林》的售价为352蓝盾，约合人民币146元。而扎克斯 · 穆达（Zakes Mda）的一本出版于2015年的小说《小太阳》的售价为246蓝盾，按照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约为122元。这样的图书价格是南非的大众完全无法承受的。南非的图书市场是非洲的缩影：图书市场只是为少数精英提供西方的书籍，南非读者关于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的知识也主要从西方的图书和媒体中获取。南非作家和其他南方国家作家的交流都是很有限的。
在埃及这个文明的古国，图书市场比起南非更要萧条许多。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爱德华 · 萨义德（Edward Said）曾在开罗美国中学就读，这所中学坐落在开罗的马迪（Maadi）区。十余年前，在这所学校边上新开了一家现代书店狄万（Diwan）。
狄万书店
开罗的书店很少，里面陈列的大多是阿拉伯文图书，也有一些西方的畅销书。除了零星的书店，街头却常见一些流动的售书点，阿拉伯文书籍和英文畅销书摆放在三轮车上供行人挑选。在狄万出现之前，开罗图书市场死气沉沉。狄万书店创始人是三位女性，在2002年创办了这家书店。她们当时的判断是：
但我们的城市缺乏现代书店。在千禧年之际的埃及，出版、发行和售书行业因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失误而疲惫不堪。从埃及第二任总统贾马尔 · 阿卜杜勒 · 纳赛尔开始，经过安瓦尔 · 萨达特（第三任）再到胡斯尼 · 穆巴拉克（第四任），国家未能应对好人口激增，导致文盲、腐败和基础设施衰败。为了压制异议，每个政治政权都控制了文化产出。作家成为政府雇员；文学经历了多次缓慢而官僚的死亡。在埃及，似乎很少有人对阅读或写作感兴趣。在这个文化萎缩的时刻，开办书店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绝对必要。
在她们眼中，传统的开罗书店是这个样子：
在狄万之前，埃及有三种类型的书店：管理不善的政府开办的书店、特定出版社书店以及主要销售报纸和文具的小型本地商店。政府书店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常常乘出租车前往开罗市中心，那里曾经有亚美尼亚人经营的行会、意大利人经营的百货商店、希腊人经营的杂货店。我会沿着城市的主要道路旅行，这些道路都以具有历史意义的日期命名……
在市中心，我会进入像坟墓一样的书店，书架上堆满了积满灰尘的书籍。虽然有很多书架，但标识很少。每家店似乎都有一个人坐在前台，一边喝茶一边半睡半醒地读报纸。我会让他们帮助找一本书，那人会把赤脚暂时滑进凉鞋里，让开裂的脚跟压在地板上。他不会调低收音机的音量，而是费力地站起来，走在吱吱作响的木板上，荡起地板上的尘埃颗粒。
狄万书店因此按照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的理想设计：它提供舒适的阅读环境、咖啡厅，书籍则从阿拉伯文扩展到英文、法文和德文，图书的主要分类是埃及经典、社会学研究和文学艺术。三位创始人还特意在书店内设了卫生间，这在埃及是一个大胆的设计，给开罗人创造了在家庭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
这个“第三空间”连接着世界。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个书店，读者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学作品，更不用说亚洲和拉美文学作品。英文部分除了英美畅销书就是英国文学经典。狄万确实向世界敞开了一扇窗口，但这个窗口是向着西方和中东地区敞开的，对于其他地区则是闭合的。
在埃及，南方读者也不阅读南方文学。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余下全文三、未来建立在大众文艺上的南方文学
从上述三个例子，我们能捕捉到南方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那就是：南方文学需要来自北方的命名，南方作家彼此缺乏了解和共同语言，以及南方读者不阅读南方文学作品。这种隔离与失语状态的形成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20世纪曾经是一个伟大的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在反抗之中，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共同体意识：非洲的泛非主义、伊斯兰地区的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运动、1955年的万隆会议倡导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的不结盟运动。这些政治运动曾经加强了不同地区作家的交往、理解和团结。
在中国，我们从1930年代就开始了“弱小民族文学”的研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支持亚非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支持拉美早已独立的国家的后殖民抵抗运动，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亚非拉文学研究”，它的核心宗旨是通过加强亚非拉进步作家的交流，翻译这些国家的反抗和斗争文学，增进彼此的理解和支持，形成一条国际反帝反殖的文化战线。从冷战开始到1990年曼德拉出狱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条文化战线支援了古巴革命，越南革命，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革命，以及帮助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结束了残留在非洲的最后一个殖民统治政权。
在这个时期，非洲文学的发展显现了几个重大的特征：第一，非洲文学和亚洲文学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密切接触，其方式是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如万隆会议、亚非人民团结会议、四次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协会的成立、亚非作家的互访来实现的；第二，1952年掌权的纳赛尔政府推动北非和中东说阿拉伯语国家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文化交流，1968年出版发行的《荷花》文学杂志，以阿语、英语和法语三种语言互译非洲和亚洲作品，极大推动了阿语非洲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文学的交流；第三，1950—1960年代是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勃兴、民族主义文学肇始的时期。
但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没有资金投入文化出版事业，而英国也欲在文化上维持对非洲前英属殖民地的影响，英国出版集团海涅曼便推出了“非洲作家系列”，并邀请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做主编，在阿契贝的巨大影响下，“非洲作家系列”聚集了当时非洲最优秀的作家为其写作，1962—1985年，这个系列一共出版了271部非洲文学作品。非洲最重要的文学期刊（法语期刊《非洲存在》，英语期刊《变化》和《黑色俄狄浦斯》）则由美国“文化自由协会”资助，而这个协会背后的出资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期刊《非洲存在》
在上述三个杂志发表作品的作家自然也就成为“非洲作家系列”的作者。无论是“非洲作家系列”还是这些文学期刊，它们都推动了非洲作家在法语和英语之间的互译，因此，帮助非洲作家打破了彼此的隔膜，促进了他们跨国家的合作，培育了泛非主义精神。
然而，随着冷战的解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条文化战线便已不复存在。伴随着这条文化战线消失的是促进亚非拉作家彼此理解和团结的机制。当这种机制不复存在时，亚非拉三大洲的读者对于“亚非拉”文学的阅读也戛然而止，作家彼此相互了解的愿望遭受挫折。如果检讨起来，除了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南方许多国家在民族文化创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若干失误，造成南方文学和其读者的脱离。
非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法农就曾深刻地分析了非洲“民族文化”的问题，他提出，非洲民族文化的创建者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精英，异化是这个文化阶层的胎记。在西方文化里，他们感受到了异化，因此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民族主义并不是和人民结合的产物，而是出于文化的乡愁，出于要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文明的非洲的意愿，于是，这群知识分子扎到“民俗”和“阿拉伯宗教”中寻找民族之根：
尽管从历史层面看，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事业受限，但他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政治家的活动，使之正当化。的确，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时具有崇拜或宗教信仰的一面。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态度表明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冒着割断自己与人民之间绑着的最后几根绳索的危险。这种宣称存在一种民族文化的信仰，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意愿：想要热切地、绝望地回到不管是什么地方。为了确保自己的解放，躲避白人的文化霸权，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必须回到不知名的根，无论如何，让自己迷失在野蛮的人民中。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要精神错乱了，他们处于可能无法克服的矛盾境地，他们从可能陷入的沼泽中抽身，准备冒着失去身体、失去头脑的危险，不顾一切地接受、承担、证实他们找到的东西。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必须代表所有人回答所有问题。他们不仅仅变成了捍卫者，他们还同意和其他人站在一起，从今往后，他们可以坦然嘲笑自己过去的怯懦。
然而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异化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因为，非洲的习俗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民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而不断自我更新的。非洲知识分子将非洲习俗“永恒化”，这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去，证明西化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产生的革命文化的隔离，这是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异化的体现：
文化完全排除一切简单的形式。从本质上而言，文化和习俗相反，习俗始终是一种文化的退化。倘若我们想要贴合传统，想要再现已经被废弃的传统，那就不仅违背了历史，也背离了人民。当人民支持反对无情的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甚至是政治斗争时，传统的意义就改变了。在这一时期，消极的抵抗技术可能会受到强烈谴责。
法农设想的民族文化是在劳动大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形成的文化，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大众结合，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文化并为其品质的提升作出贡献。他在文章开头引用塞古 · 杜尔（Sékou Touré）的话，表达了他的这个“人民群众文艺观”：
仅仅谱写一首革命战歌来参加非洲革命是不够的，必须与人民一起革命。和人民在一起，赞歌就会自然而然出现。
要使行动真实，自己就必须是非洲及其思想的活跃成分，必须成为所有为了非洲的解放、进步和幸福而被动员起来的人民力量的一分子。在这场唯一的战斗之外，没有别的位置留给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他们必须与人民一起，被完全动员起来，投身到这场解放非洲与受苦者的伟大战斗中来。
肯尼亚作家恩古吉
法农影响了许多非洲文学家，肯尼亚大作家恩古吉就是其中之一。他从语言的角度批评非洲作家的异化感：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余下全文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作为非洲作家，一直抱怨与欧美之间的新殖民主义经济和政治关系。没错。但是，我们继续用外语写作，向它们致敬，难道在文化层面上我们不是在继续维持那种新殖民主义的奴性精神和卑躬屈膝的态度吗？一个说非洲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和一个说非洲离不开欧洲语言的作家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南非，1960年代末爆发的黑人觉醒运动继承了法农的思想，提出知识分子与黑人结合，导致了1970年代末长达十多年的南非大众文艺运动，为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文化武器。我在研究南非发生在1970年代末的大众文艺运动时，谈及这个运动的了不起的历史意义：
大众文艺运动是南非反殖斗争文学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在这场运动里，革命的能量由于政治运动的受阻而经由文学这个渠道喷涌而出，形成了发生在群众聚集之地（抗议、酒馆、节庆、丧礼、喜事）的热烈的文艺汇演形式，那些浸润于说唱艺术和爵士乐中的民间艺术家们在将反抗的政治信息与民间的艺术形式结合之后，找到了他们无比热情的听众。几乎在一夜之间，一个在南非历史上从未有的大众文艺运动拉开了序幕……它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黑人的文化自信和政治团结。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非国大执政之后并没有继续推行“人民文艺”的方针，而是减少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将文学推给了市场，使得许多艺术家只能借助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编辑文艺期刊和出版作品。摆在大多数作家面前的道路就是国际化，博取西方出版公司的赏识，拥有国际读者，这样，作家才能生存下去。于是作家们便要揣摩西方读者想看什么东西。有多少西方读者愿意看到真实的非洲的样子？又有多少只愿意看到他们想象的非洲的样子？2016年，南非作家利杜杜马林加尼（Lidudumalingani）以《我们失去的记忆》（Memories We Lost）获凯恩文学奖。
《我们失去的记忆》书封
《我们失去的记忆》是利杜杜马林加尼的处女作，用处女作战胜其他资深非洲作家获奖靠的不是作者真正的写作实力，而是对非洲落后的民俗和阴暗面的揭露。在这篇小说里的南非黑人文化似乎依然停留在中世纪，迷信笼罩着乡村，科学之光幽暗不明，个人成为愚昧的牺牲品。尼克 · 穆隆戈（Niq Mhlongo）的作品在德国受到欢迎，一个主要原因不是他写出了“彩虹国”的积极变化，而是刻画了玩世不恭、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新时代黑人青年形象，这种“提不起来”的青年类型符合了德国读者的期待视域。
这些作品确实很“非洲”，利杜杜马林加尼和穆隆戈采用了黑人口语化的表述，具备了“民间形式”，然而，这种民间形式的外衣更多是为迎合西方的审美趣味，这是非洲作家普遍采用的国际化写作策略。诺奖得主古尔纳在小说《赞美宁静》里惟妙惟肖地讽刺了这种情况。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英国的非洲人，他有一套取悦白人岳父的办法，那就是满足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者的心态。岳父相信，离开了欧洲人，非洲人肯定把非洲搞得一团糟，于是主人公就开始瞎编乱造这类岳父想听的故事。
我们并不否认利杜杜马林加尼和穆隆戈是严肃的优秀的作家，但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继续写作“人民文艺”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里，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权利的保护、多元身份的认同严重摧毁了这个社会的集体主义思想。作家虽然生活在民众中，但很难为他们而写作。法农最担心的精英和大众分离的现象不但早已成为事实，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如下两个方向上。
第一，南方知识分子寻求本真的、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本土文化和文学样式，以对抗西方。在非洲，这种运动最著名的例子是三位尼日利亚学者写的《走向去殖民化的非洲文学》。他们提出，“非洲文学是一个自主的实体，与其他所有文学形式分离且独立。它拥有自己的传统、模式和规范。它的受众群体与其他欧洲或其他文学的受众群体分离且根本不同。它的历史和文化要求对其施加的关注和限制也完全不同，有时甚至与欧洲的完全相反”。
在文艺理论上，也要确立非洲标准：“首先声明非洲文学的独特和自主地位，无论其如何定义，都与其他文学形式有所区别，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的意思是，在评判非洲文学时，必须应用真正自主的标准。”然而，这种真正自主的标准在哪里呢？只能从非洲传统口头文学中寻找，这类的批评和法农的思想相比，显得异常保守，它拒绝承认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这等于否定过去几十年非洲作家确立的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其结果是更加迎合西方读者对于非洲文学的想象。
第二，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等人提出的“作家无法代表底层民众发声”。斯皮瓦克考虑的问题不是没有意义，她指出了在宏大历史叙事（资本、西方中心主义、男权）中，南方的声音丧失了自我言说的机制而只能被言说的可悲命运。但这些后殖民理论家是群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并不认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结合以及重新激发人民文艺的活力是可以改变也是唯一改变“底层不能发声”的方法。
正是这些理论家们将古尔纳的小说经典化。他的小说塑造了异化的非洲主人公新形象：作为移民，他无法融入英国文化之中，然而回到桑给巴尔故乡，他同样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人民和现实的斗争。古尔纳开创了全球化时代后殖民地文学写作的新的模式。
然而，如果南方作家若想赢回南方的读者，他们首先需要创作出属于人民的文艺，同时，南方的人民文艺也需要新的政治运动和文艺体制来保证它的传播。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余下全文编者按：什么是当下全球南方文学的一般状况和普遍的历史生产条件？“全球南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对传统的“世界文学”概念构成什么样的挑战？它又与昔日“第三世界文学”有着何种承继关系？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日益变得重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被视作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在这个宏大的世界历史观中，中国文学研究者也有责任对全球南方文学的生成、性质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必要的说明。
本文以“非洲文学”作为观察“全球南方文学”的一个透视点，并尝试提出初步的“时势”判断：当下从南方生产出来的文学依然需要来自北方的命名，南方作家彼此缺乏了解和共同语言，以及南方读者不阅读南方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南方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北方的文化霸权。南方国家的文化资本市场并没有足够力量改变现状，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文学”中的大众文艺运动或许是激活南方文学的真正历史力量。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5年春季刊，“全球南方的文化难题及其未来”专题，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蒋晖】
一、非洲文学研究中的时势判断
国内的非洲文学研究目前还偏重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产生非洲文学的历史条件有所忽视。
这里所谓的历史条件包括非洲文学的现代起源、生产机制（指作家的生产、作品的出版和发行、文学经典化等），非洲文学在非洲读者中的被接受情况，非洲文学的反思意识（指文学理论和批评），非洲文学在世界文学及第三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等。后面的这些问题常常被看作文学的外部研究领域的问题，因此被“内部研究”主导的研究方法所忽视。这样的忽视必然带来一个后果，即中国读者只能对非洲文学略知一二，却难以在碎片化的知识中窥见非洲文学的历史全貌。
事实上，在非洲文学研究中，如果缺乏一个从外部观照的视角，任何具体的文本细读、作家研究都不会走得很远。我们承认，读者对于非洲文学的认识来自几部他/她所热爱的作品，而非洲文学研究的价值最终体现在确立一套由少数作品组成的非洲文学经典，依靠这个经典谱系来完成对非洲文学历史的整体评价和把握。问题是，形成这样的经典系列只能依靠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两者缺一不可。
今日的中国非洲文学研究者缺乏的不是对某一部作品细节的感知，而是这份感知背后可以依托的厚重的历史意识。我们的研究者已经具备分析文本细节的能力，但是许多这类研究的做法很像自然科学，被研究的对象总是孤立和静止地处于历史地平线之外，而与其生成环境缺少关联。这样的研究缺少的是问题意识，研究者并未仔细思考如下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非洲文学？为什么要研究这部作品？我们想提出什么问题？那么，什么是问题意识呢？问题意识就是研究者看到一部作品背后隐藏的整体社会历史关系时所产生的研究目的和阐释意图。它超越内部研究的局限性，使得作品的解读向着其生成的历史敞开。
举例而言，目前国内发表的研究J.M.库切（J. M. Coetzee）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 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的论文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中国学者在问题意识和所阐发的作品意义方面没有独立想法，几乎全部承袭西方的观念，采取完全的拿来主义态度，而我们所做的就是贡献一些局部的细读，以证明西方对库切和古尔纳的理解和阐释是正确的。
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这些研究中，核心的阐释观念是“开放”“多元”“流动”“全球性”“身份”等。我们的学者并没有对这套西方用来阐释移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的基本模式提出任何批评，而是以此为立论之本。比如，我们可以见到研究古尔纳的这么一段话：“‘家’所蕴意的地方感、熟悉感和群体认同遍布世界各地，‘故乡’不再是固定的地理坐标，而是抽象的符号，赋予身份以流动性和全球性。古尔纳意在传达，地方与世界早已不是单纯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是彼此构建，它们共同塑造了兼具地方和全球的新的后现代身份范式。”这种叙述在库切和古尔纳研究中是包打天下的立论套路。
学人姚峰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对非洲文学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问题殖民”的看法。他说：“‘问题殖民’使中国非洲文学研究难以挣脱西方设定的研究视域和知识框架，沦为以非洲为‘假想物’的西学翻版，难以独立开掘重要的研究议题，导致中国学人主体性的弱化。”我完全同意姚峰的观点，尤其赞同他的“西方生产的非洲文学理论再历史化”的倡议。他指出：
如此学术训练和生产更造成第三世界学人丧失了处理具体文学经验或者将文学研究从抽象理论中解放出来并重新语境化的意识和能力。有必要提醒学界的是，这些表现为抽象话语的后殖民理论是在生机勃勃的历史事件和思想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在此意义上，所谓抽象理论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未必抽象，而是学术思想与历史演进互动博弈的产物，也是西方学界对于历史危机做出积极回应和鲜明问题意识的产物。进而论之，抽象性未必是后殖民理论本身所预设的内生属性，而往往是第三世界学人受特定的历史政治潮流裹挟而赋予甚至强加给这些西来理论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理论在“旅行”中发生的“变形”，而是由作为接收方的第三世界知识主体的“误读”或理论惰性而来。
去除“问题殖民”的桎梏、卸掉理论惰性，在非洲文学研究中形成我们自己的洞见并非容易之事业，也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路就是将非洲文学作为全球南方文学中的一个构成整体加以理解，在这个整体中，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应该构成重要的参照。然而，中国文学的经验并不是唯一的参照，也不是最终的参照，因为它也需要通过理解其他南方文学的经验以更好地理解自身。南方文学中的每个个体价值不应该只呈现于它和西方文学的关系之中，而要呈现于它与南方文学的整体关系之中。这或许就是姚峰建议的再历史化的一个方向，也唯有如此，才能产生南方文学自己的问题意识，摆脱西方对我们的说教。
一切有意义的文学研究都始于对所研究的文学场域做出的时势判断。“时势”这个概念是汪晖在研究“20世纪的概念”时提出的。在他看来，人文历史中的时间概念与物理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人的历史中，有意义的时间并不总是指向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状态，而是指向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可能性状态，它是未完成的、开放的，是将要来临的生活的时间标记。这种时间因此只存在于人的历史行动之中，它首先体现为一种历史意识，进而体现为在此意识指导下的行动所创造的一系列现实。而汪晖所谓的历史意识就是行动者对于自己所处的时势的研判，这是规划将采取的行动的基础：
正由于此，20世纪的概念并不只是一个分期概念或时间刻度，而是历史行动者对于当下时势的把握、对于行动根据的判断，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都在这种剧烈的历史意识的变迁中重新组合。如果世纪概念标志着一种霸权性的普遍时间概念的诞生，历史行动者用世纪作为界标的努力也同时表现为对于推动这一时间概念普遍化的霸权力量的抵抗。世纪这一西方时间概念是在时势这一传统范畴内获得其内涵的：世纪的霸权力量究竟是什么？是船坚炮利？是政治制度？是文化形态？是生产方式？是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这一连串的追问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战略。因此，在其诞生的时刻，世纪概念对当下性的关注和非目的论的性质区别于通常的时间概念。
在汪晖看来，真正的历史意识来自时势判断。借用这个见解，我们认为，若在非洲文学领域产生自主的问题意识，要依靠对非洲文学的状况做出时势的判断。对某种文学做出时势的判断就是判断这种文学的性质、它发生和演变的历史、与其他文学之间构成的权力关系以及这种系在未来的变化趋势。非洲文学是一种后殖民文学，还是一种南方文学？
这是时势判断中的根本问题，它涉及对非洲文学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形成的复杂历史关系以及此关系未来发展趋势之理解。今日的非洲文学在作家的生产、文学语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非洲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非洲文学研究的机制等方面都依然受到前殖民国家的资本和意识形态的把控，在此意义上，它只能算是后殖民文学；除了非洲文学，其他南方地区的文学也处于西方的文化帝国秩序之中，南方并没有一种文化机制来与之抗衡。
在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南方文学世界的兴起？南方各个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否将更加紧密？南方自己的文学市场会不会出现？南方文学界是否能发展出一套符合南方社会历史特点的艺术审美标准？这些问题正在等待中国和南方其他国家的文学研究者们去思考，我们思考的结果和付诸的行动关乎南方文学的未来。南方文学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出现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形成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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