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向红:上合组织未来发展,需要对内外、大小、左右、前后四大关系作出回答
8月31日至9月1日在天津举行的上合峰会,是该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也是中国第五次主办上合组织峰会。峰会期间,20多个国家领导人聚首海河之滨,总结上合组织成功经验,推动上合组织朝着构建更加紧密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迈进。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上合组织如何夯实“上海精神”,在维护地区安全、深化务实合作上展现新作为?在8月27日举办的第二期“今日欧亚”云端讲座上,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曾向红,通过考察上合组织在欧亚大陆本身、欧亚大陆的国际组织生态以及更宏观的国际体系,提出上合组织需要面对的“四对关系”:内外关系、大小关系、左右关系、前后关系,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建议。
【文/曾向红,整理/东方军事 唐晓甫】
今年上合峰会再次回到中国举办,这也是继2001年6月上海峰会、2006年上海峰会、2012年北京峰会、2018年青岛峰会后,第五次在中国国内举办上合组织峰会。现在上合组织成员已增至十国,所以下一次轮到中国主办大约还需十来年。从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高层对此次峰会表现出了高度重视,各方反馈也十分积极。
今年的上合峰会是我们全年最重要的元首外交和主场外交活动之一,也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我们期待把它办成一届友好、团结、成果丰硕的峰会。根据已公布议程,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将主持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和“上合组织+”会议,并分别在上述两场会议上发表主旨讲话。据悉,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将在演讲中阐述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六个新”:
首先,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将阐述中方对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回应人民期待的新思考新主张,这关系到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将宣布中方支持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合作的新举措新行动,这涉及中国在上合组织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最后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将提出上合组织建设性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方法新路径,这关系到上合在全球治理中的具体举措与行动。
新时代领导人和彭丽媛为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
所以这“六个新”将是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从各个角度看,我们现在很重视上合峰会。通常而言,本次上合峰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举措应已在前期外长层面等高层磋商中基本规划完毕,所以此次会议的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形成决策。我们可以通过上合峰会的会议结果预判上合组织未来的主张及具体行动。
今年天津峰会将会有十个正式成员国,两个观察员国、十四个对话伙伴国的国家领导人出席。同时,例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有意加入上合组织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此前表达过加入上合组织的意愿,而土耳其同时还是北约成员国。所以这一问题对上合组织而言颇为棘手,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回应。
土耳其总统将出席今年峰会,接下来上合组织会和土耳其方面有哪些互动、能否形成某些共识,值得重点关注。整体而言,各成员国领导人的到场,至少在仪式层面充分体现了本届上合峰会的高规格与高层次,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峰会的国际影响力与团结氛围,可以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基于对上合组织的研究,我希望谈谈上合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几组关系。
去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在区域国别学中运用“焦点-场域法”来观察上合组织:以上合组织为“焦点”,考察其所处的“场域”。通过考察上合组织在欧亚大陆本身、欧亚大陆的国际组织生态以及更宏观的国际体系中的情况,提出上合组织需要面对的“四对关系”:内外关系、大小关系、左右关系、前后关系。
内外关系指的是上合组织如何处理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其内部的矛盾分歧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是内部关系,上合组织自2001年起至今已成立24年,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声音。之前西方就有人将上合组织视为“清谈馆”,甚至有研究者判断其可能因“无所作为”而被迫解散。
确实,上合组织曾遭遇危机。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入侵阿富汗,极大改变了国际和地区局势,当时就有不少预测认为上合组织将因此难有作为。又如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族群冲突,时任临时总统奥通巴耶娃曾呼吁上合组织介入以稳定国内局势,但上合组织并未采取有效行动。所以毋庸讳言,上合组织确实曾经面临过挑战与困境。
然而,上合组织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展现出较强的团结性与凝聚力。以辩证的眼光看:一方面,上合组织在行动能力与内部团结方面曾受挑战;另一方面,二十余年过去,上合组织不但生存下来了,其国际影响力还在稳步扩大,几轮扩员即是明证:2017年印度、巴基斯坦加入,随后伊朗加入,2024年白俄罗斯加入。我们可以感受到,尽管内部仍有真实存在的困难,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在持续提升。
当然,各国可能在决策上有不同意见,对上合组织也是一个挑战。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在5月份发生了冲突,但两国元首都将出席本届上合峰会,在会期内是否会有互动、互动如何体现、上合组织能否有效协调成员国间矛盾,都是体现上合组织凝聚力的重要观察点。
长期以来,我们都强调上合组织发展以中亚为核心区。但是如今随着上合组织扩员,上合组织已经不再止步于中亚。例如伊朗的加入将上合组织的版图拓展至中东和西亚,白俄罗斯的加入则使其影响力延伸至东欧。
这些地区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上合组织应如何回应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本次峰会可能会触及这类议题,会后各位学者也可以关注其具体回应。
简而言之,内部建设与内部关系的处理,直接关系到上合组织的前景:处理得当,上合组织方能行稳致远;处理不当,上合组织的行动能力、团结度与凝聚力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所以如何处理内部关系就是上合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与此同时,上合组织的对外关系同样需要审慎把握。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就长期面临外界质疑。上合组织一直把中亚作为核心区,而中亚又是域外大国积极参与与介入的地区,长期以来,上合组织不可避免地承受域外大国的压力。
典型如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和同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安集延事件。同年7月,上合组织召开峰会并发表《阿斯塔纳宣言》,强调在成员国境内不允许存在域外驻军;如确有驻军,须有效维护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此举影响深远,也被一些西方舆论当作上合组织“反西方”的证据。但上合组织明确表示:其为开放性国际组织,不针对第三方。客观而言,因上合组织主要活动场域在欧亚地区,在处理中亚事务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大国出现利益分歧。如何正面应对域外压力,是上合组织发展中的一道必答题。
再者,美国介入中亚后对中亚国家施加了较大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凸显了上合组织维护成员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必要性,并为上合组织提供了治理抓手。
考虑到中国影响力已经外溢到更广阔的“大周边”,并波及整个亚欧大陆;以及上合组织成员也都是亚欧大陆国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上合组织是否需要继续扩员、扩员方向何在、候选成员国有哪些?这些问题均需谨慎处理,一旦处理不当,上合组织凝聚力可能下降。
内外问题不仅关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安全压力”与“大国压力”,也涉及上合组织的区域定位与功能定位。鉴于亚欧大陆地理跨度极广,未来扩员方向也可能成为今年上合峰会讨论的议题之一。
第二个关系是“大小关系”。这主要涉及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观察员国与对话伙伴国之间在国家实力上的强弱差异。大小关系的平衡不是上合组织独有的难题,几乎所有国际组织都需要处理“大国—小国关系”。回顾上合组织发展史可以看到,上合组织任何重大决定基本都以成员国一致同意为前提。
伊朗直到2023年才加入上合
例如,伊朗早已提出加入上合组织申请,但其申请一度因与塔吉克斯坦关系欠佳而遭后者反对。在这一问题上,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也必须尊重塔吉克斯坦的意愿。从这个角度看,小国在上合组织中的决策权与影响力与大国相当。
但在现实层面,国家实力确有高下之分。以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例,持续性与规模和国家实力高度相关。就上合组织内部而言,中小国家普遍期待中国、俄罗斯在安全、经济、社会等领域提供公共产品,这也是一种相对自然的功能分工。与此同时,印度、伊朗这些国家有一定的大国诉求。所以在议程设置与重大议题处理中兼顾这些大国诉求,是上合组织必须关注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也会影响上合组织的团结与行动力。
从小国的角度看,以中亚国家为例,我们常用“新大国博弈”这一术语来描述地区内外大国的竞争格局。在这种叙事中,小国容易被视为“大国争夺下的棋子”。但回顾中亚国家三十余年的国家建构与外交历程,可以看到其高度的能动性。
上合组织奉行“全体一致”的决策方式,也决定了小国可以通过抱团投票的方式,直接影响上合组织议程。所以在上合组织中,小国即便实力相对较弱,依旧可以选择对大国有所期待;或者使用它们的投票权改变议程。
所以如何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处理好大小矛盾,确保小国在参与上合组织的过程中切实受益、从而持续支持上合组织发展,也是上合组织必须把握的关键。
随着上合组织扩员,另一些问题是,如何在结构与实践上继续把中亚作为上合组织的“核心区”?在议程设置与重大合作项目上如何照顾其利益,如何体现中亚作为“核心区”理念?若上合组织功能范围进一步外扩,是否会削弱对中亚地位的重视?这些都是中亚国家特别在意,也是我们观察上合组织发展过程中必须留意的要点。
第三个关系就是“左右关系”,这个问题实质上关乎上合组织的功能定位。从学术角度看,欧亚地区的国际组织分布存在显著的“机制拥堵和制度冗余”。简单来说,该地区国际组织过多,致使定位模糊。比如在安全领域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经济领域有欧亚经济联盟;在文化社会领域有突厥语国家组织。此外还有中亚“C5+1”机制,其中C5指中亚五国,“+1”为某一大国或国际组织,如欧盟。这些都反映了主导国家的意志与政策导向。
我军参与和平使命军演 中国空军网
多重组织叠床架屋,这考验着相关组织者如何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促使成员国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事务,并形成更高的制度认同。从研究视角上,我们需要厘清的是: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与比较优势、主导国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上的意图,各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度,以及提升制度认同的路径。
就驱动模式而言,上合组织曾是“两轮驱动”(安全+经济),在经济领域,我国提出过“上合自由贸易区”“上合开发银行”等倡议,对此尤为重视,但其他成员国态度未必同等积极。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述两项再次被提及,峰会是否会作出积极回应并推动其落实、取得实质性进展,值得关注。安全领域历来是上合组织的比较优势:上合组织早期即为解决边界问题、增强中国与中亚邻国的互信而创设。
此后,上合组织增设了“人文交流”和“对外交往”,形成“四轮驱动”的模式。如今,上合组织已成为综合性国际组织。综合性国际组织有其好处,但上合组织如何在专门安全组织(如集安组织)与专门经济组织(如欧亚经济联盟)并存的格局下,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仍有待进一步回答。
这部分讨论的是上合组织的功能发挥及未来合作重点。以中国参与中亚事务为例,既有“C5+1”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也有上合组织,以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倡议。如何统筹处理这些机制与倡议之间的关系,如何深入挖掘不同机制、倡议和组织的潜力,实现分工协作与协同发力,是学术界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中国在参与中亚事务过程中也形成了多元机制布局,这也是一个“左右关系”的议题,不仅关乎欧亚地区本身,也关系到中国整体的欧亚外交布局。相关问题需要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持续研究并妥善解决。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余下全文最后一个方面是“前后关系”,即回顾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每开一次峰会,都应鉴往知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上合组织在发展中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留下了需要反思的教训。
在2018年青岛峰会上,总书记明确指出,上合组织实现了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探索出了区域合作的新模式。至于这个“区域合作模式”是什么?其特征在哪里?与欧盟、东盟相比有何异同?这些都是学术界应重点回答的问题。
过去学术界在研究区域一体化时往往以东盟、欧盟为样板,提出类似“东盟方式/东盟模式”或者“欧盟方式/欧盟模式”之类的术语对其特点进行总结。2018年至今也已七年,现在我们也可以针对上合组织的区域一体化模式,结合二十余年发展历程加以提炼总结,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可操作、可达成共识的学术概念——例如“上合方式/上合模式”,并系统阐释其内涵与欧盟、东盟的异同,这一议题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回顾历史、面向未来,我们可以认为,上合组织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也与其坚持不干预成员国内政、持续推进文明互鉴工作、依托中国经济实力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并提供公共产品等做法密切相关。若上合组织照搬欧盟式的“超国家治理”路径,对成员国进行硬约束,反而可能陷入新的困境。
在欧盟的压力下,去年12月,罗马尼亚最高院宣布第一轮总统选无效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上合组织在发展中遭遇过挫折,也与上合组织规范有一定关系。由于奉行“全体一致”投票,只要有一成员国不同意,部分重大议题便难以通过。对此,学术界也讨论过上合组织是否需要调整决策模式,但这样的修改在短期内操作难度很大。
在学术层面,学者们可以建议针对不同议题采用不同决策方式,还可以持续研究各类决策模式的特点,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何种模式更契合上合组织的治理需要。至于相关建议是否能落实到机制调整和具体治理实践,我认为上合组织的改革在未形成广泛共识前不必贸然推进。
外部因素及域外大国的介入与压力,在历史上与上合组织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确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比如“9·11”事件后,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直接影响了成员国参与上合组织的热情;这与上合组织偏“软约束”的特性也有密切关系。
在诸多议题上,上合组织原则上采取不干预立场。这一立场在成员国需要援助时,可能削弱其对上合组织的信心。但若修改“不干预”原则,又可能对成员国内政造成影响。有学者提出上合组织可否采取“建设性介入/建设性干预”的立场。这一立场可作为学术议题加以讨论;然而从行动层面看,该立场利弊并存。如何权衡、是否需要改变,值得研究,但最终这个立场是否会被采用,仍是政治决断,而非单纯学术问题。
从实践角度,可以看到“上合自由贸易区”“上合开发银行”等倡议的推进,与中国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上合组织中的整体实力密切相关。这也导致部分成员国一方面希望获得中国支持,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心存忌惮。这类心理相对普遍。如何化解难题,事关国际交往与中国整体外交布局,是上合组织发展中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从“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四个方面对上合组织的发展作的简要回顾。
最后我想做一个简短的结语,要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更好地发展,必须在全面回顾其历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方能对症下药、提升行动效率。就个人观点而言,上合组织的比较优势在安全领域;在经济层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C5+1”等机制,推进中国与上合组织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所以安全合作更像是上合组织的“生命线”,无论上合组织如何演变,都必须把安全合作的功能发挥好。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还可在学术层面展开若干议题。例如,上合组织是否构成一种独特的地区合作模式?若是,其特点为何?与其他地区合作模式之间有何异同?
另外,我们还可以研究,上合组织的主要发展动力来自何处?当前关于上合组织的政策研究不少,但“学理化”研究仍有待加强。与东盟、欧盟研究相比,上合组织相关学理性成果与其在我国外交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尚不相称。
我们还可进一步将上合组织置于国际组织研究的视野之下,兼顾其独特性与普遍性。当然,我认为,对上合组织来说,更重要的是研究其普遍性,不要把上合组织“特殊化”,毕竟它终究只是众多国际组织之一。
上合组织在我国外交中重要性极高
同时,还需探讨上合组织在何种方面实现了理论层面的创新。关于上合组织在实践层面的研究已相对丰富,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在理论层面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视野,提升学理深度,并更有效地推进“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学理化工作。
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但整体带有较强的规范性取向——普遍强调其“好”“应当如此”。这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学界对于“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不应仅止于价值宣示。
“共同体”在社会学、哲学等领域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现在我们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学界应该由此进一步追问:我们提出的一系列“命运共同体”概念之间究竟彼此如何关联?具体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概念,它究竟是愿景,还是一个目标?若是目标,应经历哪些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如何实现?这一系列问题亟待解答。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参考或借鉴亚历山大·温特于2003年在《欧洲国际关系杂志》发布的一篇文章《世界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在文中,他将国际秩序的演进刻画为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集体安全-世界国家”的递进过程。他认为,实现“世界国家”的动力既来自自上而下建设秩序的需求,又来自自下而上的“为承认而斗争”的需求。
无论如何,温特至少将“世界国家”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学理命题提出并进行研究,这个案例对我国学术研究的启示在于:若将“命运共同体”视为一个目标,我们应明确其阶段划分与动力机制,并将之作为学理命题展开系统研究。所以我特别期待更多年轻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取得切实的学理化成果。
以上为简要汇报,时间与水平所限,难免粗略,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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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上合组织如何夯实“上海精神”,在维护地区安全、深化务实合作上展现新作为?在8月27日举办的第二期“今日欧亚”云端讲座上,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曾向红,通过考察上合组织在欧亚大陆本身、欧亚大陆的国际组织生态以及更宏观的国际体系,提出上合组织需要面对的“四对关系”:内外关系、大小关系、左右关系、前后关系,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建议。
【文/曾向红,整理/东方军事 唐晓甫】
今年上合峰会再次回到中国举办,这也是继2001年6月上海峰会、2006年上海峰会、2012年北京峰会、2018年青岛峰会后,第五次在中国国内举办上合组织峰会。现在上合组织成员已增至十国,所以下一次轮到中国主办大约还需十来年。从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高层对此次峰会表现出了高度重视,各方反馈也十分积极。
今年的上合峰会是我们全年最重要的元首外交和主场外交活动之一,也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我们期待把它办成一届友好、团结、成果丰硕的峰会。根据已公布议程,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将主持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和“上合组织+”会议,并分别在上述两场会议上发表主旨讲话。据悉,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将在演讲中阐述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六个新”:
首先,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将阐述中方对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回应人民期待的新思考新主张,这关系到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将宣布中方支持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合作的新举措新行动,这涉及中国在上合组织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最后新时代领导人主席将提出上合组织建设性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方法新路径,这关系到上合在全球治理中的具体举措与行动。
新时代领导人和彭丽媛为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
所以这“六个新”将是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从各个角度看,我们现在很重视上合峰会。通常而言,本次上合峰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举措应已在前期外长层面等高层磋商中基本规划完毕,所以此次会议的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形成决策。我们可以通过上合峰会的会议结果预判上合组织未来的主张及具体行动。
今年天津峰会将会有十个正式成员国,两个观察员国、十四个对话伙伴国的国家领导人出席。同时,例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有意加入上合组织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此前表达过加入上合组织的意愿,而土耳其同时还是北约成员国。所以这一问题对上合组织而言颇为棘手,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回应。
土耳其总统将出席今年峰会,接下来上合组织会和土耳其方面有哪些互动、能否形成某些共识,值得重点关注。整体而言,各成员国领导人的到场,至少在仪式层面充分体现了本届上合峰会的高规格与高层次,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峰会的国际影响力与团结氛围,可以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基于对上合组织的研究,我希望谈谈上合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的几组关系。
去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在区域国别学中运用“焦点-场域法”来观察上合组织:以上合组织为“焦点”,考察其所处的“场域”。通过考察上合组织在欧亚大陆本身、欧亚大陆的国际组织生态以及更宏观的国际体系中的情况,提出上合组织需要面对的“四对关系”:内外关系、大小关系、左右关系、前后关系。
内外关系指的是上合组织如何处理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其内部的矛盾分歧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是内部关系,上合组织自2001年起至今已成立24年,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声音。之前西方就有人将上合组织视为“清谈馆”,甚至有研究者判断其可能因“无所作为”而被迫解散。
确实,上合组织曾遭遇危机。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入侵阿富汗,极大改变了国际和地区局势,当时就有不少预测认为上合组织将因此难有作为。又如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族群冲突,时任临时总统奥通巴耶娃曾呼吁上合组织介入以稳定国内局势,但上合组织并未采取有效行动。所以毋庸讳言,上合组织确实曾经面临过挑战与困境。
然而,上合组织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展现出较强的团结性与凝聚力。以辩证的眼光看:一方面,上合组织在行动能力与内部团结方面曾受挑战;另一方面,二十余年过去,上合组织不但生存下来了,其国际影响力还在稳步扩大,几轮扩员即是明证:2017年印度、巴基斯坦加入,随后伊朗加入,2024年白俄罗斯加入。我们可以感受到,尽管内部仍有真实存在的困难,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在持续提升。
当然,各国可能在决策上有不同意见,对上合组织也是一个挑战。比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在5月份发生了冲突,但两国元首都将出席本届上合峰会,在会期内是否会有互动、互动如何体现、上合组织能否有效协调成员国间矛盾,都是体现上合组织凝聚力的重要观察点。
长期以来,我们都强调上合组织发展以中亚为核心区。但是如今随着上合组织扩员,上合组织已经不再止步于中亚。例如伊朗的加入将上合组织的版图拓展至中东和西亚,白俄罗斯的加入则使其影响力延伸至东欧。
这些地区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上合组织应如何回应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本次峰会可能会触及这类议题,会后各位学者也可以关注其具体回应。
简而言之,内部建设与内部关系的处理,直接关系到上合组织的前景:处理得当,上合组织方能行稳致远;处理不当,上合组织的行动能力、团结度与凝聚力都会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所以如何处理内部关系就是上合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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