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考：房价上涨是否对城镇女性劳动供给有影响？

引言

经济学思考：房价上涨是否对城镇女性劳动供给有影响？总的来说，有学者提出的持久性收入与生命周期假说，在保证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前提下，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与一生的财富，个人会因家庭财富和收入的变动，通过储蓄等行为跨期优化配置并影响居民对消费行为的选择。

一、房价对城镇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有学者基于劳动经济学理论，将个体劳动决策引入持久性收入—生命周期假说研究框架之内，将人们对“闲暇”的偏好视同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劳动则被看作“闲暇”的对立面，论述了当个体面临家庭财富的变动时，会改变对劳动与“闲暇”选择。通常来讲，个体对消费和“闲暇”的需求与资产和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房产作为大多数家庭财富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房价的波动导致家庭收益率的变动也会对居民劳动供给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房价上涨使得资产与收入增加，进而扩大了居民对“闲暇”的需求，使得其更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由于中国的农村宅基地房屋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流通，使得农村住房流动性较差，价格基本不存在波动，因此，对房价波动与劳动供给关系的研究应重点聚焦于城镇家庭。

第一，对于城镇居民而言，由于无房产家庭没有房产财富，所以无论是房价的上涨还是房东房产的升值，均不会对无房产家庭产生作用。此外，家庭成员的性别差异会使其劳动选择及对财富变动的敏感性具有较大的差异。首先，从社会和家庭层面来看，女性作为天然的生育主体，需要时间和精力生育后代。

第二，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秉承“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模式，男性被要求更多地从事社会性劳动，而女性则需要更多地背负家庭照料责任，且这一分工模式也被认为符合家庭劳动比较优势理论所提出的效用最大化目标。

第三，由于女性长期处于社会和家庭的“规训”之下，当面临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决策时，女性自身往往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社会劳动，选择回归家庭。

因此，相较于男性劳动选择的低弹性而言，女性的劳动行为对房价的波动会更为敏感，也因此更容易受到家庭资产溢价的影响。综上所述，对于有房家庭来说，当面对房价上涨时，女性会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对于无房产家庭来说，房价的上涨不会直接影响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总量，使得女性劳动不受房产价格波动的影响。

二、房价对城镇女性劳动供给的“财富效应”

劳动供给理论指出，家庭财富总量会影响个体就业。“财富效应”是指资产价格上涨，会使家庭持有的该资产价值增加，影响家庭财富总量以及财富相对水平并进一步改变个体行为决策。房产通过“财富效应”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财富效应和间接财富效应。直接财富效应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家庭资产结构不会产生较大的波动，而资产价格的变化却是频繁的。资产价格的变动，尤其是未被预料到的价格波动，会通过改变居民资产收益率，作用于家庭总财富从而影响家庭成员的劳动行为。通常来讲，家庭资产收益率上升带来的财富水平增加，会导致家庭成员倾向于选择更多的“闲暇”。

第二，房产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当房产作为投资品时，房屋的预期价值被称为“影子财富”，“影子财富”与实际房产价值的差额就是“财富幻觉”。

虽然只有将财富变现，才能得到实际上的财富，但人们往往根据名义货币额的增加而提高消费支出，此时，基于持久性收入-生命周期理论，为实现效用最大化，家庭成员会对“闲暇”这种特殊的消费品产生更大的偏好，进而倾向于减少劳动供给。间接财富效应机制则主要通过放松信贷约束这一渠道对劳动供给产生影响。

住房是一种良好的抵押物。当房价上涨时，住房资产的抵押价值会进一步增加，此时，家庭可以利用增值的房产增加外部融资，也更有可能利用债务杠杆获得收益。综上，房产将通过财富效应对有房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但目前对房产“财富效应”影响劳动供给的机制尚存争议，本文将试图厘清财富效应对劳动的影响机制究竟是出于直接财富效应还是间接财富效应。

三、家庭住房负债是否会挤出“财富效应”

从拥有房产的部分家庭的角度来看，住房不仅为他们带来资产，往往也伴随着房屋借贷款。债务与通货紧缩理论认为，对于私人部门而言，过高的杠杆会将导致个人或家庭面临“去杠杆”的压力，进而抑制消费。因此，家庭也会因为偿还贷款和购入房产而挤出消费。拓展至劳动领域，家庭房产负债的增加在加重居民还贷负担的同时，也会抑制女性对“闲暇”的消费，进而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

总体来说，房价上涨对于劳动供给影响的传导机制，不是通过单一途径而是多种渠道的共同作用。因此，不能简单认为住房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本文将分离出家庭住房负债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并进一步度量还款压力对“财富效应”的挤出效应，力求得出更为完备的结论。国内对房产价格、传导机制以及劳动供给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还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从研究内容上看，我国关于女性劳动供给的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入手，关注生育、配偶收入、家庭结构、儿童看护、老年照料、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相较于以上因素，将房价变动、房产财富纳入对女性劳动供给的研究并不算丰富，且大多数文献只从劳动参与广度，即劳动参与率这一个维度来进行分析。本文将劳动参与深度，即工作时长纳入研究，进一步丰富劳动参与内涵。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房价对劳动的影响，还是从家庭资产层面的研究，会出现看似矛盾的结果，这是由于房产对居民劳动供给存在多传导机制，各效应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房价上涨可能会通过“财富效应”抑制女性劳动，也可能因为负债的存在和生活成本的增加挤出“财富效应”。

因此，不能简单认为住房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本文将分离出家庭住房负债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并进一步度量还款压力对“财富效应”的挤出效应，得出更为完备的结论。

以往的研究在理论上没有对“财富效应”和“资产效应”进行全面的区分，这导致了对效应研究结论的混淆。本文试图在验证“财富效应”存在性的基础之上，利用CHFS数据，构建女性家庭信贷约束指标，进一步区分是直接财富效应还是由信贷约束放松机制所致的间接财富效应在对女性劳动力市场退出发挥作用。

从数据和方法来看，近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以家庭微观数据为主，但由于微观面板数据在获取与处理上均存在一定难度，以往的部分研究基于截面数据对房产财富进行探讨，但同一时点的房产价值量差异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资产效应”而非“财富效应”，这导致对财富效应的结果估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此外，一些研究在数据处理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人为破坏样本的完整性，导致其研结论难以推广。

因此有必要利用两期以上面板数据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修正，以此有效识别因资产价值变动所导致的“财富效应”。本文使用CHFS二〇一三-二〇一九年数据，更新并扩大样本的同时，使用更为细致与合理的数据处理逻辑，使结论更具普遍性与可推广性。与此同时本文利用Probit和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引入工具变量法，以解决可能存在的，由不能被观测到的因素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