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互联网金融高发展水平是否能有效提升家庭的投资效率？

引言

浙江省互联网金融高发展水平是否能有效提升家庭的投资效率？总的来说，利用浙江省互联网金融指数与浙江省家庭投资夏普比率的计算结果，本文进行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与家庭投资效率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中间机制检验。

一、研究假设

根据文献梳理与浙江省互联网金融指数、家庭投资夏普比率的计算与测定，考虑到大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因低成本、高效率、高透明度优势促进家庭资产配置优化，且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现实情况下家庭投资效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期浙江省家庭投资夏普比率亦对应增长，合理推测两者间存在正向相关性。

二、样本及数据来源

选取CHFS二〇一三、CHFS二〇一五、CHFS二〇一七、CHFS二〇一九数据库中涉及到的所处地理位置为浙江省的1348、2180、2251、1411个家庭作为研究样本。家庭投资金融资产种类、市值及人口统计学特征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二〇一三、二〇一五、二〇一七、二〇一九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

依据结果数据显示，所选样本家庭夏普比率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的均值为0.0696，标准差为0.1646。浙江省家庭投资夏普比率整体水平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的标准差较大，即各家庭间配置金融资产的效率偏差较大即发展步调不一致。

核心解释变量的受访家庭互联网金融指数的均值为0.6843，标准差为0.2312，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高，现有水平处在高位，且发展速度较快。模型控制变量中：户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赋值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分别为59.2862、3.1858和14.9118、1.6563，样本的平均年龄较为适中、文化程度均值为初中，所覆盖范围较广利于研究展开，有助于增加研究结论可信度。

受访家庭的户主中男性、已婚、非农村户口以及有工作的占比较高，健康状况自我评价基本是一般与较好之间，浙江省医疗保险覆盖率高，因此居民健康医疗水平较一般偏高。控制变量的均值基本较为中性，标准差的数值较大即所选样本异质度充足，各人口统计学特征控制变量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假设且满足所选模型要求，利于提高实证模型与所得结论稳定性。

基于上文基准回归中控制变量相关数据，为进一步研究不同家庭人口特征下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性特进行异质性分析，本部分主要设计研究城乡家庭、有无医保保障家庭、不同年龄家庭、有无工作家庭、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家庭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

关于互联网金融指数影响家庭投资夏普比率的差异性问题。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与家庭投资效率间关系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农村家庭的边际效应系数为0.767远高于城镇家庭的0.354。该数据表明，农村家庭中互联网金融促进家庭投资效率提升效果相较于城镇家庭更为明显。

可解释的理由是浙江省城镇作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互联网金融作为提高投资品类丰富度、便捷程度、收益率的一种方式已经在较高值达到饱和，继续提升家庭投资效率已现疲软之态。浙江省农村地区原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低位，相较于中西部农村地区，东部地区互联网覆盖率更高，其发展前景更为明朗。

虽前文研究发现农村家庭投资夏普比率均值在早期普遍低于城镇家庭，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大幅提升农村家庭互联网金融素养，有助于投资者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互联网金融对农村家庭投资效率提升作用在边际效应研究框架下更为明显。不论家庭有无医保保障，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均对家庭投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有医保家庭的互联网金融指数边际效应系数较大，互联网金融对家庭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有医保保障的家庭更为显著。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在有医保保障的前提下，家庭使用预防性货币保证无法预知医疗支出的需求大幅下降，将会有更多闲置资金投入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中。

同时高水平医疗保障也可有效提升家庭风险容忍度，加大投资高收益金融产品的比重，提高家庭整体货币收益率。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促使电子医疗保险产品例如“相互宝”作为医疗体系的有力补充，反向促进提高家庭医疗保障水平，从而形成医疗保障与投资效率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本文参考尹志超等学者在研究微观家庭金融年龄差异时使用的分组标准，将户主年龄以60岁为区分边界：该值及以上划分为老年人；该值以下划分为中青年人。无论家庭户主处于何种年龄分组，互联网金融高发展水平均能有效促进家庭投资效率提升，但中青年家庭的互联网金融指数的边际效应系数比老年家庭高。

基于社会现实状况，中青年家庭的互联网使用程度、熟练度与老年家庭相比较高，并受新时代金融理财方式熏陶更愿意接受互联网金融作为新投资媒介，有更强的愿意投入资金在风险更高、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性金融风险资产上。互联网金融指数与家庭投资夏普比率间关系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无工作家庭的边际效应系数为0.510高于有工作家庭的0.353。

即互联网金融指数提升1个单位，无工作家庭的夏普比率显著上升0.510个单位。无工作家庭因有充足时间进行金融投资，且相较于有工作家庭更渴望在金融市场获利以补贴家用，偏向于追求有高收益潜力的非传统理财产品，此举充分体现互联网金融以新渠道、新产品的方式在家庭投资领域的强力促进作用。

在基准回归部分，已经确定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投资金融资产的夏普比率越高。进一步研究学历差异中高等教育在互联网金融影响家庭投资效率层面的异质性，将大专或高职及以上学历确定为受过高等教育，中专或职高及以下学历确定为未受过高等教育，无论是否接受国高等教育，互联网金融指数均对家庭投资夏普比率产生正向影响。

而未接受国高等教育的家庭边际效应系数为1%水平上的0.463相较于接受过高等教育家庭更为明显。基于此结果，合理推断互联网理财产品有效降低投资门槛与金融素养要求，使得低学历家庭较容易获得高收益产品投资，而高学历家庭并不满足于互联网投资方式或有其他需要较高准入门槛与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类。

导致选择互联网金融理财方式的比例较低学历家庭有所降低，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家庭投资效率的边际提升效应相对较少。除上文所述控制变量外，考虑在异质性分析中引入家庭特征中较为重要的变量——收入水平，因CHFS各年数据库中均不存在总收入类数据，拟替换成每年工资收入。

由于该变量数据在前文所选样本中存在大量缺失值，为提升模型稳定性，对每年工资收入为“0”的样本进行剔除，参与本次检验的总样本数有所下降，然而依旧满足实证需要。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末公布的公开数据，浙江省在岗职工平均年化工资于二〇一三、二〇一五、二〇一七、二〇一九年度分别为57310、67707、82642、101996元。

依据样本在对应年份实际工资收入与平均工资的数值对比，高于当年平均工资标准的家庭定义为高收入家庭，低于年平均工资标准的家庭定义为低收入家庭。两组分类家庭均符合1%水平下互联网金融指数对家庭投资夏普比率的边际效应系数显著为正，但低收入家庭该效应的边际系数较大。

高收入家庭可能受限于部分互联网支付方式限额，其大量理财性质资金无法全部投资于互联网理财产品，或是逐利更高风险、高门槛大额投入类项目，使得互联网金融产生的投资边际效益下降。而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家庭在互联网低门槛理财产品上获得收益远高于未进行投资的家庭，有概率发生边际效应系数比高收入家庭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