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考:地区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到出口贸易技术?
引言
经济学思考:地区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到出口贸易技术?总的来说,一个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其经济发展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高技术产品年出口总额该指标未进行细分产业的统计,故本文将高技术产品作为一个整体,不分产业讨论,直接利用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进行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量,所以无需再进行产业层面的加权平均。数据均来自于EPS数据库。
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比较与分析
二〇〇四年的全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为23402,至二〇一八年,全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已增长至68137,提升近3倍,整体有较大的增幅。二〇一五年-二〇一六年间,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增速一度达到最低约3%,这或许与国内产业升级的压力和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密切相关。

总体上意味着,尽管伴随内外情势的压力导致增速动荡,但我国出口结构中的高附加值产品逐渐增加,高技术产业出口已经从简单的贸易量的增加过渡到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从我国区域分布来看,选择二〇〇四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一四年、二〇一八年的部分省域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结果。纵向来看,所选省域的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都出现了大幅提升。
广东、江苏、上海、河南、重庆、陕西、四川等地在高技术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值和增速上都名列前茅。二〇〇四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最高的是广东省,其次是江苏、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这表明我国东部沿海省域在改革开放后因为地理等自然优势积累了大量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物质禀赋。

包括资金、政策、技术、人才等层面,使其拥有中西部地区无法比肩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经过发展,二〇一八年广东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仍排名最高,东部沿海城市也依旧处于领先地区;与此同时,重庆、四川、陕西三个省域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省域整体位次提升较大,中部地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赶超。原因是:
一是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积极探索,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国际货运班列、空中和网上丝绸之路等多种渠道的开拓机遇,加快“走出去”步伐,提升对外贸易的技术升级,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以及整个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东西双向开放的局面形成。

二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投资布局重心逐渐从内陆转向了沿海,现在又有从沿海转向内陆的趋势。
川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等中西部省域,已成为承接部分东部和国外工业和技术转移的重要区域,技术、人力资源形成外溢效应,对促进当地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横向来看,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利用所测得的地域范围,绘出二〇一八年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区域分布情况,发现我国总体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东高中追西低”的态势。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保持较高,鲁豫陕、川渝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出现了赶超,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相对保持较低。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发现,在国际经济情势动荡,国际贸易竞争不断加剧以及国际出口壁垒日益加重的背景下,我国高技术产业对外贸易仍然在保量的基础上实现提质,高技术含量产品在出口结构中不断增加,保障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持续增长,提升我国全球出口价值链的地位。
但在我国中部地区经济由高速发展到平稳运行的过程中,如何保证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增速维持稳定增长是一个需要值得探索的问题。另外,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区域性,东部整体偏强,部分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快速追赶,但大部分西部省域整体较弱。需要持续推进东中西部协调可持续发展,改变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本文主要围绕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展开论述。首先是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态势进行分析,从生产经营、R&D活动方面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进行概述,得出我国高技术产业生产态势强劲、业务收入增速快,生产经营状态良好的结论。

同时,再从高技术产业出口规模、高技术产业出口行业结构和出口主体三个方面对其出口现状进行描述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规模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高技术产业出口结构依赖电子产业,出口结构有待优化;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主体多为外资企业。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知,我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出口市场上的价值链地位仍有待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增加R&D投入、扩大本土资本在高技术产业的投资等方式来逐步提升并巩固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在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现状有初步了解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关注高技术产业出口的技术层面。

因此,研究选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含量进行定量分析,为下文进行实证分析奠定基础。由测量结果可知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逐年增长但增长速度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呈现波动趋势。同时,地区之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存在差异,一线城市领跑,中西部地区近年来表现亮眼。在控制变量方面:
一是R&D强度、对外贸易环境、金融创新都会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量和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促进作用,与预期结果一致,其中作用最强的是金融创新,原因可能在于银行的中长期贷款规模越大,代表银行的信用约束越宽松,企业的融资成本就越低,也就会有更强的意愿进行创新。

二是外商直接投资、设备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抑制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质和量的增长,与预期结果不一致,且FDI的结果不显著,这与冯正强和于佳慧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FDI对高技术产业带来的竞争效果大于了技术的外溢,使部分地区的溢出效应还未显现。而设备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呈现抑制作用,
第一是由于我国各省域设备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在时间趋势上是呈下降趋势的;
第二可能是由于用设备、工器具的使用效果具有滞后性和时效性,设备的更新换代成本和学习成本较大。

三是产业规模扩大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量起抑制作用,但却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这可能是由于地区与时间异质性导致,且高技术产业布局也在逐步向中西部转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