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全球贸易利益分配在国家水平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差距？

引言

为何说全球贸易利益分配在国家水平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差距？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中外学者对于经济全球化发端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时期少有争议，此时初级版本的全球政治经济初露端倪，同初生的现代国际体系、现代商业经济和思想相互碰撞，以至到了18世纪后期便可以成为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重要背景。

到了19世纪中叶，世界贸易额大幅增加，在跨国银行的带动下，资本与商品相对自由地进行跨国流通，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业化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基本达到了全国总产出的12%左右，且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

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交通领域的发明创造宣告一个紧密相连、无法分离的世界的到来，各类信息媒介的蓬勃发展，让人们在主观上越来越觉得世界在迅速缩小。从19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0年被看作是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流行期，英国依靠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建立起“日不落帝国”。

因运输、通信、政府限制以及生命财产风险带来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资本在全球激流，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融合。进入21世纪，市场已延伸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庞大的跨国企业、强力的国际经济机构以及大型的地区贸易体系一起构成了21世纪的全球经济秩序。

全球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张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表现最为明显同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感触最深的便是跨国贸易变得日益频繁，从1800年开始直至20世纪中期，世界贸易额都处于缓慢增长阶段，但自20世纪的7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额的规模开始加速增长，2014年的全球贸易额已达到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40余倍。与此同时，全球GDP的增长情况则明显低于这个速度。

国家间贸易壁垒不断被打破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跨国贸易一直是各参与方关注的焦点话题，早期重商主义者片面强调攫取金银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对于一国富强的重要作用，对于进口设置严格的限制，这一时期的贸易壁垒主要以关税的形式施行。

但随着全球贸易规模与广度的不断扩张，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等主张自由贸易的贸易理论开始涌现，贸易自由化的思潮打破了贸易壁垒四树的局面，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前，贸易自由化一直是世界的主流。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各国纷纷效仿，全球贸易规模也跌入了历史低位，但随着美国从大萧条中走出来，该法案很快便被废除，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轮遍及全球的关税消减行动实施，20世纪五十年代，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成立，全球的贸易壁垒逐步被打破。

除了商品贸易之外，伴随着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一些新的针对服务贸易的政策壁垒也开始出现，因为很多服务市场内普遍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多数针对服务的监管目的并非是限制贸易而是追求公共政策的目标，所以这类壁垒的核心在于监管而非征收关税。

这就使得服务贸易面临的政策壁垒相对要更加复杂，但大多数经济体仍尽力进行改革，开放自身的服务市场，除了WTO协议以外，很多服务贸易领域的改革都是通过各方政府自发完成的，最终在1995年推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为服务企业的经营规则奠定了基础进而营造出一个可预测的透明经营市场环境，其他的区域贸易协定也让各经济体在降低服务贸易壁垒上展开了广泛的合作。

全球价值链趋于成熟与稳固

与以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最大的不同是，本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全球价值链（GVC）显露头角，所谓的GVC即是指传统的产品生产过程不再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被分割分布到不同国家，企业专注于特定的生产环节而不再负责整个产品的生产。

因为全球价值链条上的企业都高度的专业化，因此需要相互合作，从而推动所属国家参与进来，最终将经济全球化推向新的高度。

据《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1970年GVC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不及40%，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达到了近50%的水平，尤其是在1990年代后的发展最为迅速，这主要归功于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贸易壁垒的降低促进了跨国公司将制造业延伸至国外。

GVC的兴起推动了1990年代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差距缩小：欠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并开始追赶发达国家，贫困状况大幅改善。

这主要是因为生产过程在全球分散，使得企业有可能在不同地区寻找效率最优的情况，原材料在世界各地穿梭，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又提供了大量优质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促进生产最优化的同时，自身的生产率与收入都有所提高。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GVC的本质是跨国企业将自身的生产体系进行纵向分离从而实现国际产业转移，在这个框架之下，链条中每一阶段的产品与服务价值创造同该链条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密不可分。

处于链条中不同层级的国家与地区所获取的价值增值与分配也是不同的，发达国家通常占据着一条生产链条上附加值率较高的上下游阶段，而落后与发展中国家虽然通过参与此框架能够引进外部资金与先进技术进而实现初步的工业化，但所从事的生产工序多集中在中游。

此种生产关系从长期来看有被“锁定”的风险。虽然有着这种风险，但若放弃参与GVC的机会，又有遭遇被边缘化的危机。

跨国公司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

当今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经济生活理念、方式和空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各国经济、社会联系和竞争日益普遍化，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一方面，跨国公司所实行的全球经营理念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企业的竞争情况是整个产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的微观基础，其在世界各地设置生产地域销售网络，建立起全球研发体系，推进了东道国在各方面的进步，充当了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先头部队”；其次，跨国公司经营中进行的跨国兼并、收购和投资是实现经济全球化提速的有效手段。

跨国公司的兼并、收购业务推动了国际生产的扩张，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生产的格局，强化了相关产业与产品的关联，加快了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而对外投资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资金，其溢出效应还激发了各类正外部性的产生，这种正向效应进一步扩大了投资的规模，极大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将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后，跨国公司所引致的国际贸易为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就其经济实力而言，跨国公司已经超过了很多民族国家，掌控了世界绝大多数的投资资金、技术与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如果我们将企业也作为一个国家来看待的话，一些跨国企业已超过了很多主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全球70%左右的技术转移是在跨国公司之间完成的，已成为推动技术溢出的重要载体。

资本的收益水平高于劳动收益

以GVC为标志的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GVC的收益并没有在国家间或是国家内部平均分配，由于参与GVC生产体系的企业往往比非贸易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更高，生产流程中的劳动密集度较低，因此GVC的成熟发展意味着资本收益占据主导，劳动收益的相对降低。

这种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表现得更加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之前大都是以第一产业作为支柱，贸易自由化能够激发发展中国家所蕴含的劳动力丰裕这一比较优势并进而发掘出工业发展的潜力。

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进入二三产业，相关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提高，进而带来产业重心的转移，并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中出现落差，结果往往是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进步大行其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商直接投资也会逐渐由传统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房地产行业倾斜，收入分配格局更偏向于资本方，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

结语

总的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全球贸易利益分配在国家水平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差距，发达国家与一些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总体的社会福利获得了改善，而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的社会福利并未发生显著改善，甚至表现出恶化的趋势。而在个体层面上，各国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即都出现收入差距愈发加大的趋势。